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宋之际的贡奉

唐代中期出现具有赋税性质的进奉,贡奉之弊由此而生,这一现象反映了唐宋之际君臣关系及中央与地方关系。五代承唐末藩镇割据之余绪,尽管朝廷致力于藩镇州县化,但实际上地方与中央财政关系仍然遗留藩镇特征。以后梁时期“四镇”、魏博、镇、定来看五代财政中央集权路径:朱温据有“四镇”,易代后直接州县化,属易代型;魏博依附朱温,通过集权和武力手段州县化,为依附型;镇、定是以武力征服州县化的,属贡献型。以上州县化路径不同,大体反映出五代财政中央集权的基本情形。而五代藩镇州县化形成了上供和贡奉互济的中央财政模式,加强了中央集权,但同时也遗留下不同程度的藩镇性,这表明五代并没有解决唐末遗留的历史问题。宋初成功地革除贡奉之弊,走出唐末五代历史的“逆向”,重建中央集权,开辟了一个新的王朝时代。

安禄山早期史事中的几个问题辨析

《安禄山事迹》和两《唐书》有关安禄山的记载等文献对安禄山早期史事的记载虽然包含了因不同政治目的而进行的特殊书写,但仍能从一些细节提取关于安禄山早年人际关系的一些信息。安禄山应当出身自武周时从六胡州迁徙到后突厥汗国的安延偃家族,开元初年又因突厥内乱南下投奔岚州的安贞节家族。安禄山的兄弟安思顺效力西北边军,可能与凉州的粟特安氏家族存在往来。拔擢安禄山的张守珪早年有在陇右为帅的经历,安禄山在营州崭露头角或是随张守珪调到东北边疆,这与安禄山因盗羊而被张守珪发掘于微末之中的故事存在矛盾。安禄山的发迹既因循着唐前期许多蕃将家族的仕宦轨迹,也是玄宗时代边疆军事形势变化的产物之一。

西藏阿里地区医务人员对军队援藏人员角色期望的质性研究

目的 探索西藏阿里地区医务人员对军队援藏人员的角色期望。方法 采用目的抽样的方法,于2023年6月,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对西藏阿里革吉县人民医院的16名医务人员进行结构式访谈,运用Colaizzi 7步分析法对访谈结果进行整理分析,提炼主题。结果 经过分析,主要提炼出4个主题,分别是技术帮扶者、管理帮带者、品行引领者和远期指导者。结论 军队医院应选派身心素质过硬、专业技能突出、沟通协调能力好、责任使命感强的医务人员到西藏阿里地区进行医疗帮扶,以更好地达成援藏目标。

汉魏之际广陵郡战略作用变化探析

东汉末年,广陵郡成为中原政权的边地政区,相比长江上游和中游,魏吴双方在广陵一线并没有显著的战争成果。但从宏观来看,其所具有的战略意义远远大过实际战果。对曹魏政权来说,广陵从陈登任太守时的战略牵制地区到魏文帝时成为战略进攻地区,黄初六年后成为战略缓冲地区,广陵的作用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对吴国政权来说,广陵则由一开始的战略进攻地区变为战略防御地区,再到战略进攻地区,很快又变成缓冲地区。广陵对南北两政权的战略作用在经历了不同转换后又达成了一致。

明代左江流域的城池修筑及差役分配变化——以太平府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太平府城池、关隘的修筑是为弹压左江土司、防御安南入寇,加大明廷对于广西边疆地区的管控力度。而其下辖的流属政区城池修筑进程则较为缓慢,属于“改土归流”以后的延伸措施,亦是开展各项善政的首要前提。城池的修筑对于推动地方开发、移风易俗的进程起到了积极的影响,诸位兴修城池的知州倍受后人敬仰。明代太平府城池修筑差役的分配变化是地方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随着卫所军户的减员,民户与地方衙门成为修筑城池的主力。从明初的卫所军士主导的筑城差役,演变为“军七民三”再至“军三民七”的差役分配模式,并形成地方衙门出办工料、民户与军户仅出力役的协作方式。由于太平府流属政区的编户齐民有限,大部分筑城力役是由土属政区的土民来承担,这又考验着明廷对于左江土司的控制程度。崇祯年间,太平府城池的重新修筑刻意回避左江土司的参与,显示出在国力式微的处境下,地方官员对于土司参与筑城的复杂心态。

金代广宁府军政地位变迁刍议

广宁府是金代为数不多的散府之一,其军政地位的发展演变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金初,延续辽朝显州的影响力,仍然为医巫闾地区军政要地;天辅七年至天会二年五月,一度成为金朝经略所占辽地的中心;此后,随着金朝疆域南拓,广宁府降为地区军政要地,但其直接统辖区域却有所扩大。影响广宁府军政地位及其变迁的因素大致有两个:一是广宁府重要的地理位置及交通地位;二是金朝发展战略的调整。

