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性别差异对生猪产能的影响研究——基于31个省市面板门槛模型分析

为了探究乡村性别差异对生猪产能的影响,采用全国31个省市2006—2020年面板数据进行OLS及GMM基准分析,了解乡村性别差异对生猪产能影响的大体趋势,进一步检验性别差异与生猪产能间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得出结论如下:乡村女性文盲比及女性离婚率对生猪产能皆存在显著负向抑制作用,且随着生猪生产者价格指数的升高该作用力度不断加深,其中乡村女性文盲比影响程度更甚于乡村女性离婚率。提出缩小城乡教育差异、提供生育补助、加快生猪产业科技创新等建议。

房价波动中少儿抚养比和婚姻稳定性的门槛效应

基于全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通过门槛效应检验以及门槛值真实性检验后构建了双门槛面板模型,探究当期房价波动对于滞后10年的少儿抚养比与当期离结比之间关系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当住宅商品房的平均价格处于不同门槛区间时,滞后的少儿抚养比与当期离结比之间均呈显著的正向相关,但是在不同房价区间内,参数估计的结果差距较大。因此,根据少儿抚养比和适婚青年数量,我国相关部门应提前准备好与之相匹配的住房资源并及时制定合理的住房租赁制度。

北京市近年离婚水平与年龄分布的变动趋势分析

2004年以来,北京市的离婚总量持续上升,粗离婚率和离结率在全国均居于中等偏上的位次,其中在民政部门登记离婚的比重逐年提高。基于2004-2011年北京市登记离婚数据的分析表明,男性和女性的平均离婚年龄、平均婚后年数相比上世纪90年代初均有较大推迟;离婚者的年龄结构近年也出现较大变化,30岁以下年轻人和50岁以上中老年人的离婚率以及在离婚总量中所占比重均有明显上升趋势;平均婚后年数在3年以内和21年以上的离婚夫妇的数量和比重也呈增长态势。

客观看待离婚 共筑和谐家庭——对中国离婚状况的分析

本文通过对我国离婚状况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的离婚率自改革开放以来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主要是多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指出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大背景下,今后我国离婚率将继续上扬,离婚现象将更为普遍,这将是一个客观的趋势。因此要求人们客观看待离婚,重视婚姻质量,提高婚姻素质,共筑和谐家庭。

增加离婚成本能否降低离婚率

中国离婚现象越来越多并日益引起社会关注。增加离婚成本能否降低离婚率?第一,离婚率的上升作为婚姻家庭整体变动的一个构成,其背后有各种复杂诱因;第二,增加离婚成本只是在婚姻程序上进行修修补补,虽可阻止部分冲动性离婚,但由于冲动性离婚在所有离婚类型中所占比例不大,因此对改变离婚率升高的现状作用不大。此外,我们不能盲目借鉴欧美国家高离婚成本的做法,因为欧美国家离婚的困难与婚姻家庭的发展状态相一致,并且伴随着一些能够缓解离婚压力的社会机制;第三,离婚并不完全对社会有害,我们需要解决的是离婚所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解决离婚率上升的问题从长远看可以诉诸于家庭的价值回归,从应急角度看可以不断推广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一些相对有效的办法。

东北地区离婚率全国居首的原因分析

婚姻相关问题一直是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学科的研究对象,我国离婚率逐年上升的现象近年来尤其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问题。在全国离婚率逐年升高的背景下,东北三省的离婚率变化规律相似而又不同。若将东北三省看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则这一大区域内人口的离婚率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按照粗离婚率和"离结比"两种离婚率衡量指标对全国31个地区的离婚率进行降序排列,东北三省的粗离婚率长期居于排行榜的前列,而"离结比"则长期居于排行榜首位。总体上,东北地区的离婚率随着时间推移逐年升高,而且长期以来明显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分析东北地区人口离婚率高居全国首位的原因则发现既有与全国其他地区一致的共性原因,也有东北地区特有的区域原因。具体而言,导致这一现象的共性原因主要包括: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使婚姻功能发生改变;离婚的法律程序简化、社会成本降低;婚前感情基础不够、对婚姻质量要求提高、婚外诱惑增加等。导致这一现象的区域内独特原因主要包括:低生育率导致东北地区婚龄人口中独生子女比例更高;东北地区城市化程度较高,女性受教育程度较高;区域内的移民文化使离婚的外界阻力较小;少数民族人口比例高、人口流动性较大、经济发展落后等。

