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益区分理论下数据法益保护模式

大数据时代各种数据权益保护学说值得进一步反思与检讨。数据权益保护问题在我国既有规则体系内完全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因数据的非排他性与权利的排他效力间的根本冲突,数据权益难以被纳入绝对权或相对权中进行保护,而各类新型数据权利混淆了权利在民法体系中的定位,忽视了体系功能,甚至阻遏数据的共享与流通。从体系逻辑、制度调适成本与数据治理全球发展方向来看,数据权益应当被纳入法益保护模式中。数据法益保护应以事实控制状态为基础,将数据权益直接归属于事实控制人,保护范围以各个主体享有的事实利益范围为限。数据产权分置政策应经法律解释还原为数据法益归属确认的基础前提与数据主体行为规范的设计方向。

企业数据权益保护路径研究

目前,数据已成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但企业间不正当数据竞争行为却日益增多,进而引发了企业数据法律保护难题。然而,以著作权法、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和商业秘密条款在保护企业数据方面均存在现实困境。从司法实践来看,法院判决依据存在较大差异,致使同案不同判情形时有发生,且无法完全应对复杂多变的企业数据纠纷。从企业数据权益保护的角度来看,现行法的不适配导致权益保护存在真空。文章通过分析现行确权保护模式和行为规制模式,结合企业数据权益发展及保护的需要,认为未来企业数据权益保护应以数据类型化为起点,实行数据分类保护,对不同类型的企业数据采取差异化的保护路径。

论胎儿的法律人格及利益保护

分析了法律人格和民事权力能力的本质,对国外和中国台湾地区民法给予胎儿利益保护的立法经验进行了比较和分析;认为中国法律以出生为标准确定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致使胎儿没有民事权利能力;基于保护胎儿利益的现实需要,结合国中民事立法的现状,提出中国对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立法建设应赋予胎儿一定的民事主体资格。

保障保护地内居民受益的自然资源经营方式——以九寨沟股份制为例

本文通过对九寨沟自然保护区的研究发现,在现行保护地管理体制下,由保护地管理机构主导、当地居民参与的股份制经营方式能较好地保障居民利益并保护资源;但资源经营的安排者和生产者未彻底分离致使经营效率低下,并影响该经营方式的可持续性。本研究认为九寨沟式的股份制经营方式仅是一种折中的方式,长期来看应将资源经营的安排者和生产者彻底分离。

胎儿利益的法律保护

胎儿虽然不是自然人,只是母体的一部分,但是胎儿有其自身的利益。现实生活中侵害胎儿利益的行为屡见不鲜。为了维护其及其出生长大为人后的利益,法律应当对胎儿利益予以保护。这种保护应包括来自民事和刑事的保护。

论公益诉讼的立法模式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环境污染、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社会性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但现行公益诉讼立法模式不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明确公益诉讼立法模式独立性的确立依据,分析公益诉讼的立法模式类型,探讨"基本法+单行法"立法模式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以期为我国公益诉讼立法模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民事诉讼中第三人利益保护之法理探析

民事诉讼中的第三人是一个总称,是指在民事诉讼各个阶段、与当事人之间的民事诉讼有利害关系的他人。民事诉讼中第三人的利益之所以遭受到侵害,从实体法角度来看,源于民事法律关系的复杂性;从诉讼法角度来看,源于民事诉讼程序的构造特点。从实体法角度和诉讼法角度来看,皆有对民事诉讼中第三人利益进行保护的必要性。对第三人利益进行事后保护是第三人利益保护体系中的一环,其有内在的理论基础。基于不同价值追求和受不同影响因素制约,各国形成了不同的第三人利益事后保护途径。

胎儿利益的刑法保护——以日本法为视野

胎儿利益是否需要受法律保护,这在现代社会是不言而喻,而我国刑法对此却没有相关规定。为了更好的保护胎儿的利益,我国刑法应该借鉴日本的刑事立法。

行政许可创制了名为信赖利益的新型权利吗?

一般认为,行政许可创制了一种被称为信赖利益的新型权利。基于信赖利益与行政许可的规范分析可以发现,这种主张并不成立。实际上,《行政许可法》第8条所保护的利益,其正当性源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公民对公共资源的分享权;而第69条所保护的权利,其正当性源于公民私有财产权。前者包括被许可人为获得许可支付的对价、许可实施成本与预期利润,后者包括无过错的被许可人为许可支付的对价与许可实施成本。《行政许可法》应当根据合法许可与违法许可中公民权利的不同,完善相应的类型化权利保护方式。将二者皆视为信赖利益,不仅不利于充分保护公民权利,也不利于建构更为多维的行政权规范机制。

试析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的战略框架构建

全球化时代,海外利益维护既是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是关涉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议题。作为一个被西方视作"异质文明"的新兴大国,中国的海外利益维护问题尤为紧要,但其战略重心与核心任务显然不是遵循西方式的外交、法律或军事等路径,而应从观念、路径、模式等层面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海外利益维护的战略框架。在观念层面,中国应力避纯粹的物质利益观、狭隘的民族主义、褊狭的零和思维,树立正确的综合利益观、共同利益观、合作利益观;在路径层面,中国应力避偏重双边外交的传统机制,从推进经济外交、增进政治互信、促进文化交流、加强军事合作等层面着力,拓展海外利益维护的多元路径;在模式层面,中国应力避以单边主义、黩武主义为主导的零和模式,构建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以国际制度为依托的和合模式。

