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实践基础与制度理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一致采用“最有利于(被监护人/未成年子女/被收养人/未成年人)”表达范式,由此整个未成年人法律体系得以确立贯通性的基本原则,即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该原则同时具有承继国内法治实践和转化国际公约义务两个向度。对解释文件和司法数据的梳理表明,当前该原则的适用主要呈点阵式分布,存在覆盖不足、标准不一、机械援引等问题。对照国际规范体系,厘清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权利要义、制度约束、效力层级和程序保障有助于为我国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适用注入系统、辩证和自洽的制度理性,进而通过权利本位明晰化、权益认定规范化、个案研判独异化和保护机制协同化,将这一中国特色表达深化为中国特色实践。

论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处理中最小必要原则的适用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未成年人保护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规定,处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时应当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以及最小必要原则,这两项原则在处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场景下共同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两项原则的实践适用却存在相互冲突。对此,应当在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处理场景下将最小必要原则作为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具体表现形式对待,从而将最小必要原则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二者的关系界定为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并在此种关系中明确,处理行为符合最小必要原则的要求时,即可认定为符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在最小必要原则的适用问题上,应通过三阶比例原则构建相应的认定标准。其中,相关性阶层主要考量处理行为与实现未成年人最大利益之间的关系,必要性阶层以未成年人或监护人同意的内容为核心考量,均衡性阶层则发挥兜底性的作用,排除过度损害未成年人最大利益的处理行为。当处理行为通过这三阶层的考量时,即可认定符合最小必要原则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视域下性侵未成年人证明标准的研究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逐步扩展至有关未成年人权益的一切活动,其要求涉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活动尊重未成年人的权利主体地位、坚持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优先保护立场以及充分听取未成年人的意见。在处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时仍继续严格采取“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证明标准,将可能违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三项基本要求。探寻确立以“排除合理怀疑”为主的证明标准,有助于贯彻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立足于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对“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必要性、品格证据与传闻证据的引入以及未成年被害人陈述为核心构建证据体系等可操作性展开探讨,将促使此类案件从成人“我认为”视角到未成年权利人“我需要”视角的合理转向。

隔代探望权的行使现状、合宪性阐释及规则构建

随着我国家庭结构出现转变,导致离婚案件纠纷案件增多,隔代探望权问题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但我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未对隔代探望权作出明确规定且司法实践中也缺乏统一标准,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争议。为解决这一现实难题,本文通过对隔代探望权的立法及司法现状进行分析,总结出该制度存在缺乏规范性文件、申请主体范围狭隘、行使的内容模糊的现实困境,并据此,提出确立隔代探望权的限制性条件、扩大隔代探望权申请主体范围、明确隔代探望权的行使内容的完善措施,以期能促进我国隔代探望权制度的完善。

论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在我国立法和司法上的体现——兼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13条为例

《儿童权利公约》所阐明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在我国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中有中国本土式的表达,即我国《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征求意见稿等中的“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与《司法解释(一)》部分条款体现父母权利本位倾向不同,在父母双方均要求直接抚养已满两周岁的未成年子女时,征求意见稿第13条严格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从未成年子女利益保护视角处理离婚案件中的抚养权纠纷,以否定事由的方式排除了实施家庭暴力等严重不端品行的父或母一方的直接抚养权。此外,建议增加“有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等行为侵害监护权、探望权”的情形,以展示司法者对未成年子女利益的特殊人文关怀。

低龄未成年人案件核准追诉若干问题研究

刑法关于低龄未成年人案件核准追诉的规定,兼有依法惩治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和审慎稳妥追诉低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之意。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行使核准追诉权的规定既与超过20年追诉期限案件核准追诉主体的规定保持一致,又充分考虑到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的独特作用。对核准追诉相关实体和程序要件的理解适用应符合当下司法实际,有必要对争议性较大要件建立相对科学便宜的标准供司法者具体适用。核准追诉仅是办理低龄未成年人案件的一个环节,检察机关应当从整体上把握低龄未成年人案件办理工作,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促进特别程序实质化落实,推行检察一体化办案机制,最大化实现立法价值。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在网络隔空猥亵儿童案件中的适用

