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香港会议与中共中央对台革命工作部署的调整及其影响

台湾光复后,中共组建了中共中央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台革命工作。之后,台湾革命事业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存在党员数量过少、新老干部不够团结等问题。随着解放战争局势演进,为总结经验与教训,推进中国台湾地区革命发展,1948年夏中共中央上海局在香港地区召开了中国台湾地区干部工作会议(香港会议)。会议对台共的历史问题作了初步整理,起草了决议《关于台湾工作》,分析了台湾地区社会的特点,明确了中国台湾地区的革命任务,以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与党的建设为着力点推进中国台湾地区革命事业。香港会议后,中国台湾地区地下党调整了工作策略,在支部建设、武装工作、职工运动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省工委还根据实际需要对香港会议的部分决议作出修改,以农村地区为工作重心,重整了武装工作,更强调隐蔽潜伏的重要性。香港会议体现了中共中央对中国台湾地区革命的重视,对中国台湾地区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中共中央早期机关报《前锋》与陈独秀关系述论

中共三大后出版的《前锋》月刊是中共中央理论机关报。目前涉及该刊的各类著述,多侧重其与主编瞿秋白的关系,而实际上,时任中共中央负责人陈独秀是该刊性质、定位的主要设计者。中共二大后陈独秀已计划创办类似于《前锋》这一讨论“国内外政治经济问题”的理论刊物,体现了他在共产国际影响下对中央党报宣传体系化运作的构想。在《前锋》出版过程中,陈独秀是重要撰稿人,亦参与了编辑、出版工作。该刊致力于从政治、经济层面阐发国民革命的同时,陈独秀等亦对思想文化界动向予以关注,他提出“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表明其在政治革命的论政场域,仍力图在思想文化运动中有所建树。

1952年上海“五反”运动始末

上海,因其特殊的经济金融中心地位,在1952年全国范围的“五反”运动中,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央政府特派薄一波亲来上海坐镇指挥。在薄一波的主持下,上海的“五反”运动在前期群众性揭发检举和坦白交代的基础上,通过三个阶段有组织有计划的“战役”行动,将全市16万余工商户,从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五个方面,灵活运用“面对面”的群众批斗形式和“背靠背”的资本家互助互评与自报公议形式,进行了全面的清查。

“革命局”辨析

据苏俄、共产国际的有关档案记载。1920—1921年间在上海和中国其他几个大城市曾出现过“革命局”(ревбюоро)。对于“革命局”究竟是什么组织。目前已有几位党史学者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分别视其为:中共上海发起组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领导机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机构和俄共在华组织。这几种看法均值得商榷。从档案原文和“革命局”的名称、组织系统、自身结构与功能任务等方面来看,1920年夏成立于上海的“革命局”实际上是直属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具体负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机构,而在其他城市的“革命局”则是设于上海的“中央局”的分支机构。虽然革命局后来的隶属关系、组织机构有所变化,但其作为共产国际的在华一级机关的性质却始终如一,在指导建立共产党、推动各革命团体的活动、实施共产主义宣传等工作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其主要使命的基本完成和中共的成立,革命局也归于消失。

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党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

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是党史上的两次关键的会议,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所经历的不到四年的时间,正是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非常关键的历史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形成,毛泽东思想趋向成熟,面对国际国内的复杂局势,党已能独立自主地作出正确的政治决策。

多方互动视角下的宁都会议再研究

宁都会议的起因既有前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关于前方军事部署的分歧,也有前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组织领导的问题,而1932年9月26日朱德、毛泽东发布的《敌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则是促成宁都会议召开的直接因素。会上及会后,前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互有批评,但主要批评毛泽东的所谓“右倾”和周恩来的所谓“调和”,并通过毛泽东暂时回后方的决定。中共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起初是不同意公开批评和召回毛泽东的,不过临时中央出于前方领导一致地执行进攻路线的考虑,后来同意此决定,以至撤销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推让总书记的原因分析

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正式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但毛泽东又推让总书记感到迷惑。其实,毛泽东推让总书记是他在当时复杂局势下审时度势的明智选择: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支持是有条件有限度的,党内高层存在着复杂的权力格局,当时毛泽东的卓越才能展示受限、毛泽东政治路线的正确性也还没有成为全党的共识,另外当时中央委员会的组成情况及国内抗日的大局也使毛泽东格外慎重。

毛泽东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兼论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党史上一次意义深远的会议,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完全确立了毛泽东的最高领袖地位。本文认为,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是毛泽东领导地位确立的组织保证;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思想为他领导地位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遵义会议以来中共的正确领导为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提供了实践基础。

