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行政领域“受害人”原告资格的法理澄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之受害人条款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广泛适用,但因其悖离学界期待而备受批评。针对警察行政领域受害人之利害关系的判断,宜采推定利害关系说,即符合“警察行政领域”要件和“加害人/受害人”要件,就可认定存在“利害关系”。推定利害关系说可从心理利害关系和经济利害关系的视角加以证立,亦可通过保护规范理论加以验证。更进一步,应对受害人条款加以限缩解释,将其适用范围限缩于警察行政领域,以实现受害人条款与投诉举报人条款的合理衔接。

论行政诉讼中公民死亡后的原告资格转移问题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转移制度所保护的是原始原告的合法权利和与原始原告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承继原告的合法权利。承继原告资格的取得,应基于其所享有的身份权、名誉权、继承权、受遗赠权、公法债权、私法债权及其他合法实体权利,由此承继原告不应受现行法律规定的近亲属范围的限定。承继原告的范围应包括原始原告的近亲属和近亲属之外的遗赠抚养人、公法债权人、私法债权人、受遗赠人、原始原告生前所在的单位或基层组织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

论行政诉讼中的利害关系——以原告与第三人资格界分为中心

我国行政诉讼原告与第三人资格标准均包括"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界限难以厘清。修改后《行政诉讼法》进一步将二者统一表述为"利害关系",更加剧了二者之间的界限模糊性。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身份互易"与"身份排斥"两种关系模式。尽管同为"利害关系"标准,但对原告和第三人存在不同的法律内涵与要求。应有条件地承认间接的、可能的、事实的、民事的等利害关系的可诉性。

集体所有、村委管理与村民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兼论“村”的公法人地位

村民是否有资格对村委会的集体财产处分行为提起诉讼,是当下我国村民自治实践中急待解决的法律问题。在实证法没有明文规定的背景下,法院都把集体财产处分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处理,但对村民的原告资格问题却给出了两种相互矛盾的回答。而且,不管法院是肯定还是否定村民的原告资格,都分别隐含了把集体财产等同于村民共有财产,或者把"村"定性为私法人的理论错误,充分暴露了村民原告资格在民事诉讼制度框架下的解释困境。实际上,对依据法律和政府行为设立并承担大量公共管理职能的"村",我们只有把它定性为大陆法国家行政法上的公法人才是准确的。一旦恢复"村"的公法人面貌和地位,把村委会处分集体财产纠纷纳入行政诉讼,集体财产的均等分配性特征使村民个人和集体财产之间构成"法律上利害关系",每个村民对集体财产处分行为就都具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

环境公益诉讼的角色解读与反思

环境公益诉讼实践面临着复杂的社会利益纠葛,主要涉及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公民和环保组织、法院、污染企业等诸多主体之间的博弈。受环境污染影响的一定地域的公民和所有环保组织具有原告资格,行政机关不应具有原告资格,检察机关在环境公益民事诉讼中也不具有原告资格,但在环境公益行政诉讼中应具有原告资格;法院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应该避免审前"碰头会",扮演好司法裁判者的角色;污染企业不应成为常规的被告,环境公益诉讼发展的重点应是环境公益行政诉讼。

论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构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完善我国环境保护制度的重要步骤。行政公益诉讼在本质上是一种客观诉讼,它不要求起诉者与被诉行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为了保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有效运转,特定社会组织和检察机关比公民个人更应该成为起诉主体。虽然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和《环境保护法》拓宽了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范围,但为了保证原告起诉能被法院受理,国家有必要通过立法确认公民享有环境权。根据环境问题跨区域发生的特点,应当建立起多层级的案件管辖制度。要建立完善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需要对《行政诉讼法》和《环境保护法》进行进一步的修改。

行政诉讼原告适格的法律定界与司法审查

源于立法价值的审慎考量和权衡,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立法语言呈一种模糊、渐进演变之混沌态势。无论行政法理论抑或诉讼实践,原告的资格及其如何认定问题均存在见仁见智的不同解读,这造就了司法自由裁量的恣意空间,实质上阻碍了行政法制的进步和发展。围绕立案登记制度变革的新形势,在强调诉权保护与滥诉防范的双重语境下,行政诉讼原告适格之判定理应达致相对清晰的程度和相对明确的标准,即基于行政诉讼的制度功能,围绕利害关系和诉的利益之"行政性"内涵要件,识别行政法上请求权之核心要素,以此作为"具有行政诉权"和原告适格的定界标准,正本清源,进而彰显行政法治的刚性和与时俱进。

扩展与限缩: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之确定

为防止滥诉,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为社会组织设定了“高门槛”,亦未赋予公民起诉资格,致使起诉主体与日渐细化的利益诉求不匹配。同时,部分学者主张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原告宜扩展至环保行政机构。鉴此,文章从实践与理论两个维度分析当下盛行理论对支撑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不足,并以此为基础借鉴域外国家现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经验,以期明定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主张公民应具有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适度放宽社会组织的起诉条件,但不宜扩展至环保行政机关。应当在扩展与限缩之间寻求认定机理,实现在当事人之间的法律正义分配。

