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拒绝作证特权中的利益衡量

拒绝作证作为一项特权，是在刑事诉讼中查明案情、追求实体真实的需要和另一种重要的社会利益发生了冲突的情况下，法律所作的一种特殊的利益协调。本文运用比较法的研究方法，对拒绝作证恃权中的这种利益冲突与协调作了全面而系统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之上，对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立法完善作了初步的探讨。

证人作证制度的道德维度思辨

证人作证制度是证据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提高证人作证率一直是各国立法努力的方向。然而证人本身也是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中,在道德维度上存在着个体差异,证人制度也应当对这种需求予以考虑。而我国证人作证制度却未考虑到个体的道德需求,只是以一种圣人之德来对证人作证义务予以普遍性的要求。缺乏证人免证特权的规定,也就成为我国制约证人作证率的一个瓶颈。

论清末民初的人证制度

人证制度是清末民初时期证据制度的重要内容。同传统的人证制度相比 ,清末民初的人证制度出现这样一些变化 :证人不再是依法可以拷讯的对象 ;证人若具备特殊情形 ,其拒绝作证完全是一种权利 ,而非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证人若具备特殊职业身份亦可以免予作证 ;证人依法享有一定的物质补偿权 ;对证人伪证行为的打击不再限于众证定罪案件中的作伪行为 ,并且应以证人被告知伪证的后果为前提。

亲属证人出庭特权问题研究

证人具有不可替代性,证人作证是法律上的义务。证人作证不仅是提供证言,还应当出庭就证言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证。基于现代刑事司法活动价值追求的多元化,证人作证义务存在例外情形。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亲属证人出庭特权制度,赋予亲属证人不被强制出庭的权利,但没有确立在庭外拒绝提供证言的权利。亲属证人出庭特权制度与证人拒证权存在明显的差异。

民事证言拒绝权的理论与实践——以价值的权衡为中心

证言拒绝权是现代法治国家对证人作证义务的一种法定免除,其法理基础在于社会生活某些领域的价值要超越纠纷解决所带来的安定性。在现代各国的立法上,通过确立民事证言拒绝权所要维护的社会价值包括证人自身的利益、家庭关系、职业秘密与公共利益。民事证言拒绝权以行使的方式为依据可以分为“完全的证言拒绝权”与“不完全的证言拒绝权”两大类。在证言拒绝权的实现上,两大法系的做法存在一定的差异。

证人拒证权的取舍——法律与道德的博弈

法律与道德都是有层次性的,要求所有人都有作证的义务是高层次的道德要求,法律只应规范低层次的道德内容。设立证人拒证权是公民对人性化法律的必然要求。

亲属作证豁免的法理探究

英美法系及大陆法系都对亲属作证豁免的制度进行了详尽的规定,我国台湾、香港、澳门也设立了亲属作证豁免的制度,但是我国大陆的诉讼法却未对该制度进行规定,只是单纯强调证人的作证义务。本文对几个主要国家的亲属作证豁免制度进行列举、分析,并对该制度存在的法理基础进行论证,进而对我国的亲属作证豁免制度进行构建。

论刑事司法中的警方线人

对于有组织犯罪等特殊类型案件的侦破,刑事司法中的警方线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警方线人立法上还很不完善,其在侦查、审判程序中还存在诸多问题,这些因素影响和制约了警方线人预期制度价值的实现。明确警方线人的适用程序和范围,并合理设置其在刑事司法程序中的权利与义务,业已成为改革与完善我国特情侦查制度的一个重要课题。

从“亲亲相隐”到亲属拒证权

亲属拒证权无论在我国历史抑或外国历史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对人权的保护,对社会秩序的稳定乃至于对一国法律制度的顺利运行都具有重要的作用。虽然现行亲属拒证权制度具有合理性,但是应该在拒证的范围、主体和形式等方面加以变动和限制,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当前法律体系的运行。

试论拒证权

诉讼过程追求的目标是多元化的.。通过诉讼不但要查明真相,惩罚犯罪,解决纠纷,在诉讼的过程中也要保护人权,保护社会伦理,公共利益,证人权益。正是基于对社会关系的宏观考虑,本文主张在诉讼过程中设立证人拒证权。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亲属证人人权保障——以《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为研究视角

亲属证人从狭义上理解为与被追诉人有法定亲属关系的证人,属于特殊证人,他们应当成为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对象。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规定了被告人相关亲属的免于强制出庭作证权,但是不完善的制度设计在实践中容易导致亲属证人的人权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域外亲属证人的特免权和我国古代的"亲亲相隐"制度规定较为完善,对我国现有亲属证人的权利完善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我国应当树立证人人权保障的观念,准确把握"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构建亲属证人的拒证特权。

关于证人拒绝作证的思考

证人拒证是困扰司法实践的一大难题。本文认为,证人拒证首先是出于惧怕心理和躲避心理;其次是证人的权利义务具有不对等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完善证人作证制度提出了三点建议。

证人拒证特权的本土化途径——以亲属拒证特权为切入的思考

作为世界范围内诉讼立法中普遍存在的制度,证人拒证特权有着重要的意义。证人拒证特权制度在中国的缺失贬损了法律的正当品质,阻碍了法治社会的进程,严重影响了诉讼制度整体功能的发挥,因此有必要在中国建立这一制度。与证人拒证特权的其他权利相比,亲属拒证特权有着良好的文化基础,符合中国当前的法律实际,具有较大的可行性。证人拒证特权应当在亲属拒证特权上取得突破。

从缓刑适用角度反思我国亲属证人拒证权——基于562个样本案件的实证分析

完善我国亲属证人的拒证权利不仅是对我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的史海钩沉,更是我国人权保障融入现代法治的一条必经之路。我国虽然没有明确专门关于刑事案件中亲属证人拒证权的法律规定,但在强制证人出庭的规定中排除了父母、配偶及子女的出庭作证义务,为亲属证人拒证权的完善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分析亲属证人的刑事程序权利和亲属证人拒证权存在的法理基础可以快速找到该制度在证据法上的定位,而探索妨害司法类犯罪中如何对亲属证人进行量刑和是否适用缓刑可以了解到我国司法实践中亲属证人因缺乏拒证权易被追诉和缺乏救济的问题。因此,应从实体和程序着手,完善权利主体范围和例外情形,来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亲属证人拒证权制度。

论我国刑诉“近亲属拒绝作证权”制度

在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近亲属拒绝作证权的确立着实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史上法律与人权结合的一大进步,其不仅是对古代"亲亲相隐"文化的传承更是对以人为本、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贯彻以及对维护家庭和谐、社会稳定政策的支持。但由于历史、文化、立法基础相对薄弱,近亲属拒绝作证权在实际司法操作中存在适用主体、阶段过窄等问题,本文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完善建议。

试论我国亲属作证特免权的构建——基于《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的反思

新《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的但书条款规定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不被强制出庭,赋予了被告人亲属拒绝出庭权。亲属拒绝出庭权与作证特免权相差甚远,但易被错误地解读为亲属作证特免权的初步确立。亲属作证只享有拒绝出庭的权利,却缺少作证特免权的权利,无疑剥夺了被告人对有异议的证人证言的有效质证权,同时违背直接言词原则。我国构建亲属作证特免权应明确其权利主体、权利内容及程序内容。

论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

在当前的刑事诉讼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率低的情况相当普遍，阻碍了当前的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进行。应该采取有效措施，保证证人出庭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