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时期红色歌谣对客家山歌的继承与创新

红色歌谣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苏区时期,为了发动广大老百姓参与到推翻黑暗势力统治、寻求获得解放的事业中来,中国共产党大力推动了红色文化的建设。红色歌谣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开展文化建设的一大特色,它继承并发展了客家山歌原有的针砭社会时弊、讴歌男女恋情、称颂客家妇女坚韧性格等内容,进而对歌谣的内容和创作群体等进行开创性的改变。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对客家山歌的继承与创新为当下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借鉴,在创作中体现坚持党对文化的领导权、秉持文以载道的文化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原则等。

集体无意识下民族精神的回归与民众狂欢——民俗学视野中的《中国红歌会》

在"娱乐至死"的当代社会,一些大众传媒为吸引"眼球",粗制滥造出不少媚俗、庸俗、拙劣的选秀节目,极大地污染了社会公共文化空间。《中国红歌会》的成功举办,在一定层面上唤醒了迷失在现代性失乐园中的民众,红色旋律如同一股红色旋风,催生了民族精神的回归,得到民众极大认可和支持。文章试图从民俗学视角,探讨《中国红歌会》成功背后的精神、文化因素,凸显民俗文化对当代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意义。

论桑植民歌

桑植民歌于2006年列入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随着社会的不断变革和发展,桑殖民歌在各个不同时期都彰显出自己无穷的魅力。它的艺术价值日益受到世人的关注,有关部门加大了保护与宣传的力度,特别是把它作为张家界旅游文化精品来打造。对桑植民歌的发展和特征进行了研究,望桑植民歌得到更多音乐工作者的关注,更深入地研究和传承桑植民歌,使之成为张家界旅游文化名片。

毛泽东与“新民歌运动”始末

"新民歌运动"是1958年以毛泽东倡导为起点,进而发展成为席卷全国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毛泽东对新民歌选本《红旗歌谣》的批评是"新民歌运动"的转折点,1959年3月郑州会议上的谈话则预示着"新民歌运动"的落幕。毛泽东早年在北大的经历,革命生涯中关于民歌运动的实践,以及关于新诗建设问题的思考是"新民歌运动"得以发生的重要前提,而毛泽东对新诗建设问题思考地不断深化则是新民歌运动落幕的关键。

陇东红色民歌的音乐分析及传承创新策略

陇东红色民歌是陇东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盛行于陇东革命根据地以反映军民革命斗争生活为内容的民歌。文章在概述陇东红色民歌涵义、历史背景、文化特征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陇东红色民歌的音乐特征,并提出了传承陇东红色民歌的创新策略。

衬词在桑植民歌中的运用

桑植民歌于2006年被录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优秀的民间文学遗产。意在对桑植民歌歌词中的修辞格——衬词进行观照,整理出其在桑植民歌中的不同表现类型,同时揭示衬词这一手法在桑植民歌中的诸多修辞效果。期望挖掘桑植民歌富有特色的衬词形式,为修辞学的衬词辞格研究提供有特色的语料。

红歌中的客家民歌音调——以赣南、闽西红歌创作为例

产生于革命年代的红歌,深深扎根于群众,不仅在历史上起到了极大的鼓励作用,在今天仍闪烁着艺术、文化价值。赣南、闽西是红色革命的摇篮,也是客家人的聚居地,这里的红歌创作与客家民歌音调联系紧密。联系红歌创作的历史语境对具体作品进行分析,能够区分出客家民歌音调存在于苏区红歌中的三种形式。

红色文化传播与民歌传承变异下皖西钢琴音乐的发展

钢琴是构成世界音乐艺术中不可取代的乐器之一,外来艺术不断涌现,使得我国的艺术不断被丰富,但是值得注意的却是我国本土文化的流失。皖西民歌作为我国民族与区域文化的一种,是非常值得我们去保护的,那么作为皖西人将红色文化进行传播,将皖西民歌进行钢琴音乐改编,从而实现钢琴音乐与皖西民歌的对接是非常重要的。

传播学视域下西北民歌“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以《陇东红色歌谣选译》为例

西北民歌是(中国)西北地区民间文化的重要代表,很多地方民歌已经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较高的翻译与研究价值;西北民歌的翻译不是简单的文字翻译而是文学译介,它的翻译过程不同于其他文学形式,对外传播也有其特殊机制。从哈罗德·拉斯韦尔传播模式出发,系统分析陇东红色歌谣的译介模式,主要包括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和译介效果,探索西北民歌的有效译介模式以提供参考,为西北民歌“走出去”提供一定的启示。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潜力的评估研究——以桑植民歌为例

文章在前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潜力评估体系构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潜力评估模型,并针对专家、居民和游客对桑植旅游开发潜力进行问卷调查和评估应用,为桑植民歌及其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性开发提供参考。

