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次全球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的现实意义

工场手工业、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相继导致了四次全球供给侧结构性调整,进而也相继形成了工业革命的引领国荷兰、英国和美国的霸权及其霸权的兴衰周期。传统农业领先于各国的中国封建王朝安于现状,未能参与全球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而灭亡。新中国因美国的长期经济封锁而失掉了参与第四次全球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的历史机遇,致使经济就总体而言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以史为鉴,中国必须成为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或第五次全球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的参与者、合作者,并最终成为引领者,走互利共赢的和平发展道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论老庄道家的道德教化方法及其文化渊源

在中国历史上 ,老庄道家作为儒家的对立面和补充者 ,其“以事论理”、“以物施教”、“以史为鉴”的道德教化方法曾经使自己的学说有着很大的生存发展空间 ,而这些化民之方既依赖于独特的传统文化背景 ,也与施教主体个殊的生活经历有密切的关系。

以史为鉴与周初社会治理模式的重构

周初周武王、周公、周成王以解决殷商内外服问题为契机,从总结夏商周社会治理经验出发,努力探寻建立稳固新秩序的良策。考察周初周王朝治理殷商内外服势力的策略演变,可得见周初社会治理模式重构的历史进程,以及商周间制度的承袭与变革。

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发展方向

我国世界史研究要取得长足发展,应从三个方面进行努力。其一是注重翔实史料与科学理论的有机结合,求得对历史现象和历史规律的深刻认识。其二是辩证处理借鉴与创新的关系,在批判借鉴西方史学成果的基础上,开拓出自主学术创新的局面。其三是用历史比较的视野去进行探讨,在专门化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的比较研究,推动中国学术的国际化进程。

学习历史与提高领导干部素质

重视历史知识的学习、研究和运用,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注意从历史中汲取营养,提高自身素质。

略论宋代士大夫的“史学自觉”精神

明道、经世 ,这种史家最富历史责任感和时代感的主导意识 ,在宋代文人士大夫身上表现得异常浓郁和突出。他们从当时的社会情势出发 ,把关注社会现实的报国激情倾注于笔端 ,以期通过研究历史 ,思索解决社会危机、维持社会和谐与安定的途径和方案。他们在史学领域中建构的经世致用的鉴戒观 ,以道德为本位评判历史的义理观 ,有因有革的历史变易观 ,无不凸显出他们关注社会历史命运的“史学自觉”

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若干问题的研究与思索

60年前结束的抗日战争,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这是一场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全民族的抗战。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起着重要作用,中国人民以极大的民族牺牲,迟滞了日本的“南进”,对美英的太平洋地区作战给予了重大支援。中国共产党在这场战争中,始终高扬团结一致、积极抗战的大旗,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是不容置疑的。当然也要实事求是地肯定国民党正面战场的重要作用,并且认识到,正面战场在抗战的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是有变化的。战后60年来,日本政治人物对过去那段罪恶历史也不是没有表示过反省,但总是反反复复,羞羞答答,时不时地要作些翻案文章,对其发动的侵略战争拒不认罪,不肯作出真诚的反省,其目的在于企图掩盖侵略史实、摆脱日本在战后受到的各种制约、重温“大日本帝国”迷梦,这应引起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警觉。

论传统史学的经世致用特点

传统史学在自觉发挥其经世致用功能的同时,呈现出一系列具体特点,主要表现为以史为鉴、彰善瘅恶、将施有政和歌功颂德等四个方面。以史为鉴,乃忧患意识使然,旨在找寻历史的存亡之术;彰善瘅恶,重在发挥史学的道德批判功能;将施有政,是倡导以史资政,为现实政治提供励精图治之方;歌功颂德,是要借助于史学的颂扬,以确定其具体王朝的历史地位。

对二十世纪西方通俗文学价值取向的思考

西方通俗文学最重要的价值取向主要侧重于表现对人类精神的特别关怀和西方普通百姓深层的审美心理以及揭示人类社会历史的丰富内涵上。本文试图通过分析通俗文学的人文层次、审美层次和历史层次的价值追求,探寻通俗文学价值取向的基本脉络。

对未来我国首都部分功能迁徙问题的思考

从"以史为鉴"原理出发,为使将来我国兴旺发达、民富国强和长治久安,可考虑在未来适当时候,将我国首都的政治功能迁往以襄、邓为中心地区,创建行政首都,再将留存北京的经济文化功能部分建为经济文化首都,使我国形成"一国二都"制的都城体制。

宋高宗在杭州——纪念南宋定都杭州880周年

宋高宗赵构是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他生于开封,长于开封。'靖康之变',徽、钦二帝被掳北去,使宋朝遭遇到了一场空前的大灾难,但赵构却因祸得福,登上了皇位。在金兵的追击下,他步步南逃,最后在杭州(后改名临安府)站稳了脚跟,并以它作为都城,从而与杭州结下了终生之缘。虽然,绍兴前期,在金兵的威胁下,面对险象环生的局面,使他患上了'恐金病',犯有屈辱求和、杀害岳飞等罪行。但是,在他统治的36年间,对南宋的建立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对杭州的繁荣,都有一定贡献。主要表现在能够吸取北宋灭亡的历史教训,做到节省民力,减少兴作,抑制佛教泛滥。同时比较关心都下民生,自己的生活也尚称俭朴,晚年'禅位'孝宗,颇有积极意义,而生活却渐见奢侈。从总体而言,高宗仍不失为一个功大于过的历史人物。