试析胎儿利益保护模式

本文运用理想类型的研究方法,提出逻辑自洽的胎儿利益保护模式划分方式:权利能力模式承认胎儿的主体资格,提供全面而完备的保护,一揽子解决其他模式存在的体系矛盾与适用不便等问题;类权利能力模式的实效取决于司法能动等外在因素;特定权利能力模式外延明确,权利清晰,但适应发展能力较弱;无权利能力模式不承认胎儿的独立价值。我国现行法律对胎儿利益的保护以类权利能力模式为主,兼具特定权利能力模式要素,仍有一定不足。保护胎儿利益应妥善解释《民法总则》第16条,明确损害赔偿请求权,规范抚养费请求权,重新界定自然人出生标准,并于条件具备时改为采用权利能力模式。

我国农民权益保护状况及改进路径

保障农民权益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也是事关农村改革发展成败的重中之重。当前我国农民权益受损以及存在的问题与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维权主体的弱化或缺失以及对农民权益需求的偏离密切相关。因此应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以农民需求为导向,通过构建"三主体"维权模式,实施四个方面的并举,在推动城市化、工业化良性发展过程中着力保障农民权益。

民法典编纂中人格标识财产利益的制度构建——从人格权衍生财产利益的比较展开

人格标识财产利益是人格财产二元权利体系在现代商业社会的发展产物。对人格标识财产利益的保护,应当置于人格权衍生财产利益的体系中予以论证,财产利益与所依附的人格权之间的联系是确立其保护路径的逻辑依据。通过著作权和人格标识的比照可以得出,人格标识的人格固有性联系要强于著作权,因而在人格标识财产利益的保护中要更加倾向对人格权的尊重与保护。基于此,可以比照我国现有较为成熟的著作权保护体系来确立人格标识财产利益的保护模式、权利变动以及损害赔偿规则。在我国未来民法典编纂过程中,以著作权为参照设置人格标识财产利益的保护路径具备可行性与合理性。

企业社会责任与商业信用模式——基于信任的视角

基于信任视角,以企业与供应商之间商业信用模式选择来间接衡量企业间的信任度,以是否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及报告信息质量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企业社会责任在提升企业信任度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没有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企业的商业信用成本更低;社会责任报告质量越高越有利于降低商业信用成本;地区生产者合法权益保护水平与社会责任报告质量对商业信用成本的影响存在替代关系,即生产者合法权益保护水平越差的地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质量对商业信用成本的负向影响越大。

基因技术法律保护机制研究

基因技术不仅涉及到产业发展的需要,还关系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冲击。既然基因技术的发展已是大势所趋,如何建立其保护模式及进行利益分配,显得尤为重要。文章指出我国对基因技术的立法应充分考虑与国际接轨,同时加强对基因源的保护,以避免将来由于基因库的匮乏带来社会发展的困境。

加强我国私营海外安保力量建设的思考

随着我国在海外的机构、资产和人员日益增多,其海外利益将面临严峻复杂的安全风险,传统的海外利益保护手段已无法有效满足需求,而海外安保力量的建设可以为维护和拓展我国海外利益提供有力支撑。但是,我国私营海外安保公司起步较晚,加上国内相关的法规政策尚不健全,致使其海外安保能力存在短板,国际竞争力相对不足。因此,必须适应新形势,加大对海外安保公司的政策扶持力度,打造精锐高端的私营海外安保力量体系,加强海外安保“软环境”建设。

论胎儿利益的民法保护

通过比较各国民法对胎儿利益的保护,胎儿利益的保护与必须赋予胎儿权利能力没有必然联系。保护胎儿的利益本质上是保护胎儿活产后人的生命法益,胎儿不享有权利能力。我国未来民法典在胎儿利益的保护上要界定清楚:胎儿的法律涵义是指,从人的受精卵到出生完成前的生命体。侵害胎儿利益的侵权行为具有独特特征。

试论胎儿权益的民法保护

胎儿的权利保护在我国立法中很不充分,导致现实生活中胎儿权益受损时无法得到应有的补偿。适值民法典立法之时,有必要重新反思胎儿的法律地位以及我国目前立法对胎儿保护的妥当性,确认其享有的权利范围。文章认为,在采取附条件保护主义对胎儿权益进行保护的同时,还应扩大对胎儿民事权利的保护范围,应当对胎儿在健康权、继承权、抚养损害、受遗赠权以及程序法上作为诉讼主体的权利等方面予以确认。此外,立法上应对胎儿民事权利保护的方式作出较为详细的规定。

公益诉讼的制度构建探讨

在公益诉讼理论研究中,需要对公益诉讼的内涵与模式等问题进行重新探讨,对域外公益诉讼的发展经验进行分析总结。应在借鉴国外学理、制度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修改宪法、制定公益保障法和修订传统诉讼法等路径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

民法典时代我国消费者权表达体系的冗余困境与化解路径

消费者权的主体确定性、弱势性和发展性要求对消费者权进行特别规范,并进而对消费者予以特别保护。消费者权表达模式并无优劣之分,完全取决于立法技术本身。我国目前采用“一般规定+特殊授权”模式的原因有前民法典时代消费者权保护的立法传统、消费者权保护的公私法交融和民法体系化的需要等。但这种模式无法实现消费者权利的融贯性表达,会产生“冗余”困境。而且,这种冗余困境往往附随甚至催生许多功能性障碍,不仅无法解决民法与消法在消费者权利保护理念、结构定位上的矛盾,还可能妨碍审判实践中法律解释的统一性与法律适用的一致性。可以考虑通过立法路径与司法解释路径并行的方式化解冗余困境、完善我国消费者权表达体系。具体来看,立法论路径是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发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于消费者权保护的“统”“补”作用;司法解释路径则是通过司法解释,构建统一的民法表达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