试探九一八事变后联共(布)、共产国际的对策及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立即引起了联共(布)中央、共产国际高层的高度关注并研究作出对策。联共(布)、共产国际的对策有正确的一面,如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揭露其侵略野心,号召各国党支持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抨击英、法操纵的国际联盟纵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指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勾结与矛盾;揭露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等等。但是,联共(布)、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估计过高,忽略民族矛盾上升的情况,对中国共产党产生重要影响。中共临时中央教条主义地接受联共(布)、共产国际的指示,没有能够科学分析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产生的新形势,充分认识到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正成为中国各族人民普遍要求,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阶级、阶层都有可能参加到这一斗争中来的新情况,在制定政策和策略时虽然也有正确的一面,如在白区领导组织各色公开反帝群众组织和在东北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等,但总体上是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致使没有抓住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政治形势的新机遇,给革命造成极为严重的损失。

中共中央南方局文艺政策的依据:张闻天和毛泽东的文化指导思想

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其文委会对抗日文化运动的指导思想,依据了中共中央有关方针政策,具体体现在张闻天和毛泽东的文化指导思想中。张闻天的文化指导思想,主要见诸《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和《发展文化运动》;而毛泽东的文化指导思想,则以《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张闻天与毛泽东对文化的指导思想有差异:张闻天将"民主"明确纳入新文化的发展方向,而毛泽东却用"大众"涵摄"民主";张闻天制定并执行的具体的文化政策,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总目标也不乏抵触。

再论六届六中全会与中共民族政策之转变——有感于龚育之先生对拙文的评注

文章认为,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以及毛泽东所作的《论新阶段》报告是中国共产党民族问题的纲领从主张民族自决、联邦制到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转变的重要标志。

中共临时中央对抗日同盟军工作的指导思想

20世纪 30年代初 ,中共临时中央为了实现创造北方新苏区的革命目标 ,指示张家口前委在同盟军中开展工作 ,意图铲除冯玉祥 ,把同盟军改编为红军 ,建立苏维埃根据地。这是临时中央在指导地方党的工作中盲目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进攻路线的一个具体计划 ,结果给党的事业造成极大危害。今天总结这一历史教训 ,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中国革命史中“左”的认识和反思。

中共中央在全面抗战时期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中共中央在全面抗战时期加强了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在统战工作中,坚持采取"能联合者联合之,能中立者中立之,不要多树敌人"的原则,坚定了东北军大多数部队坚持抗战的决心,进而促进了全面抗战形势的好转和最后胜利,并为夺取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共中央在全面抗战时期的统战工作,是我们党统一战线历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红军长征落脚点的六次选择

红军长征最后落脚陕北并不是长征一开始就确定了的,而是中共中央依据敌我情况的变化和新获得的信息,不断改变建立根据地的原定设想和计划,才一步一步确立的,期间先后至少有过六次更换,才做出最后的选择。

论中共八大经济体制改革

党的八大比较系统地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思想 ,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探索。阐述了八大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背景和基本内容 ,揭示了这次改革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

风云际会——陕甘边、陕北红军的一九三五年

1935年是陕甘边、陕北红军革命力量迅猛发展的一年。二月陕甘边、陕北特委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敌人对于两支红军和两块根据地的统一深感不安,故决定对陕北进行第二次"围剿"。在反"围剿"斗争中,红军一连解放六座县城,将陕甘边、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引起敌人更大恐慌,国民党蒋介石随之进行第三次"围剿"。这一年,王明"左"倾错误路线也在陕北恶性发展,并进一步发展为肃反运动。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及时纠正了这个严重错误,使陕北成为中共中央、中央红军的落脚点和日后北上抗日的出发点。

西安事变前杨虎城与中共中央关系新探

西安事变前,杨虎城与中共中央的关系并不一帆风顺。杨虽曾主动与陕北中共中央联系,但1935年12月汪锋到西安与杨会谈却没有取得任何成效。1936年3月王世英与杨谈判虽然达成初步协议,但却长期徘徊不前。直到东北军西调,杨部填防,陕北苏区交通线中断,中共中央才急于加强与杨的关系。9月,张文彬在西安与杨谈判,正式确定了双方抗日合作的关系,杨虎城与中共中央的合作进入实质性阶段。12月5日,毛泽东第三次致函杨虎城,对双方的合作给予高度评价。

责任与使命:建构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话语体系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话语的构建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中,至少形成了五个方面的理论内容: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文艺观,植根真实、塑造典型的文艺创作论,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的文艺传达论,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文艺评论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艺理想论。

习近平政治建军方略的新时代特色

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永葆性质本色的特殊优势和优良传统。新时代条件下,立足国内外、军内外特殊复杂形势和突出问题,习近平主席在继承传统政治建军主要内容和重大原则基础上,在思想引领、主题任务、领导体制、实战标准、正风纠弊、政治工作机制等具体举措方面做出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创新和发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关于党建问题的若干思考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各项事业成功的保证。推动当下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关键在党。在当前改革处于攻坚的时期,面对全新的任务和挑战,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更好地完成党的执政使命也是中国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一。为此,要坚持思想建设的重要地位不动摇,确保正确改革方向;坚持民主集中制,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加强党风反腐倡廉建设,推进发展廉洁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