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来盛唐诗文用韵研究述评

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80年来的盛唐诗文用韵研究可分为草创、蓬勃发展、转型创新三个阶段。本文意在从个案、分体裁、分区域、断代、方法等5个方面,分析归纳盛唐诗文用韵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不足,为进一步拓展盛唐诗文用韵研究提供参考。

郭嗣本与唐贞观时期北疆经营探究

郭嗣本墓志近年出土于陕西西安,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郭嗣本墓志记载了郭嗣本家族的相关情况以及其相关仕宦。郭嗣本在传世史书中记载有限,墓志的出土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对于研究郭嗣本的仕宦以及唐初史事都起到了补遗的作用,特别是郭嗣本曾参与了唐初与突厥的战争和交往等,对于研究唐初与突厥的关系也起到作用,志文还记载了郭嗣本曾担任鸿胪寺卿,对于了解和认识唐初的对外交往等方面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历代选本对孙逖诗歌作品的选录综述

盛唐文人孙逖多才多艺,诏令制诰诗文赋兼善。孙逖一生勤于著述笔耕不辍,在诗歌创作上古调今格各占胜场。自李唐王朝至清末时期,历代诗歌选本对孙逖多样化的诗歌作品均有选录。不过,历代诗歌选本只是单纯选录孙逖诗歌作品,个别选本对所选作品进行简单的文字校注,对孙逖诗歌作品缺乏全面深入地分析探讨或品评鉴赏。

大历年间岑参诗歌创作的转变与价值

岑参作为盛唐气象的代表诗人,大历入蜀后诗风从壮丽豪迈转向切实平淡,情绪从激昂高亢转向忧郁低迷,在描写对象的选取和对现实的关注上也有了新的拓展。岑参大历年间诗风的鲜明转变,与安史之乱后政局动荡及自身仕隐矛盾密切相关,不仅反映了岑参晚年的行迹、思想,更可见其创作成熟后的审美转变,并对后来大历诗人群的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

论《会昌一品集》的编订与宣宗朝初年政治格局之关系

李德裕在唐宣宗大中元年编成《会昌一品集》,除了深具史识的因素以外,最直接的编集动机,是他对唐宣宗君臣“务反会昌之政”的不满。李德裕之所以对《会昌一品集》十分重视,并非出于文学艺术层面的考量,其实质是对文集中所收大量制诰的看重。制诰文体最能满足李德裕“润色鸿业”的创作期待心理。加之会昌制诰是李德裕以宰相身份创作的,可视为他本人相业的直接记录。因此,李德裕通过编订文集的方式来保存会昌政绩,彰显自己的相业,从而在唐宣宗初年“务反会昌之政”的氛围下,委婉地达成对唐宣宗君臣的“反抗”。

盛唐游侠诗中的游侠内涵新变与文人身份认知

中国古代游侠的内涵与游侠文学息息相关,且随之不断变化发展。到了盛唐,游侠诗在儒家思想与文人诗传统的持续改造下,所展现的游侠内涵产生了新的变化。他们虽不再单纯地以武力对抗统治,却将明恩怨、轻生死等特质继续发扬,并将报恩的对象固定为君王。同时,受强盛国力与尚武风气的影响,一些出身较高的少年将任侠视为取乐之资,另外一些女性也具有“侠”的特征。这种转变源于当时文人实现自身价值方式的变化,而游侠诗恰可展现文人不同的身份认知,即报国的英雄、耻于虚度的“儒”与“侠”与重义轻利的“烈士”。至此,游侠在内涵上得到最大突破,中国古代游侠诗的发展也到达顶峰。

晚唐离别诗的盛唐余韵

“盛唐气象”是指盛唐诗歌呈现出的整体风貌。晚唐的许多离别诗延续了盛唐气韵,其意境或宏阔壮大或自然清新,其情感或昂扬健朗或冲淡平和,其气韵浑然流转,这些都鲜明地折射出盛唐气象。出现这一情形的原因包括:儒家思想的影响,诗赋取士和军功制的影响,诗人性情及人生经历,诗人主动追求盛唐的审美风格。

