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有归——三国时期的地方行政体系与正统观

对天命与正统的争夺,是三国政局的重要特征,新政权对州郡的规划与安排,也是表彰政权正统的重要方式。东汉时期长期施行十三州制,至建安十八年,曹操一度以《禹贡》为蓝本将东汉州制改为九州,以扩大曹操作为冀州牧的影响力。汉魏交替之际,曹丕重新恢复了十三州制,曹魏又延续东汉的实封政策,将臣下封国安置于辖境之内,以宣示曹魏继承东汉正统。吴蜀二国在建国之初,同样"恢复"东汉的十三州,以宣示政权延续东汉的地方行政制度,然而吴蜀二国领有州数较少,只能广置位于辖境之外的各州,并将王侯封于辖境内外。三国时期对于地方行政制度与天下秩序连结的不同安排,开启了东晋十六国以降各政权选择天下秩序模式的典范。

论唐代版授高年中的州级官员

“版授”制度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非正规性的任官制度,具有自行任命官员和对高年授职两种不同的含义。这种制度在北朝开始出现,并被隋唐所继承。在唐代,版授制度一直是中央政府的一项重要施政措施,其中版授高年制度尤具特色。在唐代版授高年的官职中,州级重要官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鉴于州级官员在唐代行政体系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对版授高年中的州级官员进行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唐代政治制度的某些认识。

贞观四年的突厥羁縻州

突厥官职中,设因领兵而独树一帜,致使唐朝于贞观四年为突厥设置羁縻州时,就依据颉利可汗、突利可汗、沙钵罗设苏尼失等三大突厥势力的范围而划定行政区划。传世碑文、史料均明确记载顺州、祐州、化州、长州、北开州、北抚州、北宁州、北安州等都督府是同时并置的。颉利可汗曾于大利城置牙,后来的定襄都督府的治所就治于大利城。云中都督府治于云中故城。贞观十三年,定襄、云中二府并废。十七年,两府复置于灵、夏地界。

金朝后期泰州军政长官考略

金章宗明昌初年,改泰州节度使为防御使。承安三年,又置泰州防御使于长春县。德昌军节度使和东北路招讨使,仍置原泰州。卫绍王时期,泰州防御使改为泰州刺使。金朝后期,前后有七任泰州军政长官。由于蒙古军的入侵,泰州经济社会遭到很大程度的破坏。他们虽尽力经略泰州,但也没能挽救灭亡的命运。

秦并蜀初期蜀地建置探究

陕西“斯离铜鉴”的出土为研究蜀地入秦初期的建置形态提供了新的史料。利用二重证据法,以辨析该时期蜀守的设置为切入点,探究在此期间秦王对蜀郡守的任命问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初期蜀地建置历经“郡县制—郡国并行制—郡县制”的变化。结合史料分析秦在蜀地推行郡国并行制的演变过程及其成效,由此窥探秦在蜀地实行怀柔政策的根本缘由。

西魏蜀地的政区建设与治理

在萧梁末期荆益之争的趋势下,萧纪出蜀东征失败,导致蜀地势弱。宇文泰在西魏内部力排众议伐蜀,占据蜀地核心区。其后在“改置州郡及县”的方针下,以“剑阁-成都”一线为主轴,长江沿线为辅翼,大力改造、建设蜀地的政区,以削弱梁朝的影响。平蜀与蜀地政区建设,为西魏营造了巨大的权力空间。为杜绝武川“宿将”、长安魏廷染指蜀地,同州霸府通过垄断入蜀、出蜀的征调渠道,建立对蜀地地方行政系统的掌控权。但在此过程中,同州霸府内部围绕如何治蜀的问题产生了分歧。“承制”治蜀的尉迟迥意图施行文治教化的路线,大概偏离了宇文泰的设想,被征还朝。资历深厚的宇文贵代镇蜀地,践行军国体制的治蜀路线。该路线的残存内容——都督治县,被《北周文王碑》保留下来,成为考察魏末周初蜀地治理的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