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宾州中文树库观察三个汉语语法问题

树库是一种记录每个句子句法分析结果的标注语料库。文章介绍的是美国宾州大学构建的中文树库(CTB)。描写句子的谓词-论元结构是CTB标注的一个重要目标。因此,它在句法标注中刻意强调的是以下三个抽象的语法关系:中心语-补足语关系、中心语-附加语关系和并列关系。在CTB中每个短语节点所支配的括号对或子树只表示上述的一种语法关系。此外,CTB在语法体系上也有很多特点,文章仅选取补足语、汉语的标句词"的(DEC)"以及遵循语杠理论的词性标注准则等三个汉语语法问题来进行讨论。如果我们同意句子的谓词-论元结构描写是树库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那么上述三个问题不仅同这个目标紧密关联,而且将影响到基于树库的自动词性标注和句法分析系统的性能及其后续应用的结果。

从语法史角度看“一元动词带宾句”现象

"一元动词带宾句"是现代汉语中一种特殊句式,从历史来源看,其中的非宾格动词或直接由及物动词的用法引申而来,或来源于述补结构上字的脱落,后来非宾格动词类推扩展到非作格动词。这类句子的NP1是话题,和其后的述题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而领属句或隐现句的区分不过是小句话题选择的结果。

苗语的述补结构——兼与汉语对比

述补结构在苗语中的发展大体上分为三个层次。苗语中存在具有补语特征的名词,这种现象与量词发展程度的高低有关。苗语中存在差比句补语,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是苗语的SVO型和前置词型特征比汉语典型。苗语中存在丰富的状词补语,且趋向于丰富、细腻。

口语中普遍而又特殊的补语类型——感受程度补语

感受程度补语是口语中非常普遍而又特殊的一种语法现象。本文对这一补语类型进行了界定，并从句法、语义及语用三个平面分析了它的特点，试图以此引起人们关注口语常用句式的语法问题。

论黔东苗语谓词性形后名结构

论文就黔东苗语"谓词性形后名"的结构类型诸论所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认为该结构中的"形"与"名"之间既不是述宾说中的支配关系,也不是谓主说中的陈述说明关系,从该结构的句法语义特征及其类型学特征来看,二者应当是补充说明关系,将该结构分析为中补结构更符合苗语语法现实。

惯用语的语法结构刍议

惯用语的语法结构特点是散体性,但也有一定的结构形式和规律。本文简述了几种主要的惯用语语法结构类型,并分析了其内部结构形式和基本结构关系。

毛南语、汉语述补结构比较研究

在结构形式上,毛南语和汉语述补结构都存在粘着型和分析型,毛南语不如汉语分析型发展充分。毛南语述补结构与汉语的共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共时层面的结构类型和意义上的共同特征;历时层面的状词补语和古代汉语又有某些极其相似的共性特征。毛南语的句法化程度很高,量词的句法地位得到了提升,量词发展程度较高,体词的句法功能得到扩展,这是体词补语存在的根本原因。毛南语量词型语言特征较为突出,而汉语的量词型语言特征则不典型,这是语言类型上的差异。

拟象性理论与含时量补语的两种句型

语言符号具有拟象性。汉语时量补语在谓宾结构中的位置形式有"V+O+时量补语(+了)"和"V(+了)+时量补语+O"两种,这是由于谓宾结构所表示的动作的性质有两种,一种是瞬时性动作,一种是持续性动作。性质为持续性动作的谓宾结构中若加入时量补语,其结构为"V(+了)+时量补语+O",即时量处在谓语动词和宾语之间,拟象于时量处在动作开始点和动作结束点之间;性质为瞬时性动作的谓宾结构中若加入时量补语,其结构形式为"V+O+时量补语(+了)",即时量处在整个谓宾之后,拟象于时量处在动作发生后。这两种结构形式的语法特点也有同有异。

上海方言的组合式谓补结构

上海方言中有"得"、"来"、"得来"三个补语标记。从语法形式上看,它们构成的补语是组合式的;从语义上看,它们可构成能否补语、情态补语、程度补语。这三个补语标记是多功能的,它们构成的补语在形式上和语义上也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考察上海方言中带能否补语、情态补语和程度补语的谓补结构,探讨"得"、"来"、"得来"三个补语标记的异同及其组合式谓补结构在上海方言中的使用,并从方言的句法扩散、历史来源与层次、语言接触等方面进行解释。

述补结构的分类及其潜在语义预设初探

现代汉语描述"动作"概念结构,除了使用动词外,主要借助状语和补语。补语可描述其时间、地点、方向、数量和结果五个要素;相应地,补语和述补结构也有五大类(九小类)。每类述补结构一般都具有触发潜在语义预设的功能,并且都有其特定的句法、语义(认知)、语用方面的制约机制。研究述补结构的预设触发功能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和应用价值。

