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欧日转基因食品监管法律制度分析及启示

转基因食品监管既关系到转基因食品产业的发展,也与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息息相关。目前世界范围内转基因食品监管主要存在三种法律制度: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转基因食品监管制度。通过对美、欧、日转基因食品监管原则、监管主体、标识制度等的比较分析,了解三种制度存在差异的原因,从而得出启示:我国在转基因食品监管时也应立足我国利益保护,从我国传统文化和民众观念的实际出发,选择合适的监管模式,进行适度监管。

试论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的冲突解决机制

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之间呈现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对于二者冲突解决机制的构建,可以通过构建一系列的监督保障机制,使二者达成一种动态平衡的态势,为其提供外部保障。而对内则可寻求通过转换警察的角色定位,加强法制教育和培养人权意识,解决执法者的价值观问题。在评价犯罪控制措施的时候,可以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对其成本和效益进行比较。二者冲突的解决有助于实现犯罪控制的最大化社会效益。

刑法私法化:现实图景与理论空间

大体上,刑法私法化是指在以纯粹公法建构的刑法中引入私法的理念、原则与方法,以实现在刑事法治框架内的犯罪治理多元化。刑法私法化在刑事立法和司法中均有显性体现,其蕴涵了恢复正义、经济效益等价值追求,如此现象的产生既有刑法之内的原因驱动,也有刑法之外的因素使然。尽管刑法私法化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刑法理论及其适用范式,但其并未走向真正的对立面。传统刑法理论中犯罪的法益侵害性、消极的责任主义原理以及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等刑法基本原则,均为刑法私法化提供了充分的理论空间。

论我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刑事立法的完善--基于意大利虚开发票罪刑事立法及适用的启示

我国现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刑事立法对纳税人虚开行为的入罪处罚存在打击面过宽、力度过大的问题,同时针对特定虚开行为,在处理与逃税罪的关系上也存在不小的争议。在当前税收征管方式从以票控税逐步向信息管税转变的背景下,通过研究意大利虚开发票罪刑事立法及相关司法判决和学说观点,并基于其重要启示,我国虚开罪刑事立法的完善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税收犯罪刑事立法应当以处罚对国库利益直接有损的行为为基本理念,而虚开罪属于危险犯,作为这一基本理念的例外而存在,其应用应当受到限制;限缩虚开罪的客观要件,仅规定为他人虚开一种虚开行为,将为自己虚开和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两种行为以逃税罪的名义进行处罚,介绍他人虚开行为以共犯的名义按照虚开罪或逃税罪处理;在主观要件上,增加开票方是为了使他人逃税的目的而虚开发票;为避免一事二罚以及变相扩大虚开罪的应用范围,应排除开票方、受票方分别基于逃税罪、虚开罪共犯名义受处罚;降低虚开罪的处罚力度,与逃税罪的刑期持平。

监狱刑嫌调控的模式迁移与侦查原理

为规范监狱侦查基础业务,提高监狱准确控制与打击押犯再犯罪的侦查效能,针对当前重危犯查控制度的主要弊端,比较刑嫌调控所固有的以"人"为中心的犯罪预测与情报侦查等功能,监狱重危犯查控制度应向刑嫌调控侦查模式迁移;监狱应遵循侦查基础同侦查手段之间的关系模式、监狱刑嫌调控的条件定位模式、"从人到案"等多元化侦查模式的运行规则,以此体现刑嫌调控中的物质交换、同一认定、因果关系、信息控制的侦查原理。

论间接正犯概念的扩张——正犯后正犯

正犯后正犯是对传统间接正犯概念内涵与外延的扩张,它缘起于德国,并为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刑法所继受与传承;正犯后正犯的理论核心与灵魂是犯罪支配理论,其目的是对传统间接正犯理论无法有效回应罪刑相当原则困境的突围;德国的司法实践已普遍认可这一理论,我们也应肯定该理论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社会生态视阈下的犯罪控制问题分析

在任何社会生态中犯罪的发生和存在都具有客观必然性。如何有效地打击犯罪,保持整个社会生态的平衡,"犯罪常量"与"犯罪的趋光现象"的提出为我们提供了有效途径。利用"犯罪常量"与"犯罪的趋光现象"原理研究和打击犯罪,努力把握犯罪控制适度性原则和犯罪空间预留原则,就能最大程度地实现社会生态的和谐与健康发展。

论庞德的社会控制理论及其对我国犯罪控制的启示

庞德的社会控制理论是以实用主义哲学与社会控制学说作为其理论的基石,以社会利益学说作为其社会控制理论思想的核心。该理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发展起来的,影响颇深。庞德的社会控制理论与刑法中的刑法谦抑性这一理论的实质精神也不谋而合。在我国现阶段的法治建设中,庞德的社会控制理论对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尤其是在现代化的社会进程中,以利益博弈为核心的骤变与聚合,使得犯罪组织化、多元化和复杂化等等,进一步使控制犯罪这个社会越轨行为的难度加大。庞德的社会控制理论与刑法这一理论相结合正好给予了我国犯罪控制的理论指引,最终达到减少犯罪的社会控制目的。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适用正当性及其修正

《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中明确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适用遭遇了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的质疑,作为法定犯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前置法的衔接不畅引发了修正的思考。应当肯认,当下本罪的适用有其正当性基础和现实需要,且并未扩大刑罚范围,刑法手段理当也是疫情防控手段之一。应充分发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兜底作用,慎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从长远看,本罪的修正不宜盲目变更罪名、扩大"传染病"范围,增设罚金刑、区分量刑亦值得商榷,要注重"采取甲类防控措施"机制的缓冲作用,适时考虑通过重新提炼或模糊处理的方式完善本罪的罪状描述。

