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主体范围的扩展——单位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研究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已于2012年正式纳入我国《刑事诉讼法》,标志着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在我国立法中得以确立。但法律并未明确规定该条款是否适用于涉案企业等单位主体,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将该权益的主体扩展到单位也无实质意义。在企业合规改革逐渐深化的当下,加强对涉案企业刑事追责过程中相关诉讼权益的保护,与以企业为代表的单位的诉权保护立法简陋的矛盾日益凸显。通过立法的方式,将单位明确规定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的主体,并辅以配套保障制度,已成为完善单位犯罪立法、保护涉案企业正当法律权益的必然选择。虽然,单位因为不具备自然人的耻感,对其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进行保护的紧迫性较自然人弱些。但单位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作为一种道德权利,在我国当前社会事实下仍有其正当性基础。我国应秉持制度功利主义权利观,通过立法明确赋予单位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

人权保护视角下的无罪推定——由李怀亮案引发的思考

无罪推定以人权保护为起点,又以人性尊严为皈依。"无罪推定原则"在新《刑事诉讼法》(2012年3月修正)中表现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新《刑事诉讼法》将"人权保护"和"无罪推定"纳入其中,是我国立法的一大进步,但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要将"无罪推定原则"落到实处,必须明确"人权保护"是刑事诉讼法的首要目的,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缓解公检法机关办案压力,真正实现司法公正。

美国证人豁免制度及其启示

证人豁免制度作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免权发展过程中历史的必然的产物,其对于公共利益之维护必不可少。美国立法历经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免权的绝对保障,到罪行豁免,再到使用豁免的沿革过程。从美国司法实践而言,证人豁免制度经历了从控方证人豁免到辩方证人豁免的发展历程,并且正式证人豁免和非正式证人豁免并存。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特别是在贿赂犯罪中,出现了类似于证人豁免制度的做法,但这种不具备实质性的做法只是追诉机关打击犯罪的工具。我国刑事法律并未规定证人豁免制度。我国应在借鉴国外证人豁免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国式的证人豁免制度。

沉默权与反对自我归罪特权之比较

沉默权和反对自我归罪特权是刑事诉讼中法律赋予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二者在产生时间、适用的主体、内容、词语表述及相关法律对其规定上存着在不同.

美国宪法不自证己罪特权的适用范围考察——施梅伯案及其以后

在美国,不自证己罪特权的适用状况始终与司法权的运作密切相关。通过1966年的施梅伯案,联邦最高法院历史性地将特权的适用范围限定在"证述或表达",从而明确认可一系列针对人身的强制取证行为。该标准一直沿用至今,但也在强制提交文件、强制取证过程中的附带陈述、强制精神病鉴定和制定法申报义务等案件中遭遇挑战,再起波澜。实践表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不自证己罪特权的司法适用有所保留,更多只是将其作为口供任意性的保障。关注不自证己罪特权在美国刑事司法的适用状况,会对我们理解《刑事诉讼法》关于"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有所启发。

拒绝强迫自证其罪与沉默权

随着诉讼民主化、科学化的深入,拒绝强迫自证其罪和沉默权已引起法学界的关注。但理论上对两者的关系存在模糊的认识。本文就二者的内容,不同学说的相互联系与区别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讨,以期弥补理论上的不足,更好地指导实践。

比较与借鉴:论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欧洲国家在适用不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方面有着比较成熟的做法,为了保障被追诉人此项特权的有效性,具体从如下三点着手:其一,将此特权的适用领域拓展至行政法领域。其二,对秘侦措施中的隐秘探话进行必要的限制。其三,对刑事扣押对象进行必要的限制。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也确立了此项特权,但与之相关的立法存在冲突,有关的配套制度付之阙如,严重影响了被追诉人此项特权的有效性,需要借鉴欧洲人权法院的做法予以完善。

侦查程序中沉默权的价值及我国的施行条件

沉默权即“不被迫自证其罪的权利”。沉默权制度是世界刑事程序制度发展的方向，是走向文明的标志。确立沉默权，有利于民主和人权；有利于社会公正；有利于揭示全面案情。我国现在应该确立沉默权，而且也有一定的条件能够确立之。

我国“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若干问题研究——兼议我国沉默权现状之争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条款赋予被追诉人在接受讯问时保持沉默的权利,确立了口供自愿性规则,使我国刑事诉讼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沉默权制度仍未能在我国得到确立,这主要是受我国刑事政策等因素影响,刑诉法第118条"如实供述"条款的保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立法者的价值取向。与此同时,构建配套的制度规范,更好地推进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适用也是目前加快司法改革进程的当务之急。

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与如实供述义务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50条中增加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但是,第118条又保留了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的义务,这样的规定导致"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条款很难得到落实。这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冲突的,但是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又不能彻底废除如实供述义务,因此我们应该寻求协调二者冲突的方法。