江南抗倭时期“唐宋派”的经世活动与海洋书写

“唐宋派”作为明嘉靖年间著名的文学流派,他们取法唐宋以溯秦汉,反对佶屈聱牙、摹拟剽窃的复古文风,其文论思想注重“文”与“道”的并重,有着强烈的经世济民情怀。嘉靖年间的江南沿海地区,海疆不靖,倭寇侵扰频繁,沿海民众深受其害。面对这“不靖的海”,“唐宋派”成员在抗倭的时代背景下,其文学创作、经世实践等都发生了明显的“海洋转向”,抗倭、海洋诗文书写成为他们生命历程与文学创作中十分耀眼的篇章。这种“海洋转向”为“唐宋派”文学地位的形成与影响的扩大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带动江南文人海洋诗文创作一代风气的形成。

盛唐酒泉西沟“骑士模印砖”图像研究——以1、2、3号墓为例

对盛唐酒泉西沟“骑士模印砖”从图像学与绘画艺术风格两方面展开论述分析,图像直观反映了画面主题寓意与象征含义,并采用线条、设色、空间性等艺术风格将骑士和战马表现得生动形象。以盛唐酒泉西沟1、2、3号墓中骑士模印砖为例展开分析,与同一时期《马球图》壁画、《骑士巡行》模印砖进行比较,从图像学图像志视角对酒泉西沟“骑士模印砖”进行解读,描绘了唐代河西地区骑士出行的真实景象。

宋人追复“三代”之原因蠡测

宋朝建国之后,朝野都认识到历史乱多治少,加之北宋承五代废墟而来,如何避免成为第六代?这让他们心里产生了巨大的焦虑,并开始从历史中借鉴经验。“三代”号称“极治之世”,寿命最久,而历代称治的汉、唐,寿命却明显更短。“汉唐”可以成为第一步追求的典范,但如果要想国祚更久,则“三代”无疑是更理想的仿效对象。提倡“三代”,也有助于应对佛教挑战。而当时思想资源有限,宋代朝野并不能提出超越儒家“三代之治”的其他理想世界。因此,在与“汉唐故事”“祖宗家法”的对比中,“三代之治”得到了极大的推崇,这也促成了儒学的复兴。

唐代应制诗修辞对唐诗繁荣的影响——以对偶和用典为例

唐代应制诗繁荣,因其自身的特殊性,其对对偶、用典等辞格多有选用,而对众多辞格的选用助推了唐代诗歌的繁荣。

论张九龄的文化史意义

张九龄是唐代开元中期的政坛兼文坛领袖,在政治、文学和岭南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做出了很大贡献,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政治史上看,他出身庶族,以科举入仕,官至宰相,其经历和用人观打破了魏晋以来贵族政治的传统,刚正儒雅的“九龄风度”成为后世文官的典范,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官政治的初步形成。从唐诗史上看,他的诗歌改变了初唐寒士诗歌悲凉的格调,形成了自信、昂扬明朗的格调,体现了鲜明的盛唐时代精神,是盛唐气象形成最为显著的标志。从岭南地域文化史上看,张九龄开辟大庾岭路,极大推动了岭南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内地一体化发展;同时,以其才学、德望与风度成为岭南地域崇高的乡贤典范,为岭南社会文化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精神驱动力,从深层次加速了岭南进一步融入中华民族的步伐。

《长安三万里》:文化故事的中国式书写

作为追光动画“新文化”系列的开篇之作,《长安三万里》将熟悉的盛唐历史陌生化的同时,力求让不同的受众在盛唐的文化甘露中,体悟华夏历史文化的历史温情与文化温度。它通过再现高适、李白等民族脊梁的成长史,重建了盛唐时代昂扬奋斗、和合从容的盛唐风骨,赋予长安、唐诗等文化元素丰富文化意蕴的背后,本质上是中华儿女立志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川渝石窟寺中所见唐宋建筑史料及其历史意义

通过梳理川渝地区石窟寺中所见唐宋建筑史料,建立了川渝地区唐五代时期斗栱、建筑形态和组群关系的形制分期,并就石窟中所见部分大木作形制与现存建筑遗存进行对比,补充论证了部分建筑形制的发展历程。研究揭示了川渝石窟寺仿木构建筑史料的主要历史价值:一是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川渝唐宋木构建筑遗存的缺失,二是见证了唐宋时期北方与川渝地区之间建筑形制的源流演变关系。

