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社会化初论

当代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现实,决定了刑法必须对社会变迁以及犯罪情势的变化作出及时的回应。刑法社会化就是以社会转型为背景,对传统刑法体系与理论的一种反思性理论。观念上,刑法社会化意味着以"国家权力"为核心构建起来的刑法体系将被动摇;实践上,刑法社会化意味着刑法运作体制将从封闭的国家一元体制逐步转型为包括国家、社会、个人在内的开放性的多元体制。传统的刑法工具主义和封闭的刑法体系是制约刑法社会化的根本问题。因此,需要大力推进刑法社会化的进程,构建适时的反应机制、共生的治罪模式以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互济的合作模式。

论社会中介组织的新一类经济法主体地位

非法学学科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研究成果交集指向其社会性和中介性,它构成了经济法上社会中介组织的理论基础。法学视野中的社会中介组织处于社会公共经济管理关系中时,民法和行政法无法调整该社会关系。社会中介组织的本质与经济法的宗旨、性质、价值本位等高度契合,其因此具有了新一类经济法主体的唯一身份。经济法主体视角下的社会中介组织理论有利于解决专利权滥用、消费者隐私权保护、公益诉讼、市场经济信用体系的构建等难题。

社会转型期的城中村社会经济功能

城中村是城乡二元土地管理制度、人口管理制度、行政管理制度等二元社会结构长期实行的典型反映,虽然长期以来因环境脏乱、治安严峻、文化贫乏等备受社会诟病,但不可否认城中村在支撑我国快速而粗放的城市化进程,以及缓解由此带来的诸多物质性匮乏和社会结构性矛盾方面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行政调解:内涵界定、法理基础和应然价值

相比于实践中行政调解的火热开展,行政调解在理论研究层面仍显不足。从各省市发布的有关行政调解规范性文件来看,各地对行政调解内涵仍不统一。理论上,由于受传统"行政权不可处分"原理之束缚,多数学者认为行政调解在我国不具有理论基础,且对行政调解这种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在法理层面的特有应然价值探讨甚少。本文主要从理论层面对行政调解的内涵、法理基础、应然价值进行反思和探讨,以弥补行政调解理论研究的不足。

群众公权观:创新社会管理的思想基础

本文以社会管理"公仆路线"和"社群路线"的分析为视角,提出社会管理的思想原则:贯彻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以"权为民所赋、责为民利谋"的群众公权观的思想创新为基础,通过对社会管理预算与服务"博弈矩阵"的分析,阐释了党委在社会管理两对基本矛盾关系中,"统领天理,协调人欲"的地位和作用。

数字经济与公众参与治霾行为:影响机理及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是增进现代城市经济发展效益和社会治理效率的有效方式。以解析数字经济系统与公众参与治霾行为的内涵为基础,借鉴SOR模型和行为动机理论,构建数字经济系统三要素及个体动机对公众参与治霾行为影响的理论研究框架,并以山东省济南市为研究区域,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数字经济对公众参与治霾行为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据对公众的公共参与行为和私人参与行为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新媒体对公共参与行为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网络环境对公共参与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个体动机在数据对公共参与行为和私人参与行为的影响中均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个体动机在新媒体对公共参与行为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通过数字赋能产业升级和生态治理,有利于推动城市管理和绿色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

“大西柏坡”软实力提升的网络环境建设对策

当前网络舆情疏导和治理已成为"大西柏坡"软实力建设内含的重要工作,既为"大西柏坡"软实力的建设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网络赋予了民众更多的发言权、知情权和监督权,使政府管理处于一种由传播技术促成的新的"被围观"的社会结构中。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处置网络热点舆情,就会刺激民众提升维权行动的悲情烈度,使抗争性网络文化蔓延,丑化政府形象,消解政府权威。因此,政府应切实转变治理理念,制定网络事件应对预案,提高舆情工作人员业务水平,推进现实社会管理创新。

温州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管理创新——康奈集团建立“情感交流站”的实践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社会管理创新是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温州市90%以上的企业为非公有制企业,如何管理好数量庞大的外来务工人员,促进企业和谐发展是温州市社会管理面临的新挑战。文章介绍了温州康奈集团建立"情感交流站"的社会管理创新做法和经验,以期为其他非公有制企业提供思考和有益借鉴。

