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进城落户农民承包地权益的法治保障

在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推动城乡融合及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下,保障进城落户农民承包地权益是涉农改革的关键。集体成员身份的保留,是阐释进城落户农民承包地权益保障正当依据和法律边界的前提。当前,进城落户农民承包地权益保障面临权益冲突及身份认定、承包地财产权实现、承包地权益救济三大法治挑战。为此,应健全进城落户农民成员身份的认定与权益冲突的协调规则,兼顾进城落户农民承包地财产权益与保障功能的充分实现,构建以诉讼救济为兜底的多元救济机制。

农村土地第三轮承包中“承包地调整”的规范逻辑

农村土地第三轮承包应坚持延包原则,通过有限的“承包地调整”实现农业集约化经营与承包地公平分配的平衡。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需对接《民法典》的私权秩序,农户是利用承包地的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农民集体成员才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主体,“承包地调整”的前提是承包地利用秩序的“大稳定”,通过有限的收回“整户消亡”和“进城落户”农民的承包地给新生人口、交回承包地的返乡农民以及嫁入妇女(入赘男)实现“小调整”。另外,以保障农民集体成员的生存利益为前提,将承包地“三权分置”后土地经营权流转作为补充手段,通过“确权不确地”“调利不调地”等,并结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筹功能弥补土地延包中承包地调整的不足。

市民化能力、权益认知与农户的土地退出意愿

研究目的:探究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的市民化能力及其权益认知对农户土地退出意愿的影响。研究方法:在理论分析和适当性检验的基础上,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计量分析。研究结果:市民化能力、权益认知都对农户的土地退出意愿有统计上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且二者与土地退出意愿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都较大。研究结论:市民化能力的改善和权益认知程度的提高都能强化农户的土地退出意愿。

城镇化进程中农户土地退出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鼓励农户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以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成为解决土地资源短缺的关键途径。为了分析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利用陕西省关中地区579户农户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户土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方向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家庭特征中的人均收入、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家庭总收入、户主文化程度,农户生产特征中的农业收入、耕地经营面积、劳动力数量,农户意识特征中的农户产权意识、农户行为意识、农户福利意识、农户技能意识,对农户的退地意愿产生显著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意愿是受到多因素综合影响的,并且各影响因素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共变关系。对农户土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可以为制定合理的土地退出政策和机制提供意见参考。

土地股份合作制中农民土地财产的剩余权与退出权研究

研究目的:建立农民土地权利的财产与自由概念框架,可以为理解地权转股权的过程及其内含合作组织替代农户的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创新提供新政治经济学逻辑基础。研究方法:制度分析法。研究结果:农民的剩余权以及退出自由的大小,取决于他与国家、集体的谈判能力以及他们之间达成契约及其经济后果。研究结论: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发展必须获得农民的系统支持,既为他们提供保底分红的剩余权保障又提供具有安全阀门功能的退出自由,土地股份合作社才能成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今后土地股份合作的健康发展,取决于剩余权与退出权保障机制的政策供给。

农地“三权分置”实质探讨——寻求政策在法律上的妥适表达

研究目的:寻求并塑造对农地"三权分置"进行调整的妥适法律规范。研究方法:实证分析法、规范分析法、类比推理法、系统分析法。研究结果:从制度的妥适表达看,农地"三权分置"的实质并非三种具体权利的并立和对抗,而是三类主体之间享有的权利的并立和对抗。这三类主体即是农民集体、农民(农户)和土地流入方。农民集体所享有的权利是集体土地所有权,农民(农户)享有的权利则是一种集体成员权(可以"承包权"指称)或者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流入方的权利则为土地经营权。研究结论:农民(农户)集体成员权的调整可依据既存规范性文件,土地经营权必须进行物权塑造,农地"三权分置"才能得以在制度上实现。

农民土地退出意愿对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陕西省西安市杨凌示范区的农户调查数据,运用DEA-Tobit两步法,分别采用BCC模型评价农户耕地利用效率和T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户土地退出意愿及其他影响因素对于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样本农户耕地利用效率普遍较低,且耕地利用效率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对耕地利用效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户土地经营权退出意愿对耕地利用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家庭人均收入、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人均耕地面积、户主性别、户主年龄、复种指数对耕地利用效率有正向影响,地块数量、户主受教育年限、有效灌溉率和农业补贴对农户耕地利用效率影响不显著。