复杂给字句的句法分析

复杂给字句属于连谓结构,可分析作述补结构,即以第一个谓词为核心,第二个谓词的投射作它的补足语。第一个谓词受达成范畴与致使范畴的扩展。致使范畴可语音实现为“把”,可得到把字句。达成范畴选择第一个谓词的受事或工具等参与者充当役事,选择目的参与者充当结果,役事作第二个谓词的零形式论元的控制语。复杂给字句呈现论元共享现象与动作一目的义。“给”是目的范畴,可隐现,可跟主动词融合。前者表明“给”是内嵌句中高于TP的功能范畴,后者表明整个内嵌句必须充当第一个谓词的补足语。

动补结构研究概述

从动补结构的历史回顾、成果以及未来研究方向预测三个方面,对动补结构近一个世纪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概述,并指出,在深度、广度和实用性方面,动补结构的研究仍然具有很广阔的发展空间。

哈尼语和汉语述补结构比较研究

述补结构是哈尼语的重要句法结构之一,哈尼语述补结构具有能产性强、语法化高、存在反响型补语和无标记性的特点。从结构上可以把哈尼语述补结构分为粘合式和组合式两种。本文从共时角度对哈尼语和汉语述补结构进行比较和分析,进而揭示其述补结构的共性和差异。

纳西语述补结构的类型学分析

纳西语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的一种语言。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分析,纳西语的述补结构语义类别丰富,有紧接型和插入型两种语法形式;述补结构具有较强的分析性特征;补语的语法化具有多层次性。另外,述补结构的发展受语言类型属性的制约。纳西语的述补结构比景颇语发达,但不及汉语发达,其发展程度与彝语大致相同。

构式化理论视域下述补结构“V得C”的来源考察

现代汉语中,常见的述补结构可分为两种:粘合式述补结构和组合式述补结构。其中,组合式述补结构“V得C”源于古汉语中动词与“得”相结合形成的“V得O”结构。“V得O”结构形成之后经历了一系列构式演变。从与获得义动词结合到与非获得义动词结合,从开放其宾语位置纳入带有补充作用的体词性成分再到纳入动词、主谓短语、形容词等谓词性成分,“V得O”结构最终得以构式化为述补结构“V得C”,其演变机制背后有着复杂的演变动因,包括语义背景、句法环境以及“V得C”结构与致使图式的错配。从构式化角度,我们仍然可以认为,述补结构“V得C”萌芽于南北朝时期,在唐代正式产生。

现代汉语可逆存现句探析

可逆存现句是指主语和宾语在彼此交换语法结构位置后其基本语义能够保持不变的存现句,可用NP1+VP+NP2=NP2+VP+NP1表示。根据可逆存现句的述语特点,可将其分成“V着”类、动补结构类、“进/来”类三种。其中“V+着”类的述语为动词加“着”;动补结构类可逆存现句包含动结式、动趋式两种;“进/来”类的述语是“进/来”。可逆存现句可逆的原因主要是:主语处所性弱化和事物性增强,主宾语没有了施事受事之间那种绝对的动词义,从而增强了关系义。

结构和边界——英语谓补句语法化研究

英语及物动词后面所要求的必要成分称为该动词的补足成分。谓词性的补足成分是一个复合成分,由一个动词加上一个显性或隐性的动作主体构成。影响各类有谓词性补足成分的句子句法结构格式化形成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语言单位的结构边界律。正是语言运用者对有关事件的结构及其边界的认识投射到语言运用上来,凝固成为有谓词性补足成分的句子运用的规则,从而促成了有谓词性补足成分的句子的句法结构格式化,成为三类不同的有谓词性补足成分句子表达格式。

语言接触视角下甘肃临夏话和东乡语述补结构研究

甘肃临夏话述补结构与普通话不同,补语标志不用助词“得”,而是使用助词“着”;东乡语是典型的黏着语,也出现了类似汉语的述补结构。这两种情形的出现,既有语言自身发展的原因——汉语史上曾经出现过助词“着”兼用的现象,也与语言的密切接触相关——西北地区少数民族语言并列副动词■与汉语“着”的读音、句法位置相近,功能也有相通之处。研究表明,语言接触在某些情况下是语法化最重要的诱因。

布依语述补结构研究

布依语述补结构在形式类型上分为粘合式和组合式两种,在语义类型上分为结果、程度、趋向、可能、状态、数量、时间、处所、方式9种。布依语述补结构的表义功能主要通过两种手段实现,一是完全依附补语,补语的语义特征直接决定了整个述补结构的语义类型;二是部分依附补语,补语的语义范畴蕴含于整个述补结构的语义范畴内。

“动＋在”结构的句法性质及其拼写方式

"动词+在"是一个全新的短语结构——动介结构,其中的"在"仍然是一个介词,但已发生变异,其介词特征并不典型。在这种情况下动介结构("动词+在")与述补结构在语音节律上相同,又都能充当述语,而且动介结构非带宾语不可(尽管宾语只限于处所或方面),这显然与介词"在"的语法意义有关系。据此我们也许可以将动介结构中的"单+单"类型连写,但考虑到《正词法》规定介词要分写这种情形,我们认为将动介结构中的介词分写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