近年来,网络隔空猥亵儿童的案件被媒体曝光后,引发了理论界和实务部门的高度关注,面对网络隔空猥亵儿童这种新兴犯罪样态,其行为的认定成为了未成年审判中的焦点问题之一。案件的裁判结果需要建立在事实和法律的基础上,同时也离不开相关理论的支撑。本文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作为审判此类案件的基本立场,以涉案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优先保护、有利于身心健康发展为宗旨,并从体系性地阐释法律、正当程序的制度设计、网络隔空猥亵儿童的惩治力度以及个别化的替代性措施四个方面展开论述。以期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能够像刑事诉讼法中的无罪推定原则一样,作为少年司法领域内的首要原则得以确立。

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的规范缺陷、完善措施和未来展望

受制于由生理机制所引起的弱势地位,未成年人在遭受犯罪行为侵害后经常处于不知、不能和不敢告诉的状态。强制报告制度作为一种先发式报告机制,其最大特征就在于国家通过公权力介入的方式将原本属于道德层面的报告义务上升至法律层面,违背法定报告义务的主体将会被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当前我国强制报告制度的适用率仍然较低,这与立法规定不完善有着必然的关系,如报告义务主体规定存在缺陷、报告接受主体规定混乱、报告内容有限、责任追究机制不完善等。因此,法律的完善必须要从报告义务主体、报告受理部门、报告内容和责任追究机制等角度出发,为强制报告制度的有效实施提供正确的规范依据。此外,强制报告不是维护和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终点,而是起点,我们同样要做好强制报告制度的“后半篇文章”,为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搭建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综合保护救助机制。

专门矫正视野下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隐私权保护研究

在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与成年社区矫正对象分别进行社区矫正的语境下,未成年犯罪人的社区矫正应该走向专门化和多元化。加强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隐私权保护,无论是从国家刑罚权、公共利益的实现还是从落实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的角度来看都具有正当性。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在概念外延上具有交叉关系,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隐私权保护的主要难点在于对隐私信息这一客体的保护上。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隐私权的内涵主要包括对其隐私权客体的支配权、利用限制权、受保护权。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隐私权的保护应该选择单行式的独立保护模式,而不是分散式的附属保护模式。其远景目标是要构建起单行的少年法典、独立的少年司法体系、专业化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项目、完备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配套机制。

论低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条款的适用

基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与刑罚正当性原则,《刑法修正案(十一)》所增设的低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条款应当采取“最严解释”立场。在实体条件方面,对低龄未成年人的刑事追诉必须满足“特定罪名+特别罪量”标准;在程序方面,核准活动应当采取逐级审查方式并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辩护权。

患者知情同意权代理行使的法律思考

患者知情同意权代理行使是医疗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我国相关法律存在规定原则性过强、与患者自主决定权之间存在矛盾以及对侵犯患者利益的救济途径不明确等不足。应从确立患者利益最大化原则、将知情同意权代理行使的相关规定具体化以及适度运用紧急避险原则等几方面完善我国的患者知情同意权代理行使制度。

论未成年人监护的价值理念——以国家干预及其尺度为视角

近年来,未成年人保护的严峻形势直接暴露了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缺漏。宏观上,监护制度缺漏诸多,国家干预贫弱,呈现的是放任主义;微观上,针对性立法零散混乱,回避伦理亲情。宏观干预不足,微观矫枉过正的原因在于监护价值理念混乱模糊。随着未成年人利益本位的确立,家庭自治监护模式的式微,强化公权力干预获得正当性。但同时不能忽视监护关系的先在性和家庭监护的天然优势,对家庭监护的伦理性给予充分尊重,在干预过程中应当注重家庭监护的法律化和强制化,在引入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的同时对最大利益作柔性考量。建立以家庭监护为主要模式,以国家监护为个别辅助模式的监护形态。