管理层权力、公益性捐赠与营运资本管理效率

基于公益性捐赠这一社会责任视角,以2009—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在管理层权力这一剩余控制权影响下公益性捐赠对营运资本管理效率的作用。研究发现:公益性捐赠能促进营运资本管理效率的提升,而管理层权力会削弱这种效率提升效应;公益性捐赠对营运资本管理效率的提升作用并无产权性质差异,而管理层权力削弱公益性捐赠对营运资本管理效率的提升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对于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公益性捐赠对营运资本管理效率的提升效应更显著,且更容易受到管理层权力削弱作用的影响;企业参与公益性捐赠和积极履行更高层次的社会责任对其营运资本管理效率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可以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对管理层权力形成有效的监督与约束,能更好地促进营运资本管理效率的提升。

创新机制 深化改革 加快推进林业综合改革试验示范区建设

山东省新泰市着力在开展集体林地"三权分离"上求突破,探索推行"大户承包引领、招商引资助推、合作协会促动、特色果品拉动、一三产业互动"五种造林模式,总结推广"建设集体林场、兴办民营林场、实行社企联、发展林下经济、培育植龙头企业"五种经营管理方式,吸引社会资本7亿元入驻林业,建立民营林场56家,培育林业专业合作社381家,培育龙头企业17家等。通过建立登记管理信息平台,搭建林权流转交易平台,开展政策性保险工作,化解林业生产风险,开展网络销售和技术服务,着力在建立健全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上求突破。创新实行"网络管理,职业化护林"的公益林管护模式,全市选聘516名公益林护林员,实现多年森林火灾零发生,私采滥伐下降30%的好成绩。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交通经济效益评价研究

交通运输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一直占据着先导性和战略性地位,为科学认识交通运输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可从经济、社会、环境三方面构建评价指标,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近年来的交通经济效益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我国交通经济效益在2015—2018年之间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且规模经济因素对效益分值的影响度最高。

公共资源交易管理部门权力清单制度评析——以安徽省为例

权力清单是中国政府推进简政放权的产物,目前已经渗透到公共部门管理的各个方面。在公共资源交易管理领域权力清单的推行有效改善了该领域混乱无序的状态,但是权力清单由于受到自身的局限以及外部因素的限制其运行还需要进一步规范,尤其在增强自身合法性、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和加强与其他组织协同合作等方面要投入更多的精力与时间。

《治安管理处罚法》体现的立法原则

《治安管理处罚法》所体现的立法原则和精神,既突出强调了保护公民合法权利,又注重加强社会治安管理,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与加强社会治安管理相平衡的原则;它既扩张了警察权力,又对警察权的运行作了严格规范,控制了警察权,体现了保障警察有效履行职责与规范警察权力行使相统一的原则;它还体现了实体和程序并重,针对性与前瞻性相结合的原则。《治安管理处罚法》宽严相济,刚柔并举,归根到底要求公安机关及人民警察要"执法为民"。

犯罪治理主体多元化的现状与展望

在社会变革背景下,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传统关系发生改变,日益复杂多变的犯罪新态势使传统政府治理范式在总体上已经难以适应社会的需要。实践中,多元主体已经在我国犯罪治理过程中缓慢兴起,以社区矫正、治安承包、警民协作等为代表的多种治理样态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但是,非国家正式力量参与犯罪治理在现实与理论上存在局限,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共同努力来推进其科学发展。

关于构建公安边防软实力的思考

目前边境地区存在的现实问题要求公安边防部队在注重硬实力建设的基础上，要重视软实力的构建，将工作的重心放在预防与提前化解社会矛盾上，以有效维护边境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试图从公安边防软实力的概念、构建软实力的原因、措施以及公安边防软实力的客观效果等方面来思考公安边防软实力的构建，以期对新时期公安边防工作有所裨益。

国家对农村集体经济监管的法律责任

农村集体经济与国家权力在社会主义框架之内的法律关系决定了国家必须承担对农村集体经济的监管责任。首先,农村集体经济的公共性决定其需要国家监管;其次,社会主义对国家权力的要求也决定了国家应当对农村集体经济进行监管以推动农民在社会主义集体中的社会化与组织化。国家对农村集体经济监管受到社会主义理论及国家公权力行使这两大因素的深刻影响。国家对农村集体经济的法律监管制度存在缺陷,加之农村集体经济政策导向偏重于农民富裕而较少关注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导致国家对农村集体经济监管相对虚化。完善国家对农村集体经济的监管体系应包括监管方式、监管内容以及以相应的法律责任追究等。需要完善包括宪法在内的相关法律制度,从而形成以国家作为“总监管人”的完善监管法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