人口结构变动对粗离婚率攀升的影响研究

为研究人口结构变动对粗离婚率持续攀升的影响,本文基于2005年和2010年北京市的离婚登记数据,分解了人口年龄、性别结构和年龄别离婚率变动对粗离婚率攀升的贡献率。研究发现:2010年北京市粗离婚率较之2005年上升了0.23个千分点,其中,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粗离婚率上升的贡献率为31%,男性和女性年龄结构变动的贡献率分别为24%和7%;年龄别离婚率变动对粗离婚率上升的贡献率为69%,男性和女性年龄别离婚率变动的贡献率分别为38%和31%。这表明男性在婚姻中处于强势地位,而女性处于弱势地位。此外,通过编制婚姻预期生命表显示,2010年平均婚姻预期寿命比2005年下降了0.7年,女性的平均婚姻预期寿命较男性长,但减少的幅度在增加。

国外同居问题研究述评:与婚姻比较的视角

伴随着西方主要国家同居的快速蔓延,同居现象近年一直是国外学术研究的热点。鉴于同居和婚姻之间的密切关系,对同居问题的研究大多是基于"与婚姻比较"的视角。在此视角下,有关同居的研究主题主要包括同居的测度与蔓延、同居者的个体特征和同居的原因、同居与婚姻的关系及其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以及同居与孩子的关系等几个方面。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今后需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包括更广泛的有关同居的后果或影响,连续和长期同居问题以及特定群体的同居问题等。

家庭观念、人口负担比与居民消费——基于2002-2014年山东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将"婚姻家庭继承类纠纷民事诉讼率"作为一个重要的家庭观念代理变量,具体而言,设定一个地区"人均婚姻家庭继承类纠纷的一审收案数"测度该地区平均意义上"家文化"影响的强度。实证分析部分采用2002 2014年山东省17地市的面板数据,具体考察分析人口负担比对储蓄——消费影响关系中家庭观念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量(少儿人口负担比、老年人口负担比以及总人口负担比)与居民消费率呈正相关关系,即满足生命周期假说,也与大量的已有实证研究结论相一致;人口年龄结构变量与婚姻家庭继承类民事纠纷诉讼率的交互项负向影响居民消费率,即更高的民事诉讼率表征更低的家庭情感紧密度、更低的家庭重要性认知,造成了对家庭中老年人和少儿的消费满足降低,并且,从显著性和估计系数来看,对少儿的影响要大于对老年人的影响。

离婚率升高问题的婚姻法应对——婚外性与家庭分工视角

婚外性的获取成本逐渐降低导致婚姻作为获取性满足手段的吸引力愈来愈小。无过错离婚原则的确立及离婚救济制度缺乏效率导致婚姻预期缺乏保障,基于家庭内部分工形成的婚姻溢酬逐渐消失。婚姻法应对离婚率升高作出积极回应,加强对婚外性行为的控制,防止频繁的"离婚-再婚"循环,保障当事人对婚姻的预期收益。

两个少数民族社区的婚姻状况调查与比较研究

本文以两次田野调查为依据,对两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社区进行婚姻状况的比较,由此发现问题并分析原因,最后提出一些建议。

经济危机时期的婚姻变动特征——以对20世纪30年代上海市民的结婚率、离婚率的分析为例

社会的细胞是家庭,家庭的基础是婚姻,因而婚姻关系的变动能折射出社会变迁的节奏。作为社会急剧变化形式的经济危机,除对社会整体造成沉重打击外,对个人及家庭的婚姻关系也有不容忽视的冲击。在上世纪30年代席卷全球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中,各国的婚姻关系就出现了与寻常不同的变动特征,结婚率与离婚率均呈下降的趋势,这在同时期的上海地区也有明显的体现。这也充分说明了社会经济因素在婚姻变动中的重要影响。

解读现代婚姻高离婚率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城市婚姻正面临着一场巨大的挑战,离婚率逐年攀升。观念变革、社会流动日益频繁、个人享乐主义的盛行、越来越简化的离婚程序、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媒体的大肆反面宣传等都是导致城市高离婚率的因素。现代社会的人们应该摆正心态对待婚姻,加大对女性的关爱;国家则应加强婚姻管理工作,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以逐步解决高离婚率问题。

限购、离婚与房地产区域差异

在2010-2011年期间先后有46个城市开始推行房地产限购政策,这一政策在调节房地产市场需求、抑制房价过快增长的同时,催生了"中国式离婚"现象。本文分情况讨论了DID倍差法适用这一问题的条件是否成立,并利用该方法实证发现限购政策的出台显著提高了这类城市近年的离婚率、复婚率,其中离婚率提高了0.2个千分点(平均提升幅度约15%),复婚率提高了0.05个千分点(平均提升幅度约40%)。此外,"离婚潮"和限购政策是否严厉关系不大,但是和所在区域(东、中、西部)、房地产中介规模等代表房地产行业发展程度的指标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当房价收入比例的排名位于全国后60%时,购房需求主要表现为刚需,限购不会带来明显的离婚效应,而当房价高于这一临界值,则表现为投资需求的推动,已经拥有多套房的居民也要离婚购买。

