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质生产力基础上的“新质民主”与“新质法治”的辩证统一

从分析“新质生产力”的性质、内涵、特征、构成要素及意义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可以明确提出“新质生产力”的出现和发展可能引起“新质生产关系”的形成,继而通过“新质经济基础”推动上层建筑朝着“新质上层建筑”转变的重大法理判断。“新质生产力”所引发的社会变革是客观规律,民主与法治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会随着“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日益呈现“新质民主”与“新质法治”的特征。“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质民主”的重要标志,而数字法治、涉外法治构成了“新质法治”的核心要素。法学界要及早规划、超前研究,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可能引发的包含了民主与法治等要素在内的上层建筑可能发生的深远影响,从法理上进行深入分析并拿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方案。

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路径探析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建党百年来提出的最全面、最系统、最科学的法治思想体系。习近平法治思想与高校思政课在教育目的、教学内容和教育规律上具有高度的耦合性,在教学实践中,应遵循学理性与政治性、知识性与价值性、灌输性与启发性相统一的原则,着力于扩大学生的学习内需、充盈教学内容的体系,选取新颖的教学方法、组建优质的教师团队、渲染浓厚的法治氛围等,充分发挥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全过程的积极效用。

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三重逻辑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体现,推进与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在法治轨道上进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确立、运行与实现都离不开法治的领航与维护。事实上,自建党以来,我们党一直遵循在法治轨道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原则。在法治轨道上继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需要完善相关制度体系,提升人们的法治素养,丰富基层实践形式,确保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全面依法治国同向同行。

个人信息处理中禁止捆绑规则的相对化构造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6条确立了个人信息处理中的禁止捆绑规则,该条文义倾向于绝对禁止的立场,但应对该条及相关规定予以相对化构造,从而推进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其评价基础为信息自决与营业自由的互动,主要适用范围是合同场景下对个人信息的商业化利用,但处理行为构成履行合同义务的必然技术要求除外。相对禁止捆绑规则应采取具体要件而非概括考量的规范模式,其构成要件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存在将同意与产品或者服务相捆绑的事实,二是不属于不应被禁止的例外。而例外性构成要件又包括两种具体下位情形:信息主体无需同意即可从同一个或者不同经营者处以可期待方式获得具有同等功能之替代性给付,或者能够以支付合理价款作为替代方式从特定经营者处获取同一种给付。基于依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确立的解释框架,即可在现行法上构造完整的相对禁止捆绑规则,其要义为“无例外不捆绑,同意违反即无效”,而信息处理者的市场力量、产品或者服务的性质等考量因素则居于辅助地位或者发挥具体化功能。据此,“某读书App案”的裁判结论得以证立,其裁判理由也得以完善。

过程论视野下的算法裁量:形成机理、现实困境和法治路径

算法在行政裁量领域中的广泛应用,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算法裁量模式,与此同时,亦带来诸多法治挑战,有必要对其形成机理、现实困境和法治路径展开研究。在形成机理方面,基于法律与事实的交织构造,算法裁量的产生得益于法律的代码化以及技术对事实的丰富处理。从过程论视角,对其进行“接收-处理-输出”阶段性划分,针对性地逐一释明不同阶段所存在的数据质量问题、算法黑箱、算法歧视问题。基于此,有必要从范围限定、程序约束及权利保障三个方面进行过程性的法律控制,从而推动算法裁量的法治化实践。

在大国治理新征程中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综述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中系统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其中,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在这样一个大国治理中,应进一步加强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将其放在大国治理的伟大法治实践之中,深入社会实际,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问题导向,服务实践。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十一个要义,系统梳理和总结当前学界研究成果,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大国治理的高度,在制度层面应加强如何“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如何进一步推动“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方面的研究阐释。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保障

