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医药译写专著的“他塑”研究——以Between Heaven and Earth:A Guide to Chinese Medicine为例

基于亚马逊平台热销中医专著Between Heaven and Earth:A Guide to Chinese Medicine (《天地之间:中医指南》),举例分析其巧用“取象比类”思维、借用现代医学术语、采用图示辅助理解、创新中医文化表达的4种译写策略,并借助调查问卷佐证这4种译写策略的有效性与可取性,希望通过借鉴学习“他塑”,完善中医国际形象的“自塑”。同时检查“他塑”出现的文化误读,反观“自塑”的不足,从而调整中医传播策略,促进中医药文化的海外传播。

莎剧《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New Heaven,New Earth”对圣经典故的借用及汉译

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对圣经语言和内容有大量借用和模仿;其中,悲剧《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的“new heaven,new earth”就与《启示录》中的“新天新地”存在互文关系。译者和读者若对圣经缺乏充分的了解,或是圣经文化圈外的“他者”,在汉译中就易发生问题。本文对圣经的天地观及其“新天新地”、其与《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新天新地”存在的三种互文关系以及剧中该典故的汉译等问题进行探讨,提出要想准确地理解和翻译西方经典,必须顾及文本产生的文化语境。

秦汉畤祭遗址出土玉人功用研究

目前发现秦汉畤祭遗址的祭祀坑内,多是男女玉人一对与玉琮组合,应是畤祭礼仪最主要的祭祀形式。文章认为玉琮象征天圆地方,是祭天礼地的祭器。周秦汉时期奉行“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之信仰,男女玉人与琮组合用于祭祀,正符合天为阳,地为阴,以天为父,以地为母的认知。并由此推断,男女玉人应分别是受祭的天神和地神之神主,用驷马车载之前往雍地进行畤祭之礼。西汉畤祭仍然继续沿用秦故礼仪,此正是由春秋至西汉数百年间,畤祭所用男女玉人造型及功用基本相同的缘由所在。

天人合一:中国管理学派的理论基础

“天人合一”作为中国哲学的奠基思想,上溯千年农耕经济基础、下延当代中国价值逻辑,是中国管理学派构建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的理论基础。本文以人格介入性为边界,用“自然之天”与“类人之天”两大概念划分“天人合一”思想的管理学表征:“自然之天”代表农耕经济与乡土社会下的有机系统观,象征“心物一元”的管理哲学本体论,从而在对客观规律的研究上重视观测体悟;“类人之天”则代表向上与向下两种管理模式,既需要工具理性的自我定位,又需要价值理性的同理交互,呈现出找平衡、求渐变、谋共生的行为特点,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管理理论体系构建找到理论支点,推动“天人合一”思想的守正创新。

张岱年早期对于孔子思想的研究

张岱年早期对于孔子思想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张岱年对于孔子思想的研究主要在其仁学和认识论领域,并兼及对于孔子思想的总体和正面的评价。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张岱年对于孔子思想的研究主要在其天论、人性论、人生至道论、人生问题论、认识方法等领域。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张岱年对于孔子思想的研究主要在其“品值”哲学、功与利的思想、认识方法等领域,并涉及对于孔子思想的正反两面的系统评价。在张岱年心中,孔子是中国哲学的创始人,奠定了中国哲学的人生哲学特质,孔子的天论、人性论、仁论以及认知理论等对于中国哲学具有首创之功。

迈向共同的“世界文学”:论启蒙与文化辩证中的中国比较教育新使命

从《共产党宣言》关于“世界文学”的论述中可引出文化和启蒙两个透镜,并借以考察我国近二百年来比较教育的发展及其新使命:启蒙使命就是通过与世界教育进行批判性的对话,引入世界教育精神,促进中国教育不断现代化;文化使命强调要参与建设现代教育学、在国际上讲好中国教育故事,参与国际教育治理,连接中外教育精神,以及通过启蒙与文化的辩证构建共同的“世界文学”。启蒙与文化的辩证要求比较教育在回应教育上的文化自信与“世界文学”的关系问题上,应该在方法上采取一种旨在去除文化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的理性批判态度,在价值方向上应该共建一个共同的、教育的“世界文学”,以落实新时代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想象;同时,这也是在复兴我们在近现代进程中丢失的教育传统中弥足珍贵的“平天下”维度。全球化时代的教育研究者都必然是某种程度的比较教育学者,迈向共同的“世界文学”也是对所有中国教育学者的呼吁。

号爵之法意——号称、爵制与中国古代治道

中国古代的治道分为天治、人治、刑治,具体又可分为皇治、帝治、王治、霸治、君子之治,其相对应的是天治、德治、仁治、义治、群治,可归纳为皇以天治、帝以德治、王以仁治、霸以义治、君子以群治。除“天子”之爵外,爵又分为“正爵”和“内爵”,“正爵”对应的是各地诸侯封国的国君,“内爵”对应的是朝臣;“正爵”为公、侯、伯、子、男,“内爵”指公、卿、大夫、士。这些爵号各具其法意,它们共同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法理论的人文义理。

