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因治安管理处罚开除学籍的法律限制

基于治安管理处罚等非学术原因开除学籍,尽管具备一定的高校自主权因素,但不能完全遁入大学自治范畴,否则有损大学治理的法治根基。开除学籍属于行政制裁体系中的“惩戒罚”,与治安管理处罚并行适用不违背“一事不再罚”原则,但应受到三方面的法律限制。其一,以《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2条作为形式上的处分依据,仍需符合“过罚相当”与比例原则,使其法律适用具备实体正义。其二,因校外受到治安管理处罚而开除学籍属于特殊情形,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需达到“情节严重”之程度方可作出。其三,高校对“情节严重”的判定,受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处罚决定的整体约束。同时,高校在“情节严重”要件上的解释仅限于主观层面,在整个情节认定中的作用力有限。

人权保障视角下的治安管理处罚程序创新与优化

2023年9月1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对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作出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其中涉及“处罚程序”章节的修改合计29处,主要修改内容包括以“立案”取代“受理”等7个方面。这对治安管理处罚程序的规则优化和体系完善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应予以充分肯定。从良法善治的标准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在基本权利保障规范、正当程序原则条款设计、控权机制优化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改进:一是应将行政拘留纳入听证范围,并将集体讨论作为处十日以上行政拘留决定的必经程序;二是需要明确集体讨论程序的启动程序、参加人员构成、讨论形式及效力等内容;三是继续优化行政程序控权机制,明确和扩大程序条款的规范效力,赋予当事人必要的拒绝权。

《海警法》出台背景下海上治安管理的特性及其规范体系构建

随着《海警法》的颁布,我国治安管理从“一个领域、一个主体、一套法规、一个标准”的一元化模式向陆上和海上二元化模式转变,执法主体照搬适用一元体制的规范体系必然会导致许多问题,同时现行治安管理法规也未完全考虑到海上治安管理在程序、实体等方面的特性与要求,其内容不能完全适应海上治安管理的需要,掣肘海上治安秩序的维护。海洋强国、“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对海洋管理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为了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和安全,有效管控海上公共安全秩序,有必要对海上治安管理的范畴、特性进行重新厘定,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适应新形势的海上治安管理规范体系。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规制研究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正确适用是衡量公安机关是否依法行政的重要指标之一。在长期的公安行政执法实践中,存在着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种类设定标准较为模糊、立法层级不够清晰、名称不统一、程序规定不够完善等诸多困局,有必要坚持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优位原则,把公安行政强制措施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法》立法的形式规制下来,作为公安行政执法中的主要法律依据;同时在立法过程中秉持谦抑审慎善意理念,最大限度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和人格尊严;坚持法律明确原则,明确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降低办案民警对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种类认识的错误率是对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优位原则的必要补充。当然,公安行政执法也要兼顾利益均衡,受我国公安机关警力不足的瓶颈制约,在数量庞大的治安行政案件面前,法律制度的设置和修订也必须兼顾行政权的高效运行,才能最终达到良法善治的社会效果。

治安管理处罚权的扩张与规制——治安法立法之视角

新颁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从立法宗旨上,既追求维护社会治安、保持社会稳定、实现和谐社会之目标,又追求人权保障与程序公正之价值,同时注重对公安行政执法行为的规范。较之原《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治安法具有宽严更适度、程序更严格、处罚更规范、监督更有力的特点,从国家管理社会治安的目的与需要出发,扩张了公安行政执法机关之管理处罚权,规制了公安行政执法行为。

论ICCPR语境下行政拘留制度的“司法化”改革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国际人权对话的平台,对行政拘留制度进行司法化改革有助于该公约在我国的批准实施。行政拘留制度作为治安管理处罚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在社会治安防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暂不宜直接废除,但必须对其进行司法化改革。实体层面应防止行政拘留对刑罚的僭越,将行政拘留期限缩短至3日以下,数行为并罚合并执行时,不超过5日。程序层面应引入诉讼化的构造,克服行政拘留处罚的随意性、监督的内部性以及救济的单一性弊端。在二元法律制裁体系中,行政拘留的司法化改革还应注重其与刑法的衔接,处理好其与刑事强制措施、管制、拘役以及有期徒刑之间的折抵问题。

试论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之规制

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有其存在的法定条件,实务中往往存在不规范使用现象。各种客观、主观因素构成对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影响。有效防止权力滥用和保障公民权利,需要从制度和管理层面满足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合目的性要求,给其以必要的规制。

我国台湾地区、德国与我国大陆治安管理处罚若干问题比较——《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成就与可提升空间

我国台湾地区《社会秩序维护法》、德国《违反社会秩序法》与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所调整的范围相当。前二者调整范围定位的专业优先理念印证了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调整范围划定的科学性;在“治安违法行为的主体、治安管理的处罚制度”等方面,《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前两者比较仍有很大可提升空间,具体表现在治安违法行为主体之法定确认、治安管理处罚量罚之法定参考、没收之比例原则贯彻与对第三人补偿、罚款之分期缴付、停止与易科等方面。

刑事立案程序有关问题及其制度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立案程序,由此而引发了立案前能否采取侦查措施以及立案前措施到底属于何种法律程序性质的争论。本文批判了这类争论的建构主义唯理论理路,引入实践理性理论范式,经分析认为立案程序本身即为一道多余的法定程序,立案前措施的法律程序性质的名分并不重要,关键要看该类措施的采取是否为发现犯罪事实真相之所需。侦查措施的采取一旦要涉及他人人身、财产权利的时候,是由侦查机关自主决定还是要得到批准,受到法官的审查和监督,这才是刑事程序启动环节中的关键问题。

