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就是Deng Xiaoping Theory吗?——从词语搭配的视角谈

词语搭配几乎是每一种语言所独特的,一种语言中可搭配的词语在另一种语言中不一定可搭配。因此,在翻译实践中,词语搭配句型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能进行简单的语际转换。这样做很可能会产生搭配冲突,甚至会在不同程度上改变源语文本的意义,从而降低译文的精确度。本文拟讨论英汉两种语言不同的词语搭配句型,并由此探讨"邓小平理论"译文的正确性。本文通过对两个目标语语料库中的"noun+theory/theories"的调查发现,"邓小平理论"译为DengXiaoping's Theory/legacy更贴近英语读者的语言思维习惯。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时代风云变幻中的邓小平

邓小平是中国20世纪的历史伟人之一。在历史重大转折的新时期,人民再次选择了邓小平。在时代风云变幻中,邓小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实现了一系列理论突破,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晚年的邓小平,面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重大考验,始终坚持理想信念,鼓舞大家顽强斗争,充分展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范。他一方面积极主张对外开放,另一方面,机智顽强地与各种损害我国利益的势力做斗争。坚定理想信念、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党的建设,是邓小平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邓小平政党责任观的生成逻辑、主要内容及当代启示

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围绕中国共产党“对谁负责”“负什么责”以及“如何负责”等问题进行了系统阐释,形成了内涵丰富、结构多维、逻辑严谨的政党责任观。邓小平政党责任观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责任思想,继承于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自身责任的优良传统,立足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是理论、历史与现实共同作用的结果。邓小平政党责任观主要包括“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历史责任观、“推动马克思主义前进”的时代责任观、“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责任观、“对人类做更多的贡献”的世界责任观、“党要管党”的政治责任观等内容。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之际,系统梳理邓小平政党责任观的主要内容,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自身所肩负的时代责任与历史使命,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卓越贡献

在邓小平理论创立时,党还没有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命题,因此把握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贡献,须厘清这一命题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关系,即它对后者既有内涵的深化,而后者又包含了时代化的意蕴。由此,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主要是:通过强化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的统一,发展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运用唯物史观的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为改革开放实践奠定理论基础,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通过对社会主义本质和道路的理论总结,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其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贡献主要是:对新的时代主题的敏锐把握,对中国在新的时代主题下所面临时代课题的深刻揭示,对实现这一新的时代课题所作出的世界贡献的系统论述。

邓小平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重要创新贡献

邓小平社会主义改革理论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作出重要创新贡献。把我国社会基本矛盾状况作为改革的主要依据,强调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找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把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改革的目标,坚持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全面深刻改革具体制度,建立充满生机活力的各方面体制,加快推进现代化。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改革的根本方向,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和发展要求,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原则,避免了走僵化封闭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正确处理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尤其是实行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探索和把握改革的规律,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邓小平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大贡献

坚持走自己的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对外开放和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确立起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系列基本规定,是邓小平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出的重大贡献。梳理和阐释这些理念和方法的生成逻辑和基本内涵,与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突破联系起来思考,有助于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从中可以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新时代进一步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应坚定道路自信,继续走好我们自己的路;在坚持适应性与超越性统一的基础上强化超越性探索;进一步开拓世界历史视野,正确认识和处理百年变局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相结合、与党的自我革命相结合。

邓小平生产力理论的价值意蕴及其对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启示

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立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时代主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判与实践探索,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系列重大命题,形成了邓小平生产力理论,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进入新时代,面对新阶段新问题新矛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战略命题。新征程上,培育新质生产力要善于守正创新,既要严格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原则及方法论,也要积极借鉴邓小平生产力理论的智慧精髓,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协同共建为纽带、以人才引育为支撑,抓实抓好“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这个重要工作。

邓小平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蕴

邓小平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贯穿邓小平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哲学总结,是指导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根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内涵深刻、内容丰富,包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展是硬道理”的发展观、“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改革动力观、“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战略思想、“三个有利于”的价值观及“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工作方法,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邓小平关于生产力问题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

邓小平关于生产力问题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思想的重要内容,从本质上看,邓小平关于生产力问题的重要论述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生成有着深刻的理论依据、时代背景和现实基础。从理论依据看,邓小平关于生产力问题的重要论述是以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列宁关于生产力的论述、毛泽东生产力思想等为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思想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新形势和新发展。从历史背景看,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发展经济成为社会共识等,为邓小平关于生产力问题重要论述的生成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从现实条件看,邓小平关于生产力问题的重要论述是对错误思想观念的反驳和批判,对生产力发展动力的实践探索,对生产力发展问题的实践反思,对生产力发展新挑战的现实反思。