略论我国刑事诉讼法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是国际刑事司法的最低限度标准之一。我国已于1998年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确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是我国的国际义务。本次刑事诉讼法修订,"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已经写入刑事诉讼法的修正案。然而,是否可以说我国在刑事诉讼中已经确立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呢?需从宪法地位、沉默权、诉讼模式、适用范围、鼓励供述机制的建立等方面进行阐释。

沉默权不应再沉默——论沉默权在我国的确立

认定沉默权是被告人的一项诉讼权利,是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重要内容,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否真正享有辩护权的基础之所在。是否确认该权利及是否建立了保障其实现的程序机制,不仅体现出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对实体真实与程序正当、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等相冲突的诉讼价值的选择态度,而且也反映出一国刑事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状况和刑事诉讼文明进步的程度。结果表明:我国应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适应我国刑事司法需要的“沉默权”制度。

多元价值取向背景下沉默权的探讨

沉默权在产生运用过程中曾引起很大争论,当前许多国家根据实际情况对沉默权做出相应限制。沉默权不是保障人权、拒绝强迫自证其罪和无罪推定的必然要求与合理延伸,更不是杜绝刑讯逼供的最佳武器。

作证豁免制度的价值及其建构

作证豁免在获取某些特殊重大犯罪案件关键证据,查明案件事实等方面具有现有的刑事司法制度所无法代替的价值;作证豁免不同于诱供,具有正当性,该制度的建立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和参考样本,并与现行法律发展的趋势相契合,具有可行性;作证豁免制度包括了"污点证人"的不起诉制度和对"污点证人"的保护制度等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应当采行分散式立法模式,在起诉程序、证据制度等中分别规定作证豁免制度的相关内容;作证豁免制度的建构应当先由各地的司法机关部门开展改革试验,并由立法机关在较为成熟的时期推进作证豁免的制度化。

《刑事诉讼法》修改凸显人权保障——论不得强迫自证有罪和非法证据排除条款

此次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还增加了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这些新增内容之间存在紧密联系,每一项又有各自的意义。"不强迫自证其罪"条款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进一步体现,关系到我国刑事侦查、检察和司法部门的职责和个人权利的保障;非法证据排除是落实不强迫自证其罪的具体措施,通过约束侦查部门取证行为对侵犯个人权利提供了补救措施。这些都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原则性和制度方面的重大修改。文章详细研究了新增加的这些条款的确切含义,指出其中的进步意义,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提出执行新增加的这些法律条文必须注意的事项。

证人的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

证人是否享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在境外法治国家的立法中呈现三种不同的类型。相关国际公约正在逐渐认可证人享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我国应当明确承认证人享有此权利。由于证人与被追诉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角色不同,两者的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在行使条件、保障程序等方面存在重大差异。为了平衡真实发现与保障证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的关系,我国应当赋予证人有限的罪行豁免,严格限定豁免案件的适用范围,并完善证人作证的豁免程序。

不强迫自证其罪条款之实质解释论纲

2012年刑事诉讼法新增不强迫自证其罪条款,禁止以各种强制方法课以被告人主动提供针对自己的归罪信息之义务,该条款与禁止刑讯逼供等不正当讯问方法的规定具有不同规范内涵。根据不强迫自证其罪条款,一切以直接或间接手段课以被告人主动配合义务的取证行为将被宣告违法,所获得的证据应根据刑诉法第54条分别适用不同的排除标准。不强迫自证其罪条款的规范效力并不仅限于刑事诉讼本身,如果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的取证行为违反不强迫自证其罪条款的实质要求,则该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准入资格将可能受到限制。

自我保存的自由——霍布斯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利思想研究

作为近代政治哲学的奠基人之一,霍布斯关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利思想既有传承,也有发扬光大之处。他用自我保存的人性论和契约论首次对其进行了严密的论证。正是自他开始,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利才第一次获得了近代个人主义意义上的证明,被视为每一个人都不可剥夺的自我保存的自由。其思想于我们当下仍有现实意义。

构建我国证人反对被迫自证其罪特权制度的设想

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极不完善,尤其是证人权利义务设置失衡,证人的应有权利缺乏保障,导致证人出庭作证难,拒证现象严重。反对被迫自证其罪特权是证人的一项必不可少的权利,它已得到世界众多国家以及联合国公约的认可。构建我国证人反对被迫自证其罪特权制度对于改善我国证人作证的现状,切实保障证人合法权益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对不得被迫自证其罪权利的限制及对我国的启示——基于萨利纳斯案件的分析

2013年6月17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萨利纳斯诉得克萨斯州一案作出最终判决,该判决对不得被迫自证其罪的权利进行了限制:被追诉人在非羁押状态下行使沉默权应当进行明示,控诉方可以对被追诉人非羁押状态下的沉默作出不利评论。该判决削弱了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导致被追诉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处境被恶化。虽然该案判决对不得被迫自证其罪的权利进行了限制,但是没有动摇沉默权制度。我国应当确立沉默权制度,可以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并且可以对该权利进行合理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