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对待量刑——量刑程序化初探

实现定罪的准确与量刑的适当,是现代法治社会对整个刑事审判工作的两项基本要求。但在我国,无论是立法操作还是司法实践,抑或是学界探讨,量刑程序都是不受关注、极易忽视的领域,量刑非程序化现象极为严重。现行以定罪为中心的庭审结构是导致量刑非程序化的根本原因所在,构建“先定罪”“后量刑”的二阶段庭审结构便可初步破解这一难题。在保证定罪程序准确、公正的同时,还须构建“阳光下的量刑”制度,以保证量刑程序的公正。

量刑程序与证据

英美法系国家奉行的是定罪量刑分而治之的量刑模式,而我国在量刑程序上实行的是定罪量刑合一的模式,为了实现合理而准确的量刑,有必要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有益做法。但是确立独立的量刑程序必然带来诸多的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证据的适用问题。确立独立的量刑程序后,在证据适用中要以所有影响量刑的量刑情节为证明对象,确立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运用自由证明的证明方法进行证明。

美国死刑量刑程序的历史考察

美国死刑量刑程序经历了一个正当化的历史过程,早期的陪审团废法现象催生了死刑陪审团制度,死刑陪审团制度的建立又引发了死刑案件审判的两分式改革并使死刑量刑程序得以独立,特殊的"凌驾陪审团"规则体现出美国司法界力图保持死刑裁量中职业法官与平民陪审团间的权力制衡。

论刑事被害人参与的量刑正当性

量刑程序是在刑事审判活动中,人民法院进行量刑活动的步骤,是刑事审判程序的一个组成部分。英美法系国家量刑程序的特点是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相分离,大陆法系多数国家没有独立的量刑程序,但评议和表决规则十分严密,比较注重限制法官量刑的自由裁量权。我国没有单独的量刑程序,被害人参与不够、透明度不高,影响了审判公正;我国量刑程序应该包括量刑公开、量刑答辩制度等。

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矫正制度的构想

未成年人生理、智力尚不成熟,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形成,对他们犯罪应尽可能适用非刑罚化矫正。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作非刑罚处理的法律规定只有《刑法》第17条第4款和适用于一般主体的第37条。第37条把"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设为一个"口袋",规定把凡是符合这个"口袋"标准的情况都给予"免予刑事处罚"。这两条规定罗列了总共八条非刑罚性矫正措施。这种规定过于简单,远未上升到制度层面,在实践中造成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及主观擅断、监管不力和形同虚设的局面。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化矫正制度在语义上应当包含四方面内容和五方面外延。进行制度化构建需要确定基本的指导原则、明确适用的对象、制定详尽的矫正措施并对每种措施设计出规范的操作程序等。

轻刑化背景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之完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发展与近年来刑事司法轻刑化运动密切相关。当事人达成了调解协议,往往意味着被告人能积极悔罪、减轻社会危害后果且得到被害人谅解,从而导致对刑事部分的从宽处理。鉴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与普通民事诉讼调解存在诸多不同,我国立法应对其设计特别的调解程序规则,特别是应该在适用范围、当事人的知情权、调解人的权限以及调解协议的执行等方面予以完善。

非法证据与量刑关系的再审视

随着我国司法改革在量刑和非法证据两个领域的不断深化,如何处理非法证据与量刑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影响这两项改革实效的关节点。非法证据与量刑的关系,涉及两个核心问题:一是,非法证据能否在量刑程序中使用;二是,如果可以,在量刑程序中如何使用非法证据。为了在量刑程序实现刑罚个别化的同时,也不妨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震慑效力,需要确立一个客观标准来判断在具体案件的量刑程序中是否使用非法证据,此外,还需要有限制加重的规定,即减轻非法证据对加重被告人量刑方面的影响。

刍议量刑建议书

当前,作为刑事诉讼中重要法律文书的量刑建议书,遇到了立法上的尴尬和法理上的瓶颈,除自身文书问题和执行突破外,在实践中也面临文书规范性不足、司法定位较模糊、内部救济不合理等问题,在主体和各方受众的观念上也存在现实的异化现象。然而,扮演"公诉职能的延伸、监督职能的需要、审判职能的参辅与预防功能的助力"的量刑建议书,不能因为存在问题而取消,而是需要我们做诸如"规范文本、端正定位,重塑规则、保持动态,扭转观念、发扬长处,增强互动,加强监督"等方面的规范工作,以求量刑建议书功能价值的合法发挥。

死刑独立量刑程序的必要性研究——以死刑案件司法实务为视角

我国当前死刑案件审判的核心在于量刑而不是定罪,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酌定量刑情节在决定是否适用死刑上前所未有地发挥起关键性作用。我国传统以控制定罪为中心、定罪量刑一体化的审判模式及制度安排,已明显滞后于当前死刑案件审判的实践需要及形势发展,构建专门、独立的死刑量刑程序,通过正当程序实现量刑公正已成大势所趋。