墓志资料中的河北藩镇形象新探——以《崔氏合祔墓志》所见成德镇为中心

陈寅恪先生所谓大唐帝国自安史乱后实分为两部、河北藩镇成为胡化戎区的论断,如实反映了唐代朝野特别是唐皇朝直接控制地区的社会普遍心理,但这并不意味着河北藩镇一律排斥"周孔文教"。除了外来的士子,当地有儒学传统的家族仍承习"世业",从而使得政治军事上似乎"自为一秦"的河北藩镇,仍以文化为媒介与长安皇朝保持着内在联系,墓志资料所见成德镇的情况即为实例。

瀚海考

原指贝加尔湖的瀚海,至盛唐后同时具三种含义:贝加尔湖、天池、沙漠。瀚海变为西部沙漠的代称,是武则天时期领瀚海都督一职的回纥部族短暂西迁留下的痕迹;随后瀚海军府在庭州设立,又使瀚海与西域相关联。元代称杭爱山为瀚海,是当地居民沿用唐瀚海都督府所在地名山。明清时瀚海为大沙漠的专称。

从播州杨氏辖区变迁看元明清诸王朝对西南的经营

历史上,播州土司地生态环境复杂多样,民族较多,要经营这一地区,就得仰仗地方势力加以开辟,故杨氏自唐乾符伊始,就积极经营这一地区,辖区从唐朝仅据有遵义、绥阳等地,到元朝统今遵义市全境、黔南州北部及凯里市西北部诸地,面积达5万平方公里。然万历年间,蒙古势力突破明朝的西南边防,直驱云南,恰在此时,播州杨氏为乱,对抗朝廷,为维护湖广经黔入滇道的畅达,朝廷在此不得不改土归流,置遵义、平越二府,分隶四川、贵州行省统辖。雍正时,遵义入黔,至此,播州杨氏辖地完全隶属贵州省了。故揭示历史时期播州土司辖地变迁过程,对于正确理解元明清诸王朝的西南经营策略大有裨益。

东西曹考述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历史上东西曹存在的主要时段。西曹、东曹最初是西汉丞相的下属办事机构,分别主管府内事务和府外事务;此后作为东汉三公的主要下属机构,职能固定为掌管人事,即西曹主府吏署用,东曹主二千石长吏迁除及军吏。东汉时期,西曹、东曹的设置范围扩大到军府;尤其是汉末军阀普遍设置东西曹,把它们作为政权建设的枢纽,东西曹因此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面貌。魏晋以后,西曹、东曹的设置范围进一步朝着扩散和下移的方向发展。由于东西曹掌管着封建官府职能中最重要的人事处置权,其设置范围和行使职能状态的变化,与现实政治联系紧密;两汉魏晋南北朝封建国家中央行政权力的分配和宰辅执政权力的升降,中央与地方行政关系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东西曹演变的历史过程折射出来。

农牧交错带军事性聚落分布及其环境因素——以明前中期大同府为例

以明前中期大同府为例,研究农牧交错带军事性聚落时空分布特征,并进一步探讨影响其分布的环境因素。利用历史文献整理、统计学、地理信息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时间分布上,大同府出现了两个军事性聚落发展的高峰期;空间分布上,这些军事性聚落主要分布在大同府的西北、北部和东北部河谷和盆地地区。从影响其分布的因素来看,水源是影响其空间分布的决定性因素;地形地貌是其发展的重要因素;军事环境是影响聚落时间分布的主要因素。

战国至西汉郡县制在鄂尔多斯高原的建立、发展与分布

战国时期,赵、秦两国创立的郡县两级行政区划建制被推广至鄂尔多斯高原地域。赵国郡县制出现在鄂尔多斯高原的时间至迟应在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前300)。秦国在秦昭襄王三十六年(前271)吞并义渠戎政权后,郡县制也推行至鄂尔多斯高原地域南部。秦统一天下后,增置九原郡,并向北扩展北地郡、上郡的辖域,形成四郡并存的行政区划格局。西汉于元朔二年(前127)后相继重置九原郡——更名为五原郡,增置朔方、西河两郡。此后,形成北地、上郡、西河、云中、五原和朔方6郡分治的政区格局。元狩三年(前120),在"河南地"创建五个匈奴族属国作为特殊行政建制。此外,朔方州刺史部的监察区域包括北地、上郡、西河、朔方、五原5个郡级地方高层行政单位。