邓小平赋予现代化的中国式内涵的逻辑理路——从大道至简到衍化至繁

中国共产党求索现代化之路可以追溯至新中国成立前,但是现代化建设迈入快车道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即邓小平赋予了现代化的中国式内涵后的实践场域。经过对“式”“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审思,邓小平适时地让政治话语“现代化”和“中国式”同时出场,既撬动了经济发展的杠杆,又开启了时代潮流的闸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呈现良性互构。现代化的中国式内涵在基本标准、战略步骤、价值旨归的论述中演化出了完整稳固的理论内核,拓展出现代化的中国式内涵的理论空间。现代化的中国式内涵昭示了现代化道路的独立自主性,阐明了现代化道路的对外开放性,彰显了现代化道路的多样选择性,给世界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智慧。

从“三个面向”看邓小平理论的哲学贡献

邓小平理论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想,它始终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在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主义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进行了多维度探索和创造性解答。首先,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维度上,它始终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实践观,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二者融合发展至新的高度;其次,它丰富和拓展了关于“发展”的哲学命题,凝练了一系列辩证系统思维范畴,将矛盾论创造性应用于中国社会转型的重点领域;再次,它全面洞悉世界历史演变规律,对人民群众、工人阶级等作出新诠释,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述,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从“三个面向”深入研究系统把握邓小平理论的哲学贡献,不仅有助于深刻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而且有助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其阐发的生产力理论具有巨大的世界观方法论功能,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强大思想武器。邓小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第二次飞跃的开创者,突出体现在其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邓小平把唯物史观、生产力理论直接作为改革开放的理论依据,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论断,确立了衡量改革得失成败的生产力标准。在此基础上,邓小平依据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和趋势,以巨大理论勇气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引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生产力理论的丰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邓小平同志“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思想的重大历史意义和时代发展

上世纪80年代,在“一国两制”方针形成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成为治港者的政治规矩,凝聚了支持香港回归的共识,通过中国香港基本法形成约束力,确保香港地区管治权安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进入新时代,香港地区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丰富和发展了“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提出“爱国者治港”,织密制度之网,实现了从国家统一思想到国家治理思想的飞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爱国者治港”的重要论述,不断提升特区治理效能,弘扬爱国主义,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邓小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伟大开拓者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取得的伟大成果。邓小平的初心及其与其他革命者为新中国诞生和内地完全解放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使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有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他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党和人民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经验、打下了良好基础。他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道路,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开拓者。他阐述了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直接历史条件,为其作出重要政治理论准备,实施了一系列“大政策”。他主持党的十三大开幕式,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伟大工程初步成型。他在“南方谈话”中全面论述了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伟大工程中的重大政治理论战略问题。他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

论邓小平反腐败思想

在推进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邓小平将反腐败视为一场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长期的、经常的、严肃的斗争,强调从制度、思想、行为等不同层面全面分析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走一条服务中心大局和建设廉洁政治相结合、常抓不懈和从快从严从重相结合、教育和法制相结合、加强内外监督与发扬优良作风相结合、领导带头和依靠群众相结合的治理之路。邓小平反腐败思想具有特色鲜明的时代性、逻辑严密的系统性、高屋建瓴的辩证性、卓有成效的实践性等特征,对当前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调查研究思想的理论意蕴与当代价值

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工作方法和制胜法宝。邓小平调查研究思想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它的形成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调查研究观点,发扬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善用调查研究的优秀传统,呼应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求真求实的思想。邓小平在谋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留下了宝贵的调查研究方法论,在实践策略、路径选择、保障机制上体现了深刻的理论意蕴,这对于促进调查研究创新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价值。

邓小平侨务理论的哲学意蕴及新时代价值

邓小平侨务理论是邓小平理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侨务工作中的具体体现。邓小平侨务理论有其内在的生成逻辑,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侨务工作的哲学智慧,是对中国共产党侨务实践的哲学升华,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其理论渊源。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华裔专家是活的宝贝”等为侨务工作定性,坚持真理与价值统一,以实现中国梦为侨务工作定标,坚持问题导向,以“庙”与“菩萨”方法论为侨务工作定法。习近平赓续邓小平侨务思想,以“胸怀全局、为侨服务”、同圆共享中国梦和“大侨务观念”为新时代侨务工作定性、定标和定法,为新时代侨务工作提供基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哈贝马斯“第一位的生产力”与邓小平“第一生产力”之比较

视科学技术为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最先断言:"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尔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对此都有所继承和发展,并分别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尽管两人在观点的表述方式、思想的理论来源等方面有某些相同之处,但由于哈贝马斯和邓小平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内涵、意义、作用的不同理解,二者最终导致不同的理论归宿和实践指向。即便如此,他们的思想也都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