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词选对周邦彦词的高度接受及其原因

在词乐亡佚的背景下,以声律谐婉著称的周邦彦词被选家取为填词范式,在重要谱体词选中选录数量多高居第一。明中期推崇“婉约为正”的词学观念,周邦彦因其词“柔情曼声,摹写殆尽”,选家视其词为“正宗”,选录数量仍位居前列,《花草粹编》选录更多达104首。杨慎等人有意改变明中期以来较单一的选词标准,兼选婉约与豪放,图以豪放之气驱靡柔之风,周邦彦词选录数量出现起伏,但整体接受“热度”仍较高。周邦彦词在明代的接受与其艺术特质、明代选家的审美标准及正变思潮等密切相关。

明代泾河流域洪涝灾害研究

本文通过历史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分析。对明代泾河流域洪涝灾害的时间、空间特征、灾害等级序列和灾害成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明代泾河流域洪涝灾害共发生50次,平均5.54年发生一次。明代前期和后期泾河流域洪涝灾害发生频率较低,中期较高。明代该流域洪涝灾害主要发生在上游和下游地区,中游发生较少,其中上游平凉、庆阳和下游的泾阳洪涝灾害发生最为频繁。根据统计,明代泾河流域洪涝灾害主要发生在6、7、8月。根据洪涝灾害等级序列划分,得出明代该流域二级洪涝灾害发生最多,为25次,占发生次数的50%;其次为一级洪涝灾害,共发生20次,占40%;三级特大洪涝灾害共发生5次,占总次数的10%。明代该流域洪涝灾害发生主要是由于气候和该区域的地貌、降水特征决定的,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加剧了该流域洪涝灾害的发生。

明清时期武术发展出现高潮的因果

运用文献资料法对明清时期武术发展出现高潮的原因进行系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明朝前期的"仁德"盛世、清朝前期的"康乾"盛世为明清时期武术发展出现高潮提供了物质保障;政局无论稳定还是动荡,都为武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武学著作的形成、养生理论的影响、外国文化的传入又对其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论明代中后期的鬻牒度僧

明代中期以后,实行鬻牒度僧。景泰、天顺年间,是鬻牒度僧初行时期;成化至正德年间,是鬻牒度僧基本确立时期。嘉靖以后,是鬻牒度僧普遍推行时期。户部及督抚等官是鬻牒度僧的主要倡议和推动者,礼部及僧录司等官开始多反对鬻牒,至正德以后也转而同意,而皇帝则可分为拒绝型、摇摆型、坚持型三类。明代中后期的鬻牒度僧,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危机,对巩固国防、保障百姓生活有一定积极意义;大量鬻牒度僧,使僧团冗滥混杂,对生产发展、社会稳定也起了阻碍作用;它与试度共同造就了明朝庞大的僧团,维系着佛教表面的繁盛;大量鬻牒度僧,导致僧众素质低下,佛学进一步衰微。对于明代社会来说,鬻牒度僧的积极意义是主要的;对于佛教来说,其消极作用更大。

明清时期广东瑶族的锐减与迁徙

明清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时期,也是民族融合的一个高峰。在这一时期,广东的瑶族开始由大面积分布,到不断地向深山穷谷退却,最后所占区域越来越小。瑶民的迁徙与明清经济的发展关系极大,也和明清两朝的统治政策息息相关,而不少瑶人汉化,也致使瑶民数量大减。发展到近现代,广东只剩下了连南、连山、乳源等少数地区有瑶人居住,大部分瑶民迁徙至广西金秀山和湘粤桂的交界地区。

明清时期泰山进香及相关问题研究

泰山位居五岳之首,历来备受青睐,而帝王的封禅、致祭活动,更确立了其独尊地位。泰山地位的尊崇,令四面八方的信众齐聚泰安,登临泰山,拜谒于泰山神下,成为泰山忠实的香客。据泰山现存碑刻记载,明清时期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普通民众的各阶层人士,无不亲祀泰山,将泰山进香活动推至鼎峰。究其原因,或为显示帝王之正统地位,或求国泰民安,或为福寿康宁,或为游览胜景,因人而异,不一而足。朝山进香活动的兴旺发达,带动了旅店、餐饮及庙会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泰山内、外道路的兴修,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当地民众的负担,使当地的民风民俗、社会风气发生转变乃至恶化。