通过全面和系统地回顾和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式现代化”从理念到制度并且最终得到政策的确认的历史发展过程,详细地论述了法治在确认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中所起到的重要制度保障作用。在此基础上,基于对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五项基本特征和九项本质要求,全面阐述了法治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保障主要是通过法治确认“中国式现代化”的五项基本特征的地位和保障九项本质要求得到满足的状态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具体和明确的制度保障。此外,通过论述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要义,突出强调了法治的人民性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强调必须以人民为中心,运用法治手段来有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必须要充分发挥人民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主人翁作用,通过法治保障全体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主动权、话语权和决定权。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研讨

党的二十大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和一系列重要讲话中,系统深刻地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了以多学科学术研究服务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事业,2023年5月,本刊参与主办了北京大学“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多方面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本刊本期先行刊发徐显明、钱乘旦、陈学明、罗方述、桑玉成、孙蚌珠、冯仕政7位与会学者的学术见解,以飨读者。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鲜明特色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借鉴国外先进法治文化、准确判断新时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形成了其独特的法治思想。这一法治思想除了具备一般法治思想的特点以外,具有自身的鲜明特色:一是注重法治的民族文化根基,体现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二是注重法治的阶级基础,体现了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三是注重法治内在的公平正义价值,体现了实体公平与程序公平的统一;四是注重法治的道德文化滋养,体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五是注重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了民主基础与法治保障的统一。

法治人才培养中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路径研究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最新理论概括,需要在法治人才培养过程中予以回应,方能适应“德才兼备”的法治人才培养要求。“全过程人民民主”与法治人才培养有着密切联系,包括内在与外在两方面。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实践理解抽象法律规范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法治人才培养中发挥作用的关键点,作用样态包括案例式的培养方法、模块化的知识总结。“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法治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作用为其改革创新指引方向,包括“民主”与“法治”的相辅相成以及以数字技术辅助法治人才培养方法。

新时代退役军人安置的程序法治——逻辑机理与建设进路

程序法治在退役军人安置工作中具有重要价值。基于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尊重退役军人的法律主体地位,实现退役军人安置的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是新时代退役军人安置的程序法治逻辑机理。现行退役军人安置法律中缺少对退役军人在安置过程中的程序性权利保障条款,安置实施和监督方面程序性内容规定阙如。为更好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提升退役军人安置工作法治效果,从主体权利、安置过程与监督之维,完善退役军人安置的程序性权利保障体系,建立安置行为规范实施体系,健全覆盖安置全过程的监督评价体系,协同推进新时代退役军人安置程序法治建设。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意义、实践要求及推进路径

习近平法治思想从政理、法理和学理层面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进行了多维创新,为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与理论支持。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明确了根本性政治原则、奠定了系统性法治思维、筑牢了长期性制度保障,在实践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应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宪法制度体系、全面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即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宪法商谈是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的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规范价值。在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应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中心,以宪法商谈建制化路径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作用,构建多领域多层次多元化的宪法商谈形式,培养公民的观念性宪法世界。

数字政府的发展与行政法治的回应

随着数字行政的广泛普及,以全面建设法治政府为目标的行政法律制度体系难以有效因应数字政府的发展,“数字+人工”复合型的权力运行机制存在权力约束软化和行政责任弱化的可能性,高度集成的数字行政存在行为边界不清、规则不明、程序缺失等问题。应对数字行政发展所带来的法律难题既需要从宏观上解构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树立整体治理的理念,也需要从中观上重构行政管辖制度,规范数据权力,明确自动化行政边界,更需要从微观上厘清行政证据规则,嵌入正当程序,明晰法律责任,为数字政府构建基本法律框架。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中“数治”对“法治”的挑战及其协调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有利于实现社会治理的精准化、决策的科学化以及服务的高效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实践中,各级政府的“数治”实践可分为业务办理型“数治”、行政决策型“数治”和数据开放型“数治”三种。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中,各级政府的“数治”实践应必须是在“法治”的规范框架内展开。具体而言,当各级政府通过“数治”进行业务办理时,不仅应适格的履行服务职能,其还应对保存的数据适格的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当各级政府通过“数治”进行行政决策时,“数治”的具体规则应遵循依法行政原则,具体实践应遵循程序正当原则;当各级政府通过“数治”进行数据开放时,其应综合考虑利益相关方,确保相关主体的数据权益可以得到有效维护。