作为编辑的作家徐訏与他的《天地人》

徐訏曾被学界视为一位极富浪漫抒情笔调、雅俗共赏的后期浪漫派作家。通过对徐訏整个文学生涯的梳理,可以发现,徐訏在不断进行文学创作的同时,还曾担任多个刊物的编辑。特别是他独立创刊的第一个刊物《天地人》,其“比较少年”的办刊宗旨,兼具“导演”“厨子”和“商人”角色的编辑定位,奉读者为“刊物真正主人”的接受预设,以及放眼世界、关注民心的编辑格局与情怀,渗透与实践着徐訏自己独特的编辑理念与文学理想,区别于论语派刊物的幽默、闲适格调。

天圆地方时空观及其“取象”逻辑

立象为中国古代典籍的重要词语之一。“象”是天人相参、王道政治的核心观念,六经皆可包括于象之中。不惟如此,我国战国时期的文学深于比兴,盖因其深于取象之故。由此说来,取象观实乃华夏文化的根本思维方式。“天圆地方”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宇宙观之一,是我国古代关于天地形状的一种认识,是中国古人宇宙论的基本观念。天圆地方观念以及其附属的四象二十八宿、分野观等乃是其取象观选择的必然结果。基于取象观发展出来的,是华夏先民独特的时空观,这套时空观又影响了华夏民族的生活方式,从而使其看待万物的眼光与现代科学时空观有所不同。

“天命之性”的现代解读——兼及戴震对朱子的辩驳

天命之性是程朱理学核心概念之一。意思是,人的存在即性,与生俱来。性有二重,一曰气质之性,一曰天命之性,天命之性即理。按现代观念,人的社会存在是其一切社会关系之总和。每个人一出生即落入某些社会关系之中。说社会存在与生俱来,或许成立。但是,朱子所说的天命之性,指的是天理(仁义礼智),落在人身,实为文化存在。此学说的涵义是:人生来就是高贵的,具备尊严。这为现代人人平等的观念奠定了基础。但仁义礼智是否与生俱来,却是个要研讨的问题。本文的解决思路是:将“天命之性”之“天”解读为意义世界,即属于第三世界;而将“天命”解读为来源于意义世界,因其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成长过程中得其教化。于是,工夫论要作调整,由朱子的复性论改变为充实完满论。自我,即本己存在。自我建构不仅有文化存在维度,还有社会存在维度。社会存在维度可以设计;文化存在维度目的唯一,即朱子所论。戴震深刻剖析了朱子的天命之性,恢复天命之性乃是气禀(血气心知)的古代学说,否定性即理,解构理义、气质二本,破性本善,开启了现代解读之路。

宜宾真武山道教空间形态的“象天法地”意匠论析

宜宾真武山道教为川南道教圣地,在文化传承、王权统治和道教信仰的综合驱动下,其营建秉承“象天法地”的规划思想,构建出宜宾真武山道教空间形态和人文内涵之间的意象关联。宜宾真武山道教的山水形态、山林形貌、建筑布局均具有特定的物质表达和场所隐喻,并蕴含“象天法地”意匠,即“与天同构”的空间意象和“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

主敬与中和:儒家治道思想的根基

儒家的“中和”观念并不局限于心性范围,还可以从治道的角度进行理解。“中和”的形式与目的根植于人性之中,但由于生命的形态最初不是现成饱满的,因而需要通过教化加以实现。根据《孝经》的记载,孔子主张通过礼乐形式使社会有序运作,调节天下百姓的性情,使之和睦而不生怨气,从而维持社会的“中和”形态。从礼乐到“中和”,是以人伦作为勾连,根源在于使民众在伦理生活中产生爱敬之心。爱敬是礼乐的实质内涵,也是施行礼乐的目的所在。爱敬观念背后有一个逻辑圆环:一方面,敬身的实质是敬亲,敬亲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敬天;另一方面,敬身向外推扩是从父母开始,由近及远至全天下的范围,这一逻辑圆环构成了天人系统的顺畅运行。施教者通过推扩爱敬,向百姓教敬教爱,引导与发掘民众本性中的爱敬潜质,使之在亲子关系中实现出来,由此维持天人系统的“中和”形态。

论儒家教化思想的人性论根基

儒家教化思想的框架可概括为“本性立教”,即强调将教化理论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施教者根据人人固有的天命之性,确立与开展教化工作。人性在儒家教化思想中,至少有三个层面的意义:其一,人性蕴含着来自天命的人生目的,即为了成就孝悌美德;其二,人性在经验层面的形态会随着教化的推进,日渐彰显与实现;其三,人性在任何时刻都具有一个朝向至善目的的趋势,因而教化的实质是因性利导。由于儒家并不是将父子之道建立在私情或血缘的基础上,而是视为具有超越与普遍意义的人性,所以儒家教化能够以父子之道作为基础,将孝德推向他人乃至天下万物。其原理是父子之道与天人之道相结合,一切伦理关系都需要置于天人关系的视野下才能得到理解。总之,人性是教化的根基,教化是人性的实现,二者之间相互成就。