明遗民与清初明史学

明遗民在民族思想和忠义思想激励下 ,不仕清朝 ,为了保留故国之史 ,他们积极研治明史 ,主要采取两种形式 ,一是私家撰修 ,一是襄助官修。前者重在探讨明亡原因 ,对明季史进行了深刻反思 ,后者从提供史料、审核史稿、提出建议、亲自与修等几个方面 ,帮助官方撰修《明史》 ,使之体例完善 。

明代洛阳的文人集团

明代洛阳文人结社活动十分兴盛 ,本文对其中十余个文人集团的创社时间、主要人物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考证 ,大体勾勒出明代洛阳文人集团活动的基本情况 。

明代家具设计对现代的影响研究

中国古代家具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其中明代家具尤其是管帽椅和灯挂椅在设计上具有高耸造物(高足、高靠背)的特性。其简洁而隽秀的高型家具,富有美感的永恒魅力深深吸引着中外众多收藏爱好者。这些座椅硬质的木材和科学的卯榫结构是纵向高耸性结构形式因素的结构性保障。除此之外还有佛教传入和视觉因素,它们共同构成了明代座椅的高耸造物之特性的显性因素。

明清时期碧霞元君信仰的地域扩展

碧霞元君由汉唐泰山玉女这一文学意象发展而来,宋元时期在道教的逐步吸纳和国家认同的共同推动下,其完成了从民间俗神到道教神仙的转变。明清时期碧霞元君不仅多次得到帝王致祭、赐额,成为国家"准正祀性"神灵,其信仰也从泰山一隅扩展到全国大部分地区,庙宇亦由山东等地向全国近20个省区扩展,形成了不同的核心、扩展、边缘区。碧霞元君信仰地域的扩展,与"岳镇海渎"之祭及朝廷推崇;其神职及信奉民众均多;流动官员、士商、移民的传播及道教的推动等诸多因素有关。

万历间延绥中路边墙流沙猖獗原因探析

明代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开发,历时短暂,极为有限。明与蒙古的势力分布状况表明,明朝在内蒙古西部的建置并不长久。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诸卫或废或徙,明势力撤至大同、偏关,即今明长城一线,土默川、蛮汗山地区尽弃边外,鄂尔多斯地区,明朝始终未设治。生态脆弱的鄂尔多斯地区,明初至正统70年间基本上是无人区,极少耕牧。正统初至成化八年不过40年,在榆林等23个营堡越境种田。此后,明朝军民已停止了在河套、毛乌素沙地南缘略具规模的农垦活动。史籍描绘的万历年间延绥中路边墙沙壅问题及毛乌素沙地东南缘流沙猖獗,是自然因素所致。

明末清初善书风行现象解析

明末清初善书风行于世,从表面上看,它是受到了帝王及士人的倡导而风行起来的。而从更深的层面看,它既与当时的社会变动、社会矛盾密切相关,又与当时商品经济所造成的道德失控有关,同时它还是三教融合趋势的具体体现。这一时期的善书现世功利性加强,适应了几乎所有民众的功利需求而成为人们内心精神世界的寄托。另一方面,它是统治者进行劝善教化的一种手段,对传统伦理秩序的极力维护是善书无法摆脱的封建政治情结。

明代华北瘟疫成因探析

瘟疫是对多种传染病的总称,有着极强的传染性与致命性。明代华北地区曾多次出现疫病流行,尤其是明末蔓延大江南北,成为影响全国的大规模瘟疫,对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而瘟疫的爆发流行不仅与生物因素有关,而且是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即从自然,社会等方面探讨明代华北瘟疫爆发的背景。