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辨析

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我国法律规定不尽一致,学者们的看法也不相同。其实,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形式上是农户,实质上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而以其他承包方式以及流转、继承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则具有复杂多样性。我国物权法应在《农村土地承包法》基础上完善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及相关方面的规定,以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和对权利人权益的保障性。

地权纠纷中的集体成员权表达

一般认为,在地权纠纷中,"户籍"是集体成员权身份和资格认定的唯一核心要素。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通过对东北林权改革中,村级合并、户籍回迁和"外嫁女"土地权益三类案例的考察,发现地权的内涵与其说是集体成员权的展现,还不如说是村落成员权的表达。实践中的集体成员权表达了村民对社区财产边界、共同体成员和伦理身份的认同,实际上展现的是一种村落成员权。基于血缘和地缘,村落成员权具有排他性、独占性、人格化和继替性特征。它具体呈现了社区内部共享的文化价值、社群网络、互助体系和互惠模式,具有内在的封闭性和保护性,是村落共同体存在的一种表现。

“集体”的概念嬗变与农地集体所有制的实现方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地以集体所有制作为制度实施的基石。本文立足于“政府—集体—成员”视角提出了我国农村集体、农地集体所有制的分析框架,强调历史上存在自然式集体、行政化集体、市场型集体三类“集体”概念。我国不同时期农地集体所有制中的“集体”内涵在发生嬗变。人民公社时期,我国农村出现了从自然式集体向行政化集体的转变,集体所有制实现方式是人民公社拥有土地所有权并行使土地使用权。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村的行政化集体逐步转向行政主导、兼顾自然和市场性质的复合集体,集体所有制实现方式是集体拥有所有权、农户拥有承包经营权。伴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新时期我国农村的集体概念再次发生嬗变,即逐渐转向市场主导、兼顾自然和行政性质的复合集体,市场型集体将在农村经济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种变动推动了农地集体所有制实现方式的持续创新。本文强调应动态理解农村的“集体”概念以及农地集体所有制实现方式,这为深刻认识我国农村经济运行和城乡融合发展问题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三权分置”下农地经营权主体成员权身份探究

研究目的:分析农地经营权流转和继承面临的法理障碍,提出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立法建议。研究方法:田野调查法、规范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研究结果:目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是人身性的社员权;农地经营权流转面临受让主体的身份障碍,制约了农地财产功能发挥。研究结论:"三权分置"后农地经营权主体身份呈复合性;无承包权的农地经营权受让人可设置为新型成员权;参照"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构建不同种类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农用地的共有权和专有权,且保障新成员与原社员在用益物权上平等;在条件具备时完全以物权性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取代人身性的社员权。

征地补偿分配中的“外来户”与集体成员权

在村庄内部的征地补偿分配纠纷中,矛盾的焦点是"外来户"是否应该获得征地补偿,其实质在于外来户是否享有村组集体成员权。对此,外来户和本地户的认知直接冲突。外来户以户籍和土地承包经营权为集体成员权的基础,主张法定权益应当受到保障,他们为获得村庄内部的认可做出了多种努力。本地户对集体成员权的认定,主要以"祖业"观念和集体化时代的劳动付出为依据,是传统观念和集体主义观念结合的产物。外来户的主张有国家法律制度的支持,本地户的认知却在地方社会实践中处于竞胜地位。外来户问题及集体成员权认知冲突的意涵,在国家治理转型背景中可以得到完整理解。

集体经济组织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之考量

集体经济组织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之制度,在历史演进和法规范中,经历了从明确到模糊的变化。明晰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制度能够保障集体经济有效运行,但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位阻碍了集体经济的发展,表现为集体经济组织代表行使土地所有权的规则运行之漏洞、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集体关系表达逻辑的不周延等问题。集体经济组织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是历史理性和规范理性的回归。一方面,集体经济组织需要以集体土地作为资产构成以符合法人的成立条件,并能够通过法人的特别责任规避集体土地资产的流失;另一方面,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其成员权益的主体依托,才能最终实现成员土地用益、收益分配、权利救济和意思表达等权益。