从历史轨迹看“以史为鉴”的得失

“以史为鉴”是历史学被高度政治化的体现。结合中国古代史的发展轨迹做考察，就必须承认，“以史为鉴”可以导致两种不同的社会效用。正面效用，用作前车之鉴，直接导致了周、西汉、唐盛世的出现；负面效用，以防弊致弱的方式，影响到东汉、西晋、北宋等朝代的立制不良。对造成这两种不同效用的原因，应该正视和探讨。

从人本思想的发展看先秦史书编撰的变化

人本思想的演进和发展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作为时代的缩影,各代史书的编撰中必然渗透了当时人本思想的流变,暗含撰史者对当世的理解与阐释。先秦是中国古代人本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以人本思想发展为线索反观该时段史书编撰的变化,能够更加深入地体会中国古代史家独特的历史见解和以人为重的史学传统。

光武君臣以史为鉴论

史学最普遍而有效的社会功能应是以史为鉴,东汉光武君臣就是比较成功的典型,为《后汉书》所称道。东汉较西汉统治稳定得快,兴盛要早,其因就是光武君臣能以史为鉴。首先,妥善处理功臣;其次,防范外戚;第三,限制诸王;第四,避免周边用兵。尤以妥善处理功臣最为突出,与西汉初杀戮功臣对比鲜明。这与光武君臣文化素质较高有关。然光武帝强化君权又为以后外戚、宦官专权埋下祸根;优待功臣又使豪族地主势力膨涨,激化了社会矛盾。东汉最终没有逃脱封建王朝必然崩溃的厄远。

论传统史家的优良治史传统

“鉴诫”和“垂训”是中国史学的根本思想,也是历史学功能的主要体现。历代史家秉笔直书,据实立言、以史为鉴,继往开来,留下丰富而宝贵的历史遗产。传统史家的优良治史传统,足令当今史家深思,并成为史学发展的取鉴之资。

历史应该教会我们什么?——纪念南京大屠杀有感

中日关系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作为历史老师,我们在历史课堂中如何才能让学生既要牢记历史,又能以客观、理智的心态去看待这段历史?在社会氛围中怎样才能让所有的中国人感受到历史教育所开启的智慧?与其指责国人对这段历史的忘记,不如反省我们的历史教育,包括课堂教育也包括社会教育。

清末民初戏曲的“亡国”叙述与史鉴意识

清末民初戏曲的"亡国"叙述,不仅着力于呈现本土国家的覆灭历史,而且将视野投注于他国亡国事例,共同构成戏曲领域的"亡国"话语。究其原由,乃是戏曲家迫于国家客观处境的书写选择,亦是当时戏曲改良言论的号召,由此在文学领域、社会时论、史学论说等层面形成亡国言语的互动。在此创作思潮的探索过程中,戏曲逐步回归至原有叙述传统,即以"史鉴"意识贯穿始终,以求达到"以古鉴今""以外鉴中"的社会效果。

浅谈如何充分发挥历史学科的教育功能

充分发挥历史学科的优势,发挥其借鉴性,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培养学生的辩证分析能力,达到"以史为鉴"的效果。

习近平历史教育思想述论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中华民族历来有重视历史教育的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历史教育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历史教育思想,其中包括正确认识历史教育的地位和功能、准确把握历史教育的主要内容、明确开展历史教育的原则和方法等。习近平的历史教育思想,既有对一些国家在历史教育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借鉴,也有对当代中国历史教育现实问题的正面回应,还有对今后中国历史教育发展思路、原则和方法的深刻思考。这一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是对毛泽东、邓小平等历史教育思想的运用和创新,为当代中国的历史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

中国文艺学理论转向下的莎士比亚话剧演出

中国文艺学自20世纪初形成之后经历了三次理论大转换。理论的转变必影响其指导下的实践,莎士比亚在中国话剧舞台上亦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救亡图存的社会现实面前,古典文艺学转向现代形态文艺学,文艺审美性从属于社会性,莎士比亚被借用为宣传革命、激励国民的文化工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转向下,为铸就文化壁垒,防止西方意识侵袭,整个莎剧舞台出现了政治统一指令下斯氏体系独霸的局面,文艺本体的独立性丧失。现代、后现代文艺学转向下的莎剧演出呈现出开放性、审美性和多样性特点,同时存在着"求新求奇"的过分追求,使得莎剧演出流于形式,或成为个人情感宣泄的工具,极不利于莎氏经典的传承。以史为鉴,继往开来,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是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