墓志里吐谷浑王族任职押蕃使问题再探

本文利用出土的墓志铭对投附唐朝的吐谷浑王族成员充任押蕃使诸职作了专门性讨论。首先对押蕃使不同的名称做了辩解,继之将其纳入到羁縻府州与节度使体系的转换之中,揭示出这种转换所蕴示的唐廷周边政策由行政监理向军事控制的转轨路径。原本与羁縻府州之内的行政系统并立的旨在掌握蕃族军务的押蕃使,在节度使体制内随着王朝控制力的上升,其职务连同吐谷浑王族地位转而下滑,似乎是朝廷对军队控制强度增大的必要代价,这至少是内附蕃族文化转型与主体结合的一种形式。

隋唐时期西域治理人物、事件、关系以及军事制度回应的梳理

隋唐两朝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时期,也是历史上西域治理的重要时期。隋唐时期出现的西域治理人物、事件、关系相互间紧密联系,不断推动和形成以军事制度为主的制度回应。在这一历史阶段,西域治理历史人物、治理事件和制衡关系重现隋唐治理西域的场境。以军事制度主要代表的羁縻府州制度、都护(督)府制度、军镇屯戍制度形成基本的制度回应,成为隋唐时期西域治理主要制度的组成部分。

凉山彝族军事历史研究的基本思路

国内外对凉山彝族军事历史尚无系统、全面的研究。本文分析了凉山彝族军事历史研究的意义;阐述了凉山彝族军事历史研究的目的、视角、方法、途径;提出了以军事理论、军事组织、军事科技、战例、军事人物、军事伦理、战争与彝族社会各方面发展的关系等方面为研究的主要内容。

曹操霸府的制度渊源与军事参谋机构考论——兼论汉末公府的“幕府化”过程

两汉时期将军制度发生了诸多变化,这与州府的军府化过程可谓一在中央层面一在地方层面,共同推动着两汉政治体制的演化。这两种演化趋势于汉末合而为一。曹操霸府就是这种演化的结果,亦即公府幕府化的完成。这一点在曹操霸府军事参谋机构的设置上可得到确证。而这些机构的设置以及制度上的规定也奠定了魏晋以后加兵公府及地方军府的基本框架。公府幕府化的结果也表明军事因素开始全面楔入国家行政体制,对魏晋南北朝的政治体制影响巨大。

“五哗六哗”与黎平军民府的设立

明初先后在今贵州省黎平县设置五开卫和黎平府,卫管屯兵,隶湖广都司,府领各长官司,隶贵州布政使司,形成府卫同城而分隶二省的格局。嘉靖以来,军政废弛,卫所凋残,导致非法的"款军"横行无忌,他们不仅欺压黎平府官员,而且常殴打、驱逐守备等卫所长官。而卫司捕等官员勒索卫军,是"五哗六哗"兵变的直接原因。朝廷平定卫军叛乱后,为解决困扰黔楚两省的款军问题,决定设置黎平军民府,以府辖卫,使黎平成为黔楚一重镇。

飞狐道与汉代军事交通

飞狐道是连接内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的重要通路,飞狐口、飞狐关皆位于飞狐道上,它们与紫荆关、五阮关、倒马关、隘口等关卡共同形成一个防御体系。飞狐道的形成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先秦时已经有飞狐道的交通路线雏形,而汉代飞狐道则是汉匈交战的必争之地。光武帝时修治飞狐道是为了防备匈奴和卢芳势力的军事威胁,其路线当自代郡至平城,并没有北通汉上谷郡郡治沮阳县。

羌蛮獠混杂:唐代黎属羁縻州的部族分布

唐代控制大渡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区的黎州都督府,统属50多个羁縻州,担负着维持川滇走廊交通大道"清溪道"安全的使命。由于境内羁縻部族的分布比较复杂,以前学术界对黎州都督府统属的境域范围不太清楚。史籍记载黎州东南分布着"粟蛮",正南分布着"邛部六姓蛮",西南分布着"五部落蛮",但具体地望仍不太明确。文章在之前对黎属羁縻州分布初步研究基础上,从有关部族与羁縻州的对应关系入手,结合文献、地名、语言资料,基本复原了这些部族的具体分布,揭示了羌、蛮、獠混杂而居的特点,进一步明确了黎属羁縻州的境域范围。

蜀汉江州都督考

蜀汉在兵力有限的情况下,又于腹地江州设一都督,这是基于巴地重要的军事、经济地位的考虑。首任江州都督费观出任于章武二年。因诸葛亮北伐需要,李福任都督时,江州驻军被抽调汉中,因江州无兵可领,李福罢江州都督职。虽然后因诸葛亮病死,北伐大军回撤,但边境的军事形势使江州兵仍不能马上回原地,这导致了自李福罢职到延熙初年邓芝上任间,江州都督是阙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