论党章制定权

党的二十大提出要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在整个党内法规体系中党章居于基石地位,其制定权问题是党内法规制定权的核心议题,是党内法规学研究的基础。从性质上来说,党章制定权作为一种创设最高党内法规规范的权力,是党内权力产生和运行的根本准则。从党章制定权的行使层面上看,党章制定权行使的主体、程序及界限都有其自身特点,其主体应为全体党员而非部分党员,行使的程序应被纳入法治化轨道予以原则性规制。作为一种党内权力,它理应受到宪法、党章自身规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限制。此外,要厘清党章制定权与制宪权的关系,借鉴制宪权理论剖释党章制定权,以发展完善党内法规制定权的理论体系。

省级党委制定党内法规的主体权限及其规范

以省级立法权作为参照,具体分析省级党委制定党内法规的主体权限,既是贯彻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相衔接的重要体现,也是探索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重要路径。区别于省级立法权来源于法律赋予,省级党委制定党内法规的权力来源于党中央授予,但省级党委在中央授权范围内制定党内法规的审批主体权限不清、事项范围模糊,以及省级党委联合政府制定党内法规的主体权限及其备案审查程序还不清晰。鉴于此,省级党委有必要修订省级党内法规制定细则,主动对接中央授权事项,细化规定省级党委制定和审批党内法规的主体权限,建立立规联席工作机制,加强评估制度建设,确保省级党委立规权力规范运行。

执政党执政方式的宪政化

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需要把执政党的执政方式纳入到宪政的轨道,惟其如此方能真正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时代呼唤宪政,我们理应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不断推进执政党执政方式的宪政化。

论习近平的宪法与法治思想

法治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成果和标志,深刻地影响着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坚持并发展了以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宪法观,他关于宪法与法治问题的系列重要论述,强调了宪法法律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明确了宪法法律在治国、治党与规范权力运行方面的总体思路,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提供了新的思想来源与理论支撑,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中央工作机关党内法规制定权研究

中央工作机关党内法规制定权在整个党内法规制定体制中居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中央工作机关党内法规制定权规范设计包含制定主体、制定权限、制定权的监督三个方面。中央工作机关党内法规制定权存在主体范围不清、权限模糊、监督效果不佳等问题。应通过准确界定中央工作机关党内法规制定主体范围、厘清中央工作机关党内法规制定权限、健全中央工作机关党内法规制定权监督机制等途径,不断健全中央工作机关党内法规制定权规范体系,保证其规范行使。

一九九零年苏联修改宪法的行为评析

一九九零年苏联修宪的实质是废除共产党的领导权,将苏联的权力中心从苏共中央书记处转移到总统及其领导下的总统委员会、联邦委员会。这次修宪是苏共的自取灭亡,其结果是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

宪政国情与我国宪法监督模式的选择

宪法监督模式的选择必须符合我国国情,这是宪法监督发挥作用的前提。我国宪政国情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政治理念上,强调议行合一;制度层面上,人大制度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制度;实践层面上,执政党是实际的国家权力中心。特有国情使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面临是否承认分权、人大是否受监督、执政党行为是否受制约等困惑。特有国情决定了我国宪法监督制度实质是保障各级各类国家机关贯彻执行执政党的方针政策,而关键是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人行为应受合宪审查。我国应建立执政党成员占主导地位的、中央与省两级分别设立的宪法监督委员会。这种宪法监督模式有利于实现对执政党组织的监督,有利于树立人大权威,有利于实现政党与国家关系的法律化。

论孙中山关于政治文明建设的思想

论述了孙中山关于建设政治文明的思想,指出了孙中山关于政治文明建设思想的意义: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政治发展,为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提供了深刻的教训。

新时代党内法规的宪法思考

在我国,党内法规在规范党的权力的过程中具有推进法治的制度作用,因此党内法规与宪法法律的关系就成为一个亟需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目前学界对党内法规的认识争议较大,这些观点疏离宪法且无法合理解释现实。从宪法来看,党内法规必须遵守宪法法律,同时还具有落实宪法法律的作用。党内法规是在规范党的权力中产生和发展的,在新时代,党内法规侧重规范党的执政权,是处在宪法法律框架下的“执政法规”。

循宪法指引理顺法官管理规则体系

目前我国在位阶上居于法律层次的法官管理规则过于简略,于是各级法院本身成了法官管理规则的主要制定主体。各级法院制定法官管理规则都没有宪法和法律上的依据。由于各级法院制定的法官管理规则游离于法定监督之外,运行中的法官管理体系呈现各种混乱现象。我国应循宪法的规定或精神理顺法官管理规则体系,其基本要求是: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以制定或修改法律的形式形成法官管理所需的法律位阶的规范体系;如有必要,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也可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就法官管理的改革事项制定试行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就我国《法官法》等法官管理法律所规定的事项制定实施细则;中国法官协会应当制定法官职业道德规范;地方各级法院不适合制定任何形式的法官管理规则。