盛唐敦煌壁画线条在女性化妆品包装上的应用

本文意在探索盛唐时期的敦煌壁画线条在现代女性化妆品包装中的设计运用,分析壁画线条的艺术特点及其现实的艺术价值,并将之运用到实处。进而探究敦煌壁画最为繁盛时期的绘画创作对中国设计的重要意义,同时思考敦煌壁画线条的美感对于增强包装设计文化内涵的能力和在女性用品包装上的实际应用。

中西传统服饰图案比较研究——以唐代与巴洛克时期卷草纹饰为例

服饰图案作为服装重要修饰部分,其承载着人们源于生活而形成于观念中的事物,因为基于不同文化而发展,服饰图案也呈现出不同的视觉特征。卷草纹作为中西方服饰图案中最典型的存在,可以基于此进行中西服饰图案对比研究。本文通过对中西方两个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唐代与巴洛克时期的卷草纹在服装上的应用进行深入研究,横向对比形式与内容上的差异与共性。研究目的在于从比较中找寻新的设计思路,为跨文化的创新创造条件与可能。

家族意识与唐诗繁荣关系论要

唐诗的繁荣离不开当时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文化交融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若从文学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而言,则离不开唐代诗人对前代创作经验的继承及创新。家族意识对唐诗繁荣存在一定的推动作用。家族意识与唐诗繁荣之间的内在关联:一是影响家族文学观念和创作法度的继承;二是影响诗人对思想观念的汲取与接受,深化唐诗思想内涵;三是影响诗人的生命轨迹,拓宽唐诗社会历史画卷;四是激发诗人的创作动力,丰富唐诗情感积淀。

试析唐五代时期的报灾备灾机制

唐五代时期,司天台(太史局)通过变异天象预报自然灾害,具有国家灾情预报机构的性质。在接到灾情奏报后,唐五代政府通常会采取一系列传统的祈禳措施进行弭灾。会昌元年十一月,武宗就彗星天象下诏弭灾,在传统的祈禳弭灾措施外,还采取了劝种植、备仓储、令近江州县筑堤防等一系列切实有效的积极防灾备灾举措。此后以至五代以降,帝王下令就司天监占得之灾害天象进行积极备灾的记载逐渐增多。但整个唐五代时期,就灾害天象而采用更多的依然是传统的祈禳弭灾措施。

盛唐诗歌中的胡儿形象

胡儿形象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象,在盛唐诗歌中形成了秉性差异极大的三种类别:其一,热切的颂美之情及强烈的自信心使诗人常将胡儿作为诗歌主要人物的反面对比对象,导致胡儿产生了巨大的形变,形成怯懦孱弱类胡儿形象;其二,诗人的胡儿认识越加理性及客观实际的变化,令其感受到胡儿的勇猛,乃至颠覆其胡儿观念,塑造出强悍勇猛类胡儿形象;其三,诗人在创作诗歌时有意无意地将其任侠精神投射到胡儿身上,形成了矫健洒脱类胡儿形象。这些胡儿形象丰富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提升了诗歌的情感强度,深化了诗歌的表现题材等,具有重要的文学意义。

道教对唐朝正统史观与礼制的影响——也谈天宝年间的先代帝王祭礼

唐天宝年间的先代帝王祭礼深受道教的影响,在祭祀对象、祭品、祭祀地点三个方面都明显区别于其他时代的同类祭礼。祭祀对象以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为开端,是用道教古史观重构中华正统脉络的历史起点,与道祖老子皇室始祖的身份相配合,共同彰显唐朝统治权的神圣性。祭品“洁诚”而不用传统的牲牢,采用了道教醮仪中的祭品要求。将“历代帝王肇迹之处”作为祭祀地点,与“自古得道升仙之处”相对应,是将先代帝王与道教神仙等同看待的结果。总之,在天宝年间崇奉道教的历史背景下,先代帝王祭礼集中体现了唐朝正统史观与国家礼制中的道教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