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法治保障

法治是民主的应有之义与重要保障。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民主范式,经由法治保障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具备超越西式民主的制度优势,将法治嵌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与实践需要融贯法治规范、法治思维与法治价值。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本载体,通过完善人大立法体系、优化人大职权体系、健全人大职权运行程序保障民主机制运行;以法治规范体系为基本框架,构建以宪法为核心,通过构建丰富多元的民主法律体系与健全党内民主法规以确保民主的合法性、程序性;以法治运行体系为主要内容,依托民主监督、基层民主、社会民主建设保障民主参与有序进行。

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传统民本思想的传承与超越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大理论创新,不仅是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扬弃,而且植根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核心是以民为本,关注于实现和保障民众的根本利益,在核心问题及实现方式上都与西方民主存在一定差异。社会主义现代化背景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本质和核心,以制度化、法律化的民主制度确保人民合法权利和正当利益的实现,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传承与超越。

地方政府自我约束的程序进路——以N县“审批法庭”为例

如何整合“纵向权威维护”与“横向诉求回应”两条轴线以实现地方政府自我约束,是法治政府建设和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必须面对的问题。在正当程序视角下可提出以程序进路整合地方政府自我约束双轴线的命题。论文以Z省N县模拟创设的“审批法庭”为个案,研究发现:正当议程、中立裁决者、开放论证、裁决和程序的闭环反馈是地方政府自我约束程序进路的五个构件。其中,议程以法律权威与公众诉求为正当性双重标准。裁决者的中立性源于组织重构、顶层授权以及对利益相关者的相对平等赋权。法律与合意是裁决的共同基础,后者被用于应对法律冲突或治理风险。信息技术可在效能上支持开放论证、裁决执行与程序的自我反馈及纠偏。通过刻画地方政府自我约束的程序样态及其理论要素,研究可为治理与法治的融通拓展制度建构的路径。

论数字政府视角下自动化执法的行政法规制

在数字政府建设的历程中,自动化执法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静态阶段、互动阶段、成熟阶段和裁量阶段,就目前而言,自动化执法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的范畴。自动化执法包含技术和法治两个要素,但技术不会因为法律文本的限制而停滞不前,技术的进步带来了行政执法形态和方式的变革,却也带来了程序的僭越、实体的失衡、权利救济不足等问题。因此,需要在行政法的框架下对自动化执法进行调适,严格贯彻正当程序原则,在实体上力求平衡,完善权利救济规范。

论数字法治政府背景下正当程序原则的理念革新

在未来五年,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将作为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数字行政时代,政府在运用科技化、智能化、自动化的治理手段提升行政效率的同时,也给正当程序原则带来了冲击,具体表现为技术弱势群体遭受歧视、行政程序合理介入界限被突破、行政公开原则功能价值被怠忽和说明理由等参与程序应有价值受冲击。在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背景下,正当程序原则应及时回应数字法治政府的建设需求,从明确算法的工具属性、坚守政府自主决策权、赓续正当程序核心内涵三个方面坚持正当程序原则的核心要义和根本价值,达到“最低限度的公正”,实现从形式平等到实质平等、从局部参与到全部参与、从相对公开到全程公开、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

湖北中药产业发展的法治化问题研究

新时代中药产业正逐渐发展为我国的战略性产业,在国内和湖北省相关政策的推动下,湖北中药产业迎来了快速发展的大好时机。湖北尽管拥有丰富的中药材资源和初具规模的产业基础,但中药产业仍存在种植、加工、炮制过程不规范,产业规模小,品牌建设不足,发展水平较低等问题。分析湖北省中药产业发展的优势和存在的不足,探讨如何将湖北省独特的道地药材资源和技术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和产业优势,进行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加强道地药材知识产权保护,提高湖北省中药产业国际竞争力,为实现湖北省中药产业规范化、标准化、品牌化和国际化提供法治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