我国离婚率变动趋势及离婚态人群特征分析

从概念辨识入手,利用权威数据,描述近几十年我国离婚率和离婚态的变动趋势及水平。研究发现:我国的离婚率持续增长,超过日本与韩国;因年轻人口总量减少,可结婚人的比例下降,离婚结婚比持续上升。数据分析显示,1982年以来,我国离婚态占比单调上升:就人群特征而言,35-49岁年龄组、男性、中等教育程度人群(1990年除外)、商业服务人员和办事人员(1990年除外)离婚态占比最高,女性的离婚态占比较之男性上升趋势更为明显;就地域分布而言,各省处于离婚态人群的占比呈西高东低、北高南低趋势,东北地区及西部省区城市人群离婚态占比最高。离婚率和离婚态的持续攀升是多重制度、城镇化与市场化结构、家庭与个体特质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离婚不仅透视出家庭的不稳定性,损害(部分)家庭成员福祉,而且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负面效应。在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前提下,必须从源头、过程和后果上加强对离婚行为的社会治理,减少不必要的离婚现象。

中国人口的离婚高企与婚姻稳定性下降解析

利用近20年的客观数据,对中国现实离婚状况的规律性特征进行有效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婚姻稳定性日趋下降,离婚率持续攀升;离婚人口占结婚人口的比重不断扩大,婚姻稳定性逐渐下降;离婚人口积极争取再婚的机会,再婚人口不断增多;高离婚率的年龄段逐渐向35—49岁集中;婚姻纠纷依然尖锐,近一半的离婚人口倾向于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离婚争议。中国离婚率高低差异的区位特征表明:乡村人口离婚率远低于镇,而镇的离婚率又远低于城市,城乡之间的核心—外围—边缘特征显著;离婚率的省际差异大,区域性特征明显。相关分析表明,离婚率由多种因素复合而成,其中,与抚养负担弱化以及家庭小型化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并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在经历传统"集体化社会"向"个体化社会"转变的过程。高离婚率的出现,与"集体化社会"向"个体化社会"的转变密切相关。

中国当前社会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7-2018年中国31个省(不含港、澳、台)的面板数据对离婚率的空间分布进行探索性分析,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以检验各因素对离婚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各省离婚率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离婚水平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聚集性;离婚率的诸多影响因素在省际间存在显著空间关系;社会环境因素中的互联网普及率和城镇化率均与离婚率显著正相关,人均实际GDP与离婚率负相关;家庭环境因素中的受教育程度及社会总抚养比与离婚率正相关,平均家庭户规模和出生率对离婚率的影响并不明显。

《民法典》离婚冷静期制度现状与发展路径分析

近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随之离婚率呈爆炸性增长。为了挽救“危机婚姻”,降低我国居高不下的离婚率,《民法典》规定了离婚冷静期制度。自离婚冷静期制度施行以来,其是否违反婚姻自由原则引起学术界和广大民众的争议。本文从离婚冷静期制度的立法背景为基础,对离婚冷静期制度面临的障碍、婚姻自由进行探讨。最终,对离婚冷静期制度面临的困境深入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规制建议。

人口增长目标变化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研究

人口增长与家庭储蓄是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本文利用人口增长目标数据与CFPS家庭收入数据进行匹配,研究人口增长与家庭储蓄率之间的关系。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发现,设定合理的人口增长目标对家庭储蓄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以上结论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农村家庭和男孩家庭因受传统观念等因素影响,其储蓄率提升更为显著。这一结论不仅丰富了人口增长经济效应的理论体系,也为理解中国家庭储蓄行为提供了新视角,据此提出构建有利于全面放开“三孩”的生育激励政策体系、实施激发家庭消费活力的宏观策略、加大对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建设的资金投入等相应政策建议。

我国青年婚恋基本状况及政策建议

青年婚恋状况对生育水平及人口结构具有深远影响。研究发现,我国青年择偶偏向内涵性标准,单身的主观因素凸显;初婚年龄推迟,“婚”与“恋”出现解绑态势,但目前仍处于普婚状态;青年人口性别比失衡,婚恋挤压现象严重;离婚率先升后降,离婚冷静期制度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婚恋政策区分度不高、针对性不强,惠及范围有待扩大。建议制定《青年情感教育大纲》,培育提升青年爱的能力,适时调整各类基金青年项目的申报年限,进一步完善青年的法定婚恋权益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