法律利益标准: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标准的恰当选择

在行政诉讼中存在两种实质性的原告资格标准,即法律利益标准和事实利益标准。我国应当依据现有和未来的国情选择和构建自己的标准。法律利益标准是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标准的恰当选择。

略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兼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制度的重构

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标准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严到宽的过程,但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从未停止过。新近司法解释提出的“法律上利害关系”标准,为学界所称道,但这个标准本身也是相当原则、概括的,不便于司法实践中的操作,这就引发笔者关于“利害关系”基础的追问,以及对该标准的检讨、评价,并在此基础上试图重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制度,为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提出些许管窥之见。

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转移制度适用的条件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转移制度适用的条件在理论及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多争议和矛盾,而其中存在的三个问题:公民被宣告失踪或宣告死亡、公民被限制人身自由和民事诉讼中原告资格转移的情况是否适用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转移,尤其重要且争议较大。在对其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总结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转移制度适用的条件应包括四点:一是具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主体发生了法定的特殊情况,具体可为在法律上已不复存在或有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原告资格转移"情况;二是具有法定的权利承受人;三是未超过起诉期限或诉讼中止期限;四是原告资格的被转移人依法不具有原告资格。

我国当前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之若干缺陷

在行政诉讼理论及实务中,原告资格是一个颇受关注的问题。而纵观我国有关原告资格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司法实践,可以发现在该问题上尚存在诸如原告资格理论不成熟且不独立、标准不明确、范围不宽松、类别不全面及法院在该问题上未发挥应有功能等不足。

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转移制度设立的目的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转移制度的设立,是为了保护原始原告的合法权利和与原始原告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承继原告的合法权利。因为原始原告的合法权利受到行政机关的侵害,当其死亡或终止时,该权利并未消失,而是转化为身后权存在;同时,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可能牵连侵害了承继原告的权利,或者由于原始原告的死亡,而使承继原告因其死亡而得到的预期利益受损。正是因为原始原告和承继原告都享有合法权利,并且都存在该合法权利受具体行政行为侵害的法律事实,所以法律规定该项制度以切实保障二者的合法权利,避免出现合法权利得不到法律救济的情况。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立法现状及其新课题

环境公益诉讼是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趋严重的形势下,为保护环境公共利益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当下,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的环境公益诉讼司法实践及某些地方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牵动着国家层面的立法,并导致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诞生。然而,由于我国的社会价值取向、公民权利意识、法律思想、司法救济手段等诸多因素影响,使得环境公益诉讼立法不完整、不彻底,存在起诉主体受限、起诉条件过严、诉讼类型单一、相关机制的衔接不明等先天不足,让它面临新的挑战。

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建构及完善建议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为行政公益诉讼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从制度建构的角度研究这一制度,必须理顺各项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准确界定相关概念,设定原告资格,逐步扩大受案范围,完善诉前、诉中及诉后全套程序机制,以有助于该制度的良性运行。

域外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嬗变与借鉴

原告资格的确认是整个行政公益诉讼过程中的核心问题。笔者基于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语义分析,通过对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域外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比较与借鉴,试图从内涵和外延两个层面,建构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抽象标准和起诉主体。

法律上的利益: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新标准

中国现行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标准存在利益保护范围狭窄、理论内涵阙如的问题。考察域外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标准的变迁,结合本土法制状况,应确立"法律上的利益"标准。将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扩大的基点落实于利益之上,同时积极发展公权利理论。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内涵之辨析

准确界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内涵,是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需要。自我国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学术界较有影响的“条件说”和“利害关系论”均没能全面地揭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内涵。只有根据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参照发达国家的做法,从属人因素和属事因素两方面着手,才能准确全面地界定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内涵。

论行政诉讼原告与被告资格制度的完善——兼谈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修改

我国目前对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采用的是"合法权益"和"主观主义"的标准,对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认定采用的是"行政主体"、"行政行为"、"责任主体"三合一的标准,这些标准在行政诉讼法实施的初期对当事人的认定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已经越来越不适用行政诉讼发展的要求,成为行政诉讼起诉难的重要原因之一。有必要拓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范围,将"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标准"转变为"法律上的利益标准",把公益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纳入行政诉讼,规定"谁行为,谁被告"的原则,实行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是被告的原则,对我国的行政诉讼原告与被告资格制度进行完善。

行政公益诉讼的缺失与补正

我国已有的行政诉讼制度因其对原告资格的严格限定而导致行政公益诉讼的缺失,致使当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损及社会公共利益时,公民无法通过司法手段监督行政行为。在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既有其法理基础,又有其现实依据,为我国法治建设所必须。但行政公诉制度的建立并非要彻底否定现有的行政诉讼制度,较为实际的做法是通过司法解释在现有的行政诉讼框架内作出适当的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