价值视角下的我国现行死刑复核程序

刑事诉讼程序要体现公正、秩序和效率三大价值,死刑复核程序也不例外。但现行死刑复核程序在三大价值的体现方面均有所缺失且未能很好地实现三大价值的权衡。因此,对正在进行改革的死刑复核程序从价值的角度进行分析是必要的。

论我国量刑程序独立的改革之路

量刑程序改革一直是刑事诉讼程序改革的重要内容。无论在理论探讨上还是审判实践中,量刑程序改革都备受瞩目。在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试点中,我国量刑程序独立改革依然没有收到显著效果。由于缺乏配套的诉讼规则,我国量刑程序独立改革不能简单地沿袭英美法系的做法,而应寻找适合本土实际的改革措施。具体来说,应当在保持现有审判模式的前提下辅以其他有效措施,规范法官的量刑活动,切实改变控辩双方地位不对等的现状。

独立量刑程序的价值分析

量刑程序是指与定罪程序相对而言的,在刑事诉讼中用来解决如何对被告人裁量决定刑罚的所有程序和制度的总称。在法制日益健全的当代社会,阳光司法呼声日益高涨,随着刑事庭审改革方式的日益深入,构建独立量刑程序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因为独立量刑程序具有目的性价值和工具性价值双重功能,有助于正确量刑,维护被告人正当权利。

最后的持守:律师参与死刑复核再评价

目前,我国还不具备全面废除死刑的条件,但通过程序保障慎用死刑,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律师充分介入死刑复核程序,对于保障该程序功能的实现尤为关键。因此,有必要检视我国现行刑事政策下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与构造,使律师按照《刑事诉讼法》总则部分关于辩护与代理的规定享有相应的辩护权;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进一步扩大人权保障的成果,充分发挥律师在实现死刑复核程序的功能和价值方面的作用。

量刑程序控制机制的模式化分析及本土化建构

从实体性和程序性的机制上有效约束和控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实现司法公正和人权保障价值的必然要求。然而,我国将量刑权的制约问题囿于实体法研究的领域,没有从程序制约这一维度审思制约量刑权的有效对策,所以难以从根本上克减量刑失当的现象。由于我国的国情和法制传统,导致我国的量刑程序改革不可能全盘移植英美国家的独立量刑模式,唯许多大陆法系国家所倡导的"审判二分法"才是克服"水土不服"的良药。我们应该以此为基点,充分吸收和借鉴独立量刑模式的合理要素,继续发扬大陆法系自身的传统优势,不断推进和完善我国的量刑程序制度改革,建立相应的本土化的量刑程序控制机制。

论我国独立量刑程序的构建

"重定罪、轻量刑","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等现象是我国司法实践中较突出的问题,直接影响到量刑的公正性。构建独立的量刑程序,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主流观点。以程序为视角,可以探讨出独立量刑程序的内在价值。

论死刑的限制

死刑是剥夺人的生命的刑罚,它的适用必须受到严格地限制。限制死刑的路径多种多样,立法论者主张通过修改刑事立法来限制死刑,司法论者主张通过司法程序来限制死刑。在我国,限制死刑的最佳路径应数解释论,即通过司法解释来明确什么是罪行极其严重,什么是必须立即执行。

死刑复核程序完善与辩护权保障机制研究

人类刑事诉讼制度在由纠问式向混合式诉讼的历史演进中,对近现代刑事诉讼结构的确立和完善提出了内在要求。以审判权与控诉权分离为前提,被指控人获得了独立的诉讼主体地位,辩护权成为一项法定权利得到确认并不断被强化,成为现代法治国家刑事诉讼法发展的主流趋势之一。在我国,辩护权作为刑事被告人的专属权利,来源于宪法的规定,具有最高权利效力等级,并通过刑事诉讼法将之具体化。然而,具体考察我国的辩护权保障机制的规定,我们发现即使在关涉被告人生命利益的诉讼中亦尚存在重大缺陷。当下中国,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备受关注,而在这一程序的改造中强化辩护权的保障机制,是实现刑事诉讼人权保障机能的重要途径。

四川省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探索

在对四川省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改革情况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总结了量刑建议改革试点工作基本规律、对量刑建议的规制,初步评估了量刑建议改革成效,在此基础上,从量刑建议的适用范围、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提出的方式、提出的内容以及量刑建议纳入法庭审理的程序等方面对量刑建议走向进行了展望。

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量刑答辩程序改革

量刑答辩程序改革有利于司法和谐、实现程序正义、维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设立保障检察院发表量刑建议的量刑答辩程序。量刑答辩程序改革应当注意具体量刑意见提出时间、具体程序等的明确,以及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等相关制度的完善。

云南省检察机关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试点改革调研报告

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是中央深化司法体制的一项重要部署,也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面临的一项重大变革。云南省检察机关在目前开展的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试点工作中,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实践,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也发现了一些与现行诉讼程序不相协调的问题,亟待进一步规范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