新冠肺炎疫情中个人信息公开问题的探讨——基于密切接触者的界定

新冠肺炎疫情中,个人信息公开是疫情防控中必不可少的手段。但此次疫情中,相关部门公开个人信息时,也存在诸如公开过多身份信息、不必要细节以及公开时间跨度长等问题。信息公开是要查清密切接触者,及时对其采取防控措施,控制疫情蔓延。防控方案中对密切接触者进行了明确的界定。故本文将从密切接触者的界定出发,结合适当比例原则,对个人信息公开问题进行探讨,并从范围、内容和时间跨度角度给出完善建议。

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关系辨析

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相适应原则均为我国刑法规定的基本原则。随着罪刑法定原则内容的扩张,其实质的侧面与罪刑相适应原则产生一定重合,从而部分地架空了罪刑相适应原则。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如下进路可供选择:将罪刑相适应原则理解为罪刑法定原则的下位原则;以罪刑法定原则取代罪刑相适应原则;将罪刑法定原则限定为形式的侧面,排除实质的侧面。第三种进路是较为合理的选择。罪刑法定原则实质的侧面从起源、内容及制度支撑方面都值得质疑。应当回归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还原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应然价值。

刑法中比例原则“引入论”的体系性检讨

比例原则的目的正当性、适当性、必要性、相称性的具体内涵与要求分别对应刑法的法益保护原则、刑罚手段的适当性与刑法谦抑原则、刑法谦抑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比例原则与刑法的基本原则具有限制公权、保障人权与民主主义的共同基础,没有必要将比例原则引入刑法领域。刑法不必通过比例原则进行合宪性控制;比例原则不具有超越刑法基本原则的内容,因而不具有弥补刑法基本原则不足的功能;比例原则的教义学价值有限。

《刑法》第267条第二款之我见

抢劫犯罪是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犯罪,历来为各国法律所重点打击。但我国刑法第267条第二款的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26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暴露出明显的不合理因素。鉴于此,本文从抢劫罪的定性,罪质,与抢夺罪的本质区别,刑法预防目的等方面进行探研,得出对这一条款进行适当修改的结论。

《宪法》视野下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研究——兼论《刑法》实施中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能否兼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条规定:"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我国同犯罪做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据此可以看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是《刑法》制定的目的,《宪法》是《刑法》制定的依据,"我国同犯罪做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是《刑法》制定的实践基础。但是,《刑法》的目的——犯罪控制(惩罚犯罪)与人权保障(保护人民),这一对概念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冲突与问题,如何合理地解决这一冲突以及这一对法律目的能否兼得都成为完善我国法律制度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合宪性疑虑及控制路径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业已成为信用卡诈骗罪的主要类型。本罪存在立法认定标准过于模糊、司法解释恣意扩大范围、司法认定标准简化为以事后未偿还推定主观恶意及以行为人事后的经济状况作为入罪标准等问题,进而将刑法异化为催债法。透支信用卡入刑的立法目的在于维护银行持有的特定公共财产,但由于正常透支信用卡所产生的消费额度在本质上属于债权,在民事救济途径较为完善的情况下,无需与其他类似行为区别对待,启动刑罚权进行特别保护。否则,将会产生不符合平等原则、比例原则等合宪性质疑。基于宪法原则的导控功能,在立法暂时保留的情况下,应准确把握透支信用卡入刑的内涵,以“诈骗”框定本罪的边界,对司法解释进行合宪性控制。司法机关应负有禁止主动介入的消极义务,并就免罚免责的法律规定履行提醒告知义务,强化对“恶意透支”诈骗行为的审查义务。

疫情防控背景下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及边界

疫情防控时期如何处理信息安全和信息利用之间的冲突,成为横亘在学术界和实务部门面前的难题。涉疫情个人信息兼具公开性与私人性、个人法益和公共法益,具有半公开、复合法益的特征。信息自由与信息安全既对立又统一,应当适用比例原则寻求二者之间的价值平衡。涉个人信息行为入罪时,应当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理解为危险犯;分级保护个人一般信息和个人敏感信息;收集行为的刑事违法性以行政违法性和民事违法性为前提。将信息主体知情同意、信息控制者合法使用和去识别化处理作为出罪化事由。

严打整治斗争20余年的回顾与思考

综观 2 0余年来严打整治斗争的历程 ,出现了一个“打不胜打、防不胜防”的怪圈 ,这既有客观原因 ,又有主观原因。有效预防和减少犯罪 ,既有赖于经济的发展和公民整体素质的提高 ,又取决于我们解决犯罪问题能力的提高。公安机关必须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 ,标本兼治 ,重在治本”的指导思想 ,努力使公安工作变被动为主动 ,主要斗争方式变专项斗争集中统一行动为依靠经济性的严厉打击、严密防范和严格管理 ,积极探索出一条长治久安之路 ,实现社会治安的良性循环。

论毒品犯罪侦查中的控制下交付手段

控制下交付是目前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在打击跨国、跨地区毒品犯罪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侦查手段,具有隐蔽性、合法性等特点。近几年我国侦查机关运用该手段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运用控制下交付必须遵循一定的实施原则,并注意与此相关的法律问题。

著作权民刑保护之间的法域冲突及其化解

著作权民刑保护的对象是著作权的法定专有权及其法益。《著作权法》与《刑法》对专有出版权的保护以及对“冒名”的规制是在法定专有权之外提供保护;《刑法》在“复制发行”“作品类型”“规避技术措施”等三个方面脱离《著作权法》规定侵犯著作权罪;对《刑法》上“复制发行”的解释背离《著作权法》对相关概念的界定。应通过《刑法》对侵犯著作权罪采空白罪状的立法模式以及删除《著作权法》有关保护专有出版权与“冒名”的规定两个方面化解著作权民刑保护之间的法域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