从宪制运作的角度分析美国内战的发生

美国南北经济基础的差异决定了内战不可避免是学界主流的观点。长久以来,从美国宪制运作的角度来分析内战的发生被人忽视,事实上,制度性原因的探寻亦具相当意义。19世纪上半期,美国政治体制上出现了诸如权力配置方面的挑战,同时奴隶制议题处于美国宪政转型的中心,而立法、司法和行政各个分支在19世纪上半期的表现都应对内战的爆发有一定检讨之处。

孙中山民权主义的宪政考量

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包含着某些宪政因素,但与宪政的要求相去甚远。19世纪末叶的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主要任务不是从事国家建设,而是驱逐外国势力和推翻封建帝制,为建立新国家扫清障碍,由此决定了主要服务于当前革命运动的民权主义不可能遵循宪政的逻辑。不过民权主义中关于未来中国政治制度的目标设定,仍具有相当的宪政意义。

我国权力结构宪政改革的可行性探究

我国现行权力结构的主要特征是党的权力与国家权力的一体化,而且党处于权力体系的核心,党的权力行使范围没有宪法意义上的明确界定和限制。这种权力结构和权力行使方式影响了国家权力机关政治职能的有效行使,尤其是弱化了人大的立法和监督功能。宪政改革的思路是在维持党的执政地位和政府强大有力的前提下,对党的权力行使范围进行宪法意义上的限制,适当强化全国人大的宪法地位,并运用人大的立法功能对党的权力进行制约。

全面从严治党视阈下加强中国共产党党章执行力建设

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党章的执行在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党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加强党章执行力建设是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保证。通过学习、遵守、贯彻、维护党章,增强党员崇尚党章、严格执行自觉性,凝聚全党的意志和力量,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论1946年政协会议决议案中的宪政模式——与孙中山五权宪法模式比较研究

中间党派在 1 946年 1月政协会议决议案中设计的宪政模式 ,是该党派在中国宪政史上为中国设计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宪政模式 ,曾对中国民主宪政的走向产生了很大影响 ,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有关这一宪政模式的研究 ,目前学术界仍停留于具体现象的分析上 ,缺乏深入探讨。从政治学角度出发 ,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 ,将中间党派在政协会议决议案中设计的宪政模式与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模式进行系统比较 ,从而说明中间党派所设计的这一宪政模式是对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模式做了某些形式上的保留后 ,引进了西方代议制政体模式 ,即假孙中山五权宪法之名 。

抓住“关键少数”的宪法学思考

从提出抓住"关键少数"的背景出发,探讨了抓住"关键少数"所反映的公民和国家的关系,议会和政府的关系等基本的宪法问题,分析了需要处理的党规与国法关系,执政党与宪法关系等,即执政党要在宪法的范围内依法执政,要在宪法的范围内治党管党。提出了以宪法为指引,完善党内法规和现行法律的初步设想。认为这些设想是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选择,是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的关键举措。

健全省级党内法规制定权制度研究

省级党内法规制定权是最低层级的党内法规制定权,在党内法规制定体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从实践来看,省级党内法规制定权还存在制定主体范围不清及其权限划分不明、"再授权"、制定程序不健全、监督乏力等问题。为此,我们应通过厘清省级党内法规制定主体范围及其权限划分、防范和禁止省级党内法规制定主体"再授权"、健全省级党内法规制定程序、完善省级党内法规制定权监督机制等途径,健全省级党内法规制定权制度,规范省级党内法规制定权行使。

也谈宪法对政党的监督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其在宪政建设中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实施宪法才是宪政的实质内容。当谈到宪法实施的问题时,宪法监督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广义上的宪法监督对象是很广泛的,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政党。要想早日步入宪政国家的行列,必须加强对政党特别是对执政党的监督。文章深入分析了政党运行的内在规律以及政党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指出了我国政党制度存在的缺陷,并提出了完善建议。

当前中国政策体制的检视与展望

公共政策是政府公共产出的核心环节,也是实现社会治理的主要工具之一,其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良序社会的形成。一项公共政策的善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成此项政策的政策体制,当前中国二元结构下的政策体制在多元力量关系的张力之下已力不从心,构建多元参与的公共政策体制已成时代之需、治国之急。构建新型公共政策体制的首要任务是要建构起一套动态博弈而非静态统摄的公共话语表达机制,因此,政府要增加我国民间社会资本的存量,增强公民的自组织程度,允许更多的社会力量自由、平等的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来,规范和引导公民的合法参与行为,建立起自由、畅通的公共话语表达机制和政策平台,使公共声音能够顺利的进入体制内部。

执政党与法律

对“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科学论断的萌生、孕育、形成过程予以简要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