“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现代启示——重评朱熹的理欲观

朱熹是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也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理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系统论述上。过去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人们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片面批判,给中国哲学史界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今天我们重新研究朱熹的思想就会发现,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对于我们反腐倡廉、遏制现实生活中因私欲膨胀而滋生的腐败现象,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借鉴作用和启迪意义。

明代海南文化的发展及原因新探

明代是海南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主要表现有十:一是各类学校多;二是科举考试中式人数多;三是"鼎臣继出,名满神州";四是两位海南人分别掌管明代全国两所最高学府;五是九位海南人入选《明史》;六是各种著作多;七是俗尚礼文和读书风气浓;八是许多家庭妇女都有文化,并出现冯银等五位女诗人;九是各种楼亭、坊表和名胜古迹及名人墓葬多;十是海南岛被称为"海滨邹鲁"或"海外邹鲁"。明代海南文化之所以获得高度发展,主要原因有九,其中最重要的,当是明王朝对本岛的高度重视和支持。

明清避灾驱疫、民间救助的伦理言说

驱疫避灾是古代重要的民间信仰,也是明清御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开展古代灾害文学的研究,特别是将明清灾害、御灾文学书写同民间信仰研究等相结合,进行跨学科探讨,可以补充以往研究之不足。讲述疾病瘟疫的民俗叙事,极为贴近人们的生命体验,其民间信仰的恒定性、广泛性特征非常突出。在进一步挖掘人们御灾信仰及其文化心理深层次内涵的同时,寻究明清御灾书写中驱疫避灾风习,对行瘟布疫的伦理选择、惩恶扬善的伦理教化等方面进行阐述分析,不仅有助于加强灾害学研究的人文精神,还能深层挖掘御灾书写的伦理倡扬功能及其警世正俗的现实意义。

明清时期泰山神祇地位变迁探究

泰山信仰即以泰山神(民间化后称为东岳大帝)和碧霞元君为主的宗教神灵信仰。泰山神信仰源于远古的山岳崇拜,在明代以前,泰山神不仅因多次得到帝王的敕封、致祭而纳入国家祭祀体系,也因"泰山治鬼"之职而成为民间各香社崇祀的主体,泰山行祠亦已遍布域内各府、州、县,其在泰山乃至域内众神中的独尊地位是其他神灵所无法比拟的;而碧霞元君不仅兴起较晚,其民间杂祠甚至淫祀的属性亦不时成为世人抨击的对象,地位远在泰山神之下。但明代中后期之后,两者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碧霞元君大有凌驾于泰山神之上之势,究其原因则与泰山神回归官方祀典、封禅活动的终结及碧霞元君神职广大等诸多因素有关。

明代戏剧观念的转变及其原因

中国戏剧观念在明代中后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即从以曲为主的曲观念向剧观念演化。戏剧观念的这种演变,既是戏剧自身演变的必然结果,也和这一时期文学思潮以及小说理论的繁荣有着密切的联系。

明末清初中国僧侣的东渡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在明末清初的朝代更替当中 ,有不少僧侣 ,或由于明末战乱 ,或由于日本德川幕府的支持 ,或由于中日之间民间贸易创造的条件 ,纷纷东渡扶桑 ,在形成一次移民浪潮的同时也掀起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中国向日本进行文化传播的又一次高潮。在这次文化传播的高潮中 ,东渡扶桑的中国僧侣在宗教、哲学、医学、建筑、书法、绘画、雕刻、音乐等方面对日本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向来枉费推移力,今日水中自在行——宋诗中禅的理趣

有宋数百年间,理学独尊天下,禅风如火如荼,宋代文人,释也罢,儒也好,或身居庙堂之高,或浪迹江湖之远,他们的诗歌创作,重说理,尚议论,并以“悟”为入理、入道的途径,在形式上不主故常,有明显的散文化的倾向。诗亦偈,诗亦文,重理而以意胜的宋诗,无处不洋溢着禅的理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