桑植民歌歌词的“共生互补”文化现象研究

桑植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区,桑植民歌在当地各民族广泛流传,歌词内容丰富多样,其中渗透着人与自然、个人与家庭、个人与族群、民族与民族之间多层面的共生互补关系,体现桑植人民珍爱自然、保护生态、热爱家庭、热爱集体、热爱民族、热爱祖国等多层面的高尚情怀,展示桑植人民多层面积极奉献、共生共荣、互补和谐的不懈追求。桑植民歌中藴含的共生互补内涵为构建中华民族的和谐共荣提供了有力的范式,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为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提供了有效的典范。

皖西红色民歌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播路径

通过红色民歌进课程、入课本、建队伍、传校园等红色文化教育体系建设研究,探索皖西红色民歌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播路径。

红土地上孕育的红色民歌——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的炎陵革命民歌概说

炎陵县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民歌在这块红色土地上应运而生。在这里诞生了中国最早的红军歌曲《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歌》,产生了最早的红色根据地革命民歌《插牌分田歌》。炎陵革命民歌与当地的客家山歌和民间小调的音乐风格相近,以五声徵调式和五声羽调式居多。歌词保留了民谣的语言特点,贴近百姓生活,通俗易懂,言简意赅,从侧面反映了炎陵人民对土豪劣绅与军阀反动派的仇恨和对红军的热爱、对革命的向往,在井冈山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宣传、教育作用。

客家山歌《新绣荷包两面红》的词曲特征及其文化阐释

被喻为"世界客都"的梅州,伴随历史发展的进程与多元文化的融合,孕育出了中国民歌史上最为浓情卓越的客家山歌。流传于兴宁的传统山歌《新绣荷包两面红》就是梅州地区一百多种原板客家山歌中极为典型的一首,在全国"绣荷包调"家族中都称得上佼佼者。文章分析了这首山歌的词曲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其内在的文化性征,进而揭示该山歌中所体现的文化融合及其与客家文化多元风格之间的内在关联,由此也引发了对客家山歌在文化传载方面的思考。

赣南老区客家山歌刍议——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

文章叙述了赣南客家山歌在生活中尤其是革命战争中的作用与特色。客家山歌是客家民系在漫长历史长河中由生活与劳动中积累下来的艺术遗产,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及地方艺术特征,是中华民族民间音乐宝库里的一株奇卉。中国革命时期,客家山歌成为具有革命感染力的战斗号角,展现了客家人坚定的革命信念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陕北民歌生命力探微

陕北的民歌是在欢喜中吟唱黄土地文化的民谣,亦是黄土高坡无处不在的学校,更是陕北人民关乎生命本体的自由呐喊和随性吟唱。陕北民歌绵延至今,呈现了独特的美学风格和审美趣味。从植根于华夏文化的深厚土壤、古之遗风的表达方式、红色文化理念的推波助澜、影视与综艺中的陕北民歌元素效应四个维度阐述陕北民歌何以长期绵延传承的缘由,探究其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的神奇魅力。

《红旗歌谣》的修辞与元文化

元文化是文学的元元语言,制约着文学文本的生产,《红旗歌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当时元文化的样本。《红旗歌谣》是政治运动的产物,也是主流元文化的产物。它的主要修辞风格包括拒绝象征和隐喻的直白表达、大量使用夸张、农民式的幽默、大量借用民歌体裁等,而这些都与元文化的影响密切相关。《红旗歌谣》"党、农、工、兵"的歌颂主题以及诗中的劳动与爱情都处于元文化制约之下,反映了时代的诉求与处于其中的人们的思考方式。

再唱山歌给党听——“歌中歌”视角下的音乐党史

中国当代歌曲创作中有一种在一首歌曲中包含有另一首歌曲的主题音调或歌词的特殊形式——“歌中歌”。其通过引用传统经典,再赋予新的时代精神,表现时代风貌,弘扬主旋律,并以此与党史学习有机融合,更为生动地、有效地诠释党的性质和宗旨,再现党的奋斗历程,赞颂党的辉煌业绩。“歌中歌”通过互为姊妹篇的对比,在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领袖,赞颂抗洪、抗震、抗疫中的军民鱼水情,以及歌颂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等方面体现了较强的艺术表现力,并形成了若干具有共性的艺术特征。该形式富有十分积极的社会现实意义,也是党史学习的方式路径创新中的一种探索与尝试。

李威舞台美术作品赏析

点评李威的京剧《宝莲灯》、《汉苏武》、《满江红》,主题晚会《再唱山歌给党听》四部剧目中舞台美术的设计。

皖西民歌中的红色民歌研究

红色民歌是皖西民歌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皖西民歌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文章基于此,首先分析了皖西红色民歌的形成背景,继而探讨了皖西民歌中红色民歌的创作方式与艺术特征,如题材多样、结构自由、情感真挚,然后分析了皖西红色民歌的价值,包括民间艺术价值、历史文化价值、精神导向价值、经济开发价值,最后就如何传承和开发皖西红色民歌提出了对策,包括加大保护力度、融入学校教育、融入旅游发展、融入文化产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