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实践问题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自2015年入刑后,近年来在司法实务中被大量认定。学界认为此举有违刑法的谦抑性。通过整理100个样本案例,分析司法实践中的“重罪行为轻罚化”以及“过度扩张”两种观点,发现该罪在具体适用时存在“明知”的认定不明确、与掩饰和隐瞒犯罪所得罪认定存在争议、刑罚的适用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当前,为了有效治理信息网络犯罪,应从明确“明知”的认定、正确区分该罪与掩饰和隐瞒犯罪所得罪、统一刑罚适用标准等方面入手,确保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实现应有的治理效果。

以法治的名义——评《罪刑法定本土化的法治叙事》

借助民族国家的研究进路和复线式的历史叙事模式,中国在建构东方族群式民族国家图景愈发清晰的同时,国家强力的压制性特征使个人自由的取得遭受限制。问题在于,对重构民族国家并进行现代化进程的中国而言,一个宏大而具体的现代化计划的落实尤为必要。于是法治作为改革的工具,成为现代化计划的一部分,而法治自身的价值则受到一定程度的削损。作为刑事领域彰显法治精神的罪刑法定原则,其价值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要想真正落实法治和罪刑法定,除了做到严格解释刑法规则之外,更重要的是构建权威的宪政秩序和精致的法治运作体制,有效提升刑法保护法益和保障个体自由的认识。唯此,现代社会中个体的自由才能成为刑事领域的价值核心。

罪刑法定视野中的刑法合宪审查

刑法合宪审查是实现刑事法治、推进宪政进程的重要方面。刑法合宪审查应当以罪刑法定原则为立足基点。现代罪刑法定原则不仅具有传统的法外入罪禁止机能 ,而且能够延伸出崭新的法内出罪正当化解释机能。我国 97刑法具有“中国特色”的罪刑法定原则扭曲了现代罪刑法定的价值旨趣 ,导致了我国刑法合宪审查的机能缺损。只有在真正确认已成国际共识话语的现代罪刑法定原则、赋予其法外入罪禁止与出罪正当化解释双重机能 ,同时改革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才能建构有效的刑法合宪审查机制。

期待可能性的机能:扩张或紧缩

期待可能性理论也称期待性的不存在,是指在行为者实施犯罪的场合下,在行为时的具体状况缺乏期待他能够实施该犯罪行为以外其他合法行为的可能性。其机能不仅仅体现为紧缩性的功效,科学的定位应是其扩张性机能,即期待可能性与犯罪是否成立、刑事责任如何承担相连结。同时,期待可能性机能的发挥受限于罪刑法定原则,理应体现法定性、明确性和合理性的要求;期待可能性的合理性的判断标准应以平均人标准说为宜;其法律归属采例外说基础上的并列说为最佳选择。

社会危害性在犯罪构成理论中的地位探析

目前在刑法学界存在着社会危害性理论备受指责的现象,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应将社会危害性逐出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这是不科学的。我们应该运用立体动态思维的方式正确分析犯罪概念、犯罪构成与罪刑法定主义的关系,不但要保留社会危害性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将其明确作为一个独立的犯罪成立的条件,这样才是对传统犯罪构成理论批判性的发展。

牵连犯的处罚原则再探讨——基于立法例的分析

按照通说,牵连犯乃实质数罪但科罚一罪,我国立法例是选择性地对牵连犯的处断原则作出多种规定,从而造成了立法的不和谐,也引发了牵连犯在实务中处断的疑惑。同单独的数罪相比,牵连犯的本质是实质数罪,尽管牵连犯的数行为具有牵连关系这个特殊性,但不能成为否定牵连犯应当并罚的理由,牵连犯的社会危害性不是取决于数个犯罪之间的牵连关系,而是根本上取决于其所构成的犯罪的性质、个数和情节等。因此,"数罪并罚说"更为妥当。

试论刑事法治对人权的保护

人权需要法治的确认和保护,以免受到社会其他公民和国家公共权力两个方面的侵犯。根据依法治国的要求,我们应当树立正确的刑事法治观,既要重视刑法在惩罚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方面的作用,也要重视刑法在保障人权方面的作用。罪刑法定原则是依法治国在刑事法领域的具体要求,它在国家刑罚权与公民的自由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从而保证刑法既能有效地打击侵犯人权的犯罪,又能防止滥用刑罚权侵犯人权。为了更加有效地保护人权,应当慎重适用死刑和注意“严打”中的人权保障。

刑事法治视野中的罪刑法定原则——对我国刑法第3条的反思

罪刑法定原则与法治理念是同一时代背景下的产物。现代刑法的规范设置应与罪刑法定原则的真正蕴涵和法治理念相契合,我国刑法第3条的规定没能确切回应这一时代要求。

秦汉法律中的罪数形态及处罚原则

秦汉法律与刑事司法实践中对各种犯罪形态的认定与处罚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规则,即根据犯罪行为的性质来确定犯罪行为是构成一罪还是数罪并决定其适用刑罚,体现出了较强的法律逻辑。并且,秦汉法律以重刑吸收轻刑的方式来并罚数罪,减轻了犯罪人的执行刑罚,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法律在处理犯罪时的恤刑,也反映出帝国早期的法律尤其是秦代法律并非只有严苛暴虐的一面。秦汉法律认定罪数形态的方式以及处罚原则对后代法律也有所影响。