治安处罚裁量权的扩张与控制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颁布,在一定程度上扩张了公安机关治安处罚裁量权的范围、方式与程度,从而也引发了关于这种扩张是否具有合理性,是否能够有效保护公民权益,以及如何对其进行控制与监督等诸多问题的思考。有必要通过对治安管理处罚制度中行政裁量权价值的理性考量,在对比新旧法律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这种扩张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同时有必要建立一种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位一体的监督控制体系来防止裁量权的滥用,督促这种权力始终运行在维护公民权益的最终价值轨道上。

《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竞合问题

就《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在部分行为认定方面存在的竞合问题,分析了实践中由于缺乏明确的区分标准,致使案件在行为界限的把握上比较困难,存在一方面将本应治安处罚的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另一方面又以罚代刑的现象。认为在处理《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竞合问题时,检察机关应当发挥重要作用,准确把握行为性质,履行检察职权。

教师体罚性惩戒行为边界的法律评价

对教师实施的体罚性惩戒行为,不能排斥由教师承担治安管理处罚责任。然而,积极适用治安管理处罚责任的立场并不妥当,该立场与立法者的规整目的不符,同时也混淆了法律漏洞和未能严格执法、司法的区别。由于教师惩戒行为与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存在明显不同,并且相较于治安管理处罚,行政处分是一种更为有效抑制教师违规行为的机制,对于教师体罚性惩戒行为,应当坚持治安管理处罚责任补充适用的立场。只有在满足相应条件的情况下,才应当适用治安管理处罚责任。体罚性惩戒行为必须以存在相应的学生失范行为为前提;体罚性惩戒行为不能超过相应的必要范围;体罚性惩戒行为原则上应当满足补充性原则的要求。

论《治安管理处罚法》蕴涵的法治精神——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比较的思考

抑制政府专断的权力,在宪法之下给予个人权利以最大限度的保障是法治的核心理念和灵魂。《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在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成为主流话语背景下出台的,它在追求社会秩序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控制警察权力,规范公共权力的合理行使,尊重和保障人权,力图实现维护公共利益与保障人权的平衡,在立法价值上蕴涵着现代法治的精神,体现了对法治国家的追求和维护。

有效控制违法与切实保障权利的统一——《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价值取向探讨

我国新近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相比较,明显赋予了公安机关更多更大的治安管理处罚权和强制权。与此同时,在有关这些权力的行使方面则又规定了一系列重要制度加以严格规范。加强对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处罚权和强制权的配置,意在有效控制治安违法行为;而规范公安机关权力的运用,则是要防范公安机关违法行使治安处罚权和强制权,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由此,该项立法的价值取向并不是单一的,而是有效控制违法行为与切实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统一。

试论治安管理处罚种类的重构

治安管理处罚是公安机关依法强制剥夺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人身自由、名誉、财产或其他权利的行政法律制裁。《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种类包括警告、罚款、行政拘留、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以及针对外国人的限期出境或者驱逐出境。治安管理处罚种类重构对治安管理处罚中的问题的解决、公安机关的依法行政、公民权利的保护以及处罚种类的多样性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针对警告、罚款、行政拘留等处罚种类执行适用中存在相关问题,应调整警告处罚的执行方式、建立罚款与拘留的转换易科制度以及增加"社会服务罚"和社区矫正两种治安管理处罚种类的重构建议。

《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的接引与疏漏

《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拟修订内容主要在管理对象和行为、管理程序和程度、明确和补充性条款等几个方面。从拟修订内容来看,其仍然有不足之处,值得研究,如"禁止令"缺乏相关配套操作保障;删除了对外国人限期出境以及驱逐出境的相关规定;治安拘留未纳入听证的范围;将"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改为"吊销证照",在现实生活中不具有便利性和操作性;盲人或者又聋又哑的人给予处罚的规定模糊不清等问题。另,警告作为一种治安管理处罚种类在我国缺乏责罚性,应该增加"社会服务令"这种处罚种类。

浅析《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

17年前颁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在经历1994年的修订后,今天又走进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视野。这些年我国的巨变对这部“老龄化”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提出挑战。文章对正在审议中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进行分析,指出在立法目的、法律责任追究、公安机关适法选择、权力权利设计、与其他法律衔接等方面存在的不足。

公安信访听证程序研究

2005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新信访条例在办理、复核程序中引入了听证程序,这为信访人提供了公证、合理的程序保障,同时又增强了行政决策、决定过程的透明度以及最终处理结果的社会认同度,在客观上也给公安机关信访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在新的信访条例框架下,对听证程序的法律渊源、立法轨迹、功能价值和基本原则进行分析,结合公安信访工作的实践,提出了完整的公安信访听证程序的制度构建与相关问题的解决途径。

公安行政执法中的人权保障问题分析

公安行政执法中侵犯人权现象表现在:"临时民警"违规执法事件时有发生;证据意识不强、取证不及时;公安行政执法中的不作为;公安行政处罚中的不规范执法;劳动教养、收容教育中侵犯人权的现象较严重。为加强公安行政执法中的人权保障,应规范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方面的立法;树立人权理念,强化程序、证据意识;健全公安行政执法的监督机制;完善公安机关的人事、培训制度。

公安行政处罚适用新规则的理解与适用——基于《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章修改内容的分析

2018年公安部修改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涉及内容较多,其中,对公安行政处罚适用的若干规则进行了调整和完善。这些新规则主要体现为六个方面,即扩大了行政拘留合并执行适用范围、补充了不予折抵行政拘留的强制措施、明示了超越期限继续办案事由、规定了免予履行行政处罚告知义务的事项、明确了案件审核人员的范围和条件、规范了对不予行政处罚案件的重新调查及处理等。各地公安机关在行政执法实务中,应当遵循依法行政的基本理念,结合公安执法规范化的基本要求,对公安行政处罚适用的新规则予以合理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