产权的地方性形态及其表达逻辑--基于对W村土地纠纷的考察

文章以湖北W村确权确地之后发生的土地纠纷为考察对象,发现祖业观、村落成员权和生存伦理权作为地权纠纷中的表达诉求,共同影响了土地产权的属性。细解这些地权纠纷中的表达逻辑,可以发现农民的地权观念深深扎根于传统乡土社会中,同时社会主义制度遗产作为一种路径依赖,在新的地权纠纷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无疑,这些地方性的表达逻辑揭示,产权不仅是"一束权利",更是一种深深嵌入社会机理的地方性知识。这也提醒我们,唯有在地化地理解地权的分布样态,才能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的产权性质。

身份界定与民间法调适——因婚姻而流动的农村妇女实现土地权益面临的两个法律难题

因婚姻状况变化而流动的农村妇女,在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及相关财产权益时,面临法律上的两个难题:妇女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界定和侵害妇女土地权益的村规民约、村民会议决议的调适。《妇女权益保障法》应该明确认定农村妇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依据和途径,规定政府和法院应承担起调适侵害、剥夺妇女土地权益的村规民约、村民会议决议的职责。

宅基地使用权继承否定论——一个解释论的立场

宅基地使用权是一种用益物权,该权利能否继承在理论与司法实务中均存在较大的分歧,主要争点在于该权利是否属于能够被继承的遗产。从解释论立场出发,宅基地使用权属于民事主体的合法财产,但应当归为“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遗产”。在我国“房地一体”模式下,为解决因房屋继承导致的个体利益与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代表的集体利益之冲突,设立法定租赁权制度是一种较为理想的选择,然而,我国现行法律未采纳该种制度安排。针对这种情形,可以类推适用强制缔约制度,苛以房屋继承人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就使用继承房屋所占用的宅基地订立相应合同的义务。根据宅基地使用合同,房屋继承人使用宅基地的权利在性质上属于债权,其与宅基地使用权分属不同性质的权利。房屋继承人在享有使用宅基地的债权时,仅能够以拥有房屋所有权为前提而使用该宅基地,且不得对原有房屋进行翻建、重建。同时,其应当承担相应的义务。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优先权的法律构造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优先权的行使,以流转价格、流转价款的交付时间与方式、流转数量、流转期限以及违约责任五个方面的同等条件为前提。流转方应以公告的方式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履行告知义务,同时确定优先权的行使期限。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优先权期限内未予表示,视为放弃。多个成员主张优先权的,应由流转方自由选择确定。优先权受到侵害时,可以向流转方主张赔偿,但不得主张流转方与第三人的流转合同无效。

农户视阈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属问题研究

农户是我国法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但是组成农户的自然人对该户之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均享有权利,各自然人的土地权利份额如何确定,在《土地承包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中语焉不详,由此带来诸多理论和实践中的困惑。因个人权利诉求和承包土地流转之客观需要,有必要通过修改法律或颁布司法解释等方法,明确农户内部成员土地承包经营权所有关系。应当授权现有农户内部成员就土地权利份额进行约定并承认其法律效力。若农户成员就其权利份额没有且无法达成协议,法律应规定成员之间成立按份共有关系,各成员份额以当初实际承包的土地份额及嗣后通过继承、赠与、转让等方式获得的承包土地份额为准。若无法确定各成员实际份额则推定为等额按份共有。同时应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可继承性、可流转性并解除其与农民身份的"绑定"关系。

农村大学生非农化过程中承包经营权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基于319名农村大学生的调查

农村大学生非农化过程中的土地问题是由于户口、职业非农化引致的成员资格瑕疵与承包经营权物权支配性之间的矛盾冲突所引起,同时,农村大学生融入城市难度增大与农民身份利益凸显所形成的强烈反差,使得农村大学生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土地权益。农村大学生非农化过程中的承包经营权问题主要包括:集体非法收回,土地征收补偿收益分配混乱。根据农村大学生的实际情况,设计了四种应对策略:土地保留、土地流转、土地置换与土地退出,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物权法视野中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整合

现行的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存在着土地所有权主体错位、土地所有权权能不全等弊端。由于这些弊端的存在,使农民不能充分利用土地,农民的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保护,因此,如何克服上述弊端使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科学化成为制定中国民法典过程中所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