论合适成年人制度的理论属性、规范诠释及实践运行

合适成年人制度是镶嵌于刑事诉讼构造中的特别的监护制度,具有显然的刑事属性,有别于民事监护制度。我国现行民事和刑事法律规定均为这一解读提供了法律依据。司法实践中,合适成年人制度常被视为掣肘各方权能实现的"包袱性"程序。办案人员基于提高办案效率的考虑,多有不当践行合适成年人制度的操作方式。根据国家亲权理论,系统梳理合适成年人、未成年人和司法人员三方之间的关系,方能打破制度僵局,消除不必要的冲突抵牾。

民法典姓名权制度的解释论

姓名具有符号特征,自然人本名以及本名之外与自身存在稳定对应关系的称呼都属姓名权这一基本人格权的保护范畴;“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是判断“存在稳定对应关系”的标准,其包含了“为相关公众所知悉”的内涵。姓名兼具经济权益和精神性利益,故自然人死后其姓名利益仍应受法律保护。自然人行使姓名权,行政机关原则上应尊重自然人的选择权,并以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序良俗作为考量标准,对此予以个案把握。其中,姓氏选择应当尊重家族意志,当存在民间习惯的情况下宜允许成年人自行更换姓氏,从而回应随夫姓等实践情况;未成年子女的姓名变更应当遵循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不宜恪守离异夫妻必须经双方同意才能变更未成年子女姓氏的立场;特别法或未来的司法解释宜就姓名长度、变更次数等加以明确规定,并完善人格权的侵权规范,从而形成人格权保护的完整规范体系,进一步实现体系化。

论探望权中未成年子女的权利保障

在我国,妨碍以及放弃探望权行使的情况经常发生。探望权的强制执行,又会加深父母之间的矛盾,可能对单亲家庭的子女造成二次伤害。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以父母权利为中心的制度设计,忽视了未成年子女的个体利益。因此,应当以子女的权利保障为主线设计探望权法律制度,坚持未成人利益最大化优先的原则,支持探望权的实现,限制探望权的滥用,禁止探望权的放弃,合理划分权利与义务的界限,以权利制约权利,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单亲家庭中的未成年人权利。

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认知与视角

全球化为人类提供了认知世界的新思维。随着人类共同利益意识的提高,人类的视角一定程度上从国家政治转向非国家政治。国家利益最大化与人类共同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追求一定程度上存在逻辑矛盾和现实冲突,维护人类共同利益成为关涉政治道德理性、责任伦理和"顾及"原则的价值选择。以对人类负责的精神、超越国家利益最大化、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应当是中国的价值选择。

论体育教学的利益最大化原则

新课程标准中的"健康"、"尊重"、"平等"、"学生主体"等理念引领着新一轮的课程改革。在教学过程中,遇到"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相冲突,5个领域目标难以统筹等问题。因此,提出体育教学"利益最大化原则",即在体育教学中,体育教师面对学生差异和教学条件不同的情况,选择那些有利于学生"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最大化实现的资源进行整合,寻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方式,以实现最大的教学效益。在贯彻实施过程中应满足面向全体学生的体育需要、平等尊重学生、正确对待和引导学生的体育需要等基本要求。

校园外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关于未成年人人身损害赔偿项目的探讨

校园外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一些理论与实务问题。本文通过研究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少年庭的相关案例,分析此类案件受案率呈上升趋势,但调解结案率低,赔偿内容不规范,进而对涉及未成年人特点的赔偿项目进行了理论分析与探讨。

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机制研究

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机制以干预主体的多元性、干预措施的阶梯性和转换性为主要特征。立足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机制可以从罪错行为分级、实体干预措施和干预措施适用程序规则三个方面进行构建。在罪错行为分级方面,由于罪错行为“三分法”的不足,应倡导罪错行为“四分法”;在实体干预措施方面,应加强监护职责和强制亲职教育的实效、充分发挥专门教育与专门矫治教育的保护处分功能以及完善刑罚替代措施;在干预措施适用程序规则方面,应确立保护处分优先原则、构建强制性干预措施的司法化决定程序以及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程序。

离婚案件中儿童利益最大化保护问题

离婚案件的审理关注的是离婚夫妻的婚姻利益平衡问题,儿童利益被忽视甚至被侵犯的情形时有发生。如何在审理离婚案件过程中有效地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是当前司法实践中亟需解决的问题。建议把儿童利益的最大保护确立为首要考虑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