《孟子·离娄上》“反其仁”章析论

《孟子·离娄上》“反其仁”章单章研究包括分析、综论两个层面。从分析的层面看,直面当下困境,把控所有困局,构成第一、二节的群己之辨;“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构成第三节的力命之辨;唯有经由力命之辨,群己之辨方能达成自身的和谐。从综论的层面看,以“反求诸己”为功夫,可谓传孔子、曾子之说;以“天下归之”为功效,可谓“承上章而言”;基于群己之辨与力命之辨的内在张力,当以“反求诸己”为切要。孟子的“反求诸己”之思,历史影响深远,当代价值显著。

董仲舒关于“孝”的政治哲学

董仲舒的“孝”思想有浓厚的政治意蕴,孝可以保证邦国的和谐,保证君王拥有“自然之赏”。董仲舒以五行生克关系论孝,这样孝就起到了调节阴阳五行的作用,从而有助于阴阳的和谐;董仲舒用天命的思想论孝,从而使得孝可以起到调节君臣和父子的矛盾的作用;董仲舒用受命来论孝,从而使得孝的功效具有普遍性。董仲舒的孝哲学不是一个孤立的思想史现象,代表了孝哲学的一个取向,即政治哲学的取向。

“养民”:构建天下秩序的路径指向——以丘濬《大学衍义补》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丘濬以“治国平天下”为中心,探讨如何构建天下秩序,写成了《大学衍义补》。在该书中,丘濬以“三代圣王”为典范,坚守以“养民”为本的仁政思想,极力要求后世君主效法尧舜,以“诚”待民,尽职“养民”,力行“仁义之政”,再现“尧舜之治”。丘濬一再强调,“养民”是君主施行“仁政”的真正体现,只有将“仁政”聚焦到“养民”上,才能真正构建天下秩序,成为像尧舜一样的“圣君”。在丘濬看来,“养民”是构建天下秩序的具体路径,也是唯一路径,君主只有施行“养民”之政且“兼爱华夷之民”,才能真正实现“华夷一家”的大同理想。

民心即天命:董仲舒政治哲学评议

董仲舒作为‚群儒首‛,代表了一个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董仲舒从形上学高度论证‚民心即天命‛,凡是赢得民心的政权,一定是顺受天命的政权;凡是丧失民心的政权,必定也是被天命所否定乃至废绝的政权。通过剖析‚民心即天心‛‚仁,天心‛‚天为民立王‛‚屈君而伸天‛‚臣道有为‛‚不敢有君民之心‛、尚忠义、贤能治天下、‚逆命‛与‚顺命‛等等一系列命题与思想,我们发现董仲舒力图论证政治哲学根本性问题:何为政治之善?董仲舒的回答是:超越现实私己利益,将现实政治制度、政治决策、政治伦理、制度伦理和社会政治理想目标建立在儒家仁义这一文化依托与道德精神之上,以是否‚爱民‛作为政治原则,以是否顺应民心、是否符合仁义作为社会政治最高圭臬与终极奋斗目标,就是政治之善。为天下立法,是董仲舒孜孜以求的社会使命。

宋代理学美学的生态审美境界论

宋代理学家以一种带有生态意义的审美终极关怀去观照自然、社会和人生,构建了体系完备的生态审美境界论。宋代理学美学的生态审美境界论由“孔颜乐处”观、“曾点之乐”观、“圣贤气象”观组成,三者相辅相成,其实质是一种追求万物一体、人生圆融、社会和谐的天地境界,标志着中国古代美学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水平。

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论创新的三个维度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理念,它强调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各要素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是共生共存的关系,为当代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观念前提和哲学基础。从人类生态文明思想发展的视野来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在总结历史又立足当下的基础上实现了重大的理论创新,这一理论创新主要包括3个维度:一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关系的思想;二是在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的整体性原则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三是在对西方生态理论的反思与批判中,实现了对“人”与“自然”二者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的理论超越。

何以园林——浅议中国传统园林的象与境

该文在时空两个维度论证中国传统园林“境生象外”的特质。首先陈述“园以人存”的普遍现象,通过比较中西哲学,指出中国传统哲学以人生问题为主题,园林作为从传统文化中生发出来的艺术,实为生命的工具、人生价值的载体,与主人在儒家“三不朽”价值体系中共享永生,是时间维度的“境生象外”。其次,园林设计遵循“天人合一”原则而不拘泥于固定形式,追求主客体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协调相处,是空间维度的“境生象外”。最后总结了传统园林时空上的“象”虽变动,而其“境”的底层逻辑和价值标准却始终不变。这一观点对于理解传统园林的流变、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下园林形式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