禁止刑法司法解释溯及既往原则之提倡

禁止刑法司法解释溯及既往原则,是罪刑法定主义禁止事后法原则在刑法司法解释领域的自然延伸。该原则意味着刑法司法解释不仅具有独立的时间效力,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刑法司法解释都应坚持刑法溯及力问题所奉行的从旧兼从轻的立场。这既是罪刑法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刑法司法解释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从总体上看,我国现行刑法司法解释在溯及力的问题上基本采取了从旧兼从轻的原则,但仍存在一些具体问题,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予以完善。

刑法解释规制论

刑法解释是刑法适用的基本途径,司法实践中法官运用刑法解释把抽象的法律规范应用于具体的案件,故法官是刑法解释当然的主体。但法官的刑法解释权不是任意的,应当对其进行规制。具体来讲,应从内外两个方面来规制法官的刑法解释权:外在规制是通过罪刑法定原则和遵循先例原则来实现;内在规制是通过树立法官对法律的信仰和法官对法律文本的尊重来实现。

“疑罪从无”原则的西法渊源

疑罪从无是处理罪与非罪类疑罪案件应坚持的原则,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已得到了很好的运用。从罗马法探寻疑罪从无原则的渊源,发现有""嫌疑不得判处"、"有疑,为被告人之利益"等原则,是为疑罪从无原则的雏形。另外,从罗马法中还可探寻到无罪推定、正当诉讼程序和合理的证据制度、较完备的辩护制度、限制国家公权力等相关制度和原则以及保障人权和人道主义思想。罗马法启迪我们要贯彻落实疑罪从无原则,并有效确立无罪推定原则、辩护制度、人道主义思想等,努力使刑法理性回归,更加注重人权保障。

论行政刑法规范的适用与罪刑法定原则

行政刑法规范是规定对违反行政上义务的行为予以相应刑罚处罚的法规,在我国仍然是基于刑法上明确规定的罪名而予以制裁的法规。它并不是独立于刑法的其他的特别部分,而是刑法固有的一部分。因而对于违反行政法规的行为,在刑法规定有可以不适用刑法总则的特别规定时,适用该特别规定,而在有关犯罪以及刑罚的基本原则方面仍应适用刑法典的规定。至于空白行政刑法规范,由于犯罪构成事实的基本轮廓以及刑种与刑度已经有明确规定,而只是将其一部分构成要件授权其他法律或行政命令补充,因而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

人权保障理念之光照耀下的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的全部精神是通过消极地限制刑罚权,积极地保障人权,核心意义是人权保障。试从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实质、罪刑法定原则的刑法意义、罪刑法定原则的解释方法三个方面,阐释人权保障理念之光照耀下的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法律解释与机械执法

机械执法是一种错误的执法思想。对罪刑法定原则必须在实质上进行把握,法律词义原则上应从广义解释。刑法规定的内容应明确、具体,具有实体的合理性。法官对于法条解释的内容不得超出一般人的理解。

公众认同视野下的刑法基本原则

刑法公众认同以刑法基本原则的公众认同为集中体现。罪刑法定原则的公众认同可运用法规范的预测可能性原理予以概括性说明,并通过明确性等原则得到具体展开,且可得到情理性补充说明。公众认同对罪刑法定原则提出了相对性要求。罪刑均衡原则的公众认同可得到与罪刑法定原则同样的说明。公众认同对罪刑均衡原则提出了实质性要求。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公众认同依然可运用法规范的预测性原理予以说明,且其对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同样提出了实质性要求。在刑法公众认同之下,刑法立法面前人人平等是应该而且能够实现的"神话"。保障人权和维持秩序这两项刑法价值的实现,是刑法基本原则赢得公众认同的最终依凭和落脚。

论刑法谦抑性与刑法基本原则之间的契合

刑法谦抑性与刑法基本原则之间具有契合性,表现为,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排除残酷刑罚,明确刑法处罚范围和合理缩小犯罪成立范围。

论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实现

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 ,并在诸多相关条文中予以具体化 ,值得称道。然而仔细分析 ,不难看出该原则在刑法中的贯彻仍存在着限制 ,如立法用语模糊 ,内容不明确 ,法条间相互否定、矛盾 ,罪名不明、罪数不清等 ,损害了刑法的形象 ,不利于司法公正 ,应加以修正。

我国刑法解释存在的若干问题

我国二十多年的刑法解释实践存在一个严重问题 :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不能适用于刑法解释实践 ,本应由刑法规定的犯罪问题和刑罚问题 ,却由司法解释替代了 ,刑法赖以支撑的罪刑法定原则在司法解释中成为一纸空文 ,刑法作为国家重要基本法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受到严峻挑战。本文就上述现象和问题 。

关于“严打”的刑法学思考

文章从刑法学的角度对“严打”进行了准确定位。认为“严打”是我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刑事政策。作者对“严打”与社会主义法治、“严打”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严打”与我国基本刑事政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科学地探讨与分析 ,见解精辟独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