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过程中的多维结构变迁与能动者策略

推动执法权属地化与综合化是夯实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一环,但在政策实践中,并不必然带来治理效能的提升。事权下放后,基层治理结构的实质性变革如何形塑执法主体的行为策略,以提升事权承接的有效性,是亟待回答的重要议题。文章从“结构—过程—功能”的视角出发,对一个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进行系统考察,构建理解多维结构变迁中能动者策略生成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在改革过程中,综合执法部门所嵌入的横向结构在权力、责任和资源维度发生系统性变迁。执法主体在基层治理结构所设定的规则约束与行动空间中,基于复杂性和概率性两个维度,划分四种类型的执法任务,并能动地创设动员式、裁剪式、扩容式等执法策略,衔接再配置的结构性要素与复杂外部事务治理环节,从而有效回应“块块”运作规则和事权下放的内在要求。

治理吸纳执法:乡镇行政执法何以运行——基于中部多个乡镇综合执法改革的经验考察

近年来国家不断强调治理重心下移,行政执法权下沉是其重要表现。以执法下沉为目标的行政执法改革旨在通过行政执法权的属地化配置缓解乡镇治理权责失衡的困境,促进基层治理规范化。但实践中,乡镇行政执法形成“治理吸纳执法”的运行特征,即行政执法作为“条条”体制下的一种专业化事权呈现出“块块”主导的属地化运作,这源于乡村社会的弱执法需求以及伴随多中心工作而来的乡镇治权弱化。行政执法下沉客观上为乡镇提供了新的治理工具,但并未带来预期的执法效益,也没有根本改变乡镇治权不足的结构性困境。乡镇治理权力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基于乡镇治理情景,具体分析行政执法权的性质,才能正确理解行政执法权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定位以及行政执法改革对乡镇治理的意义。

地方综合执法改革的“内卷化”风险及整体性韧性治理研究

推进综合执法改革是实现行政执法体制创新、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一环。在当前深化综合执法改革阶段,依循政策推进的地方综合执法改革实践受制于诸多主客观因素,地方政府所处的改革生态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暴露出其所不能以及乏力的“非韧性”症状,出现了“有改革无变革”的叠变性“内卷化”风险。研究发现刚性过度扩张的环境中改革预期动力消解,“内卷化”风险在改革过程、结果效能、改革效率、边际效益等层面上显现,改革原有政策设计成效不显著。从生成逻辑看,科层制与属地压力叠加生成改革约束、治理机制缺位引发改革结构分散、非常规治理工具依赖演化脆弱系统、地方行为主体异质等共同形塑了“内卷化”风险。由此,在复杂多变环境中实现对综合执法改革“内卷化”风险的因应治理,需在适应地方改革情境张力的基础上,着眼于整体性和注重包容调适的推进路径,系统构建集治理主体、制度框架、运作机制、治理技术、结构功能于一体的整体性韧性治理策略,推进地方政府组织结构的多层次、立体式构造,增强其承载改革的组织韧性,进而实现对综合执法改革“内卷化”风险的治理与规避。

新时代“枫桥经验”视域下基层综合执法改革的结构张力与路径建构

基层综合执法改革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近年来,执法重心下移和执法权下沉有效缓解了基层繁重治理任务与有限执法权力之间的实践困境。然而,执法权下沉并不必然转化为执法效能,二者中间存在复杂权变因素。破解基层执法难题可以从“枫桥经验”中寻找答案。“枫桥经验”随着时代变迁不断丰富发展,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智慧。将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广到基层综合执法改革中,就是要在自上而下的党政统合、由内而外的价值引导、从外到里的数字技术支持、全面兜底的制度支撑下构建边界清晰、结构稳固的“执法共同体”,建立健全系统性、一体化的基层执法体制机制。

整体智治理念下县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逻辑基础与规制路径——基于对龙港市“一支队伍管执法”的观察

在全国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实践中,“一支队伍管执法”主要集中在乡镇(街道)层级,县域“一支队伍管执法”是龙港市推进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探索的创新实践。龙港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遵循“不建机构建机制,不增层级增协同”的原则,遵循条块协同、整体智治理念,将专业化、数字化、科学化嵌入改革全过程,使法治、协同、效能、服务为民等价值属性统一于县域行政执法领域,形成独具特色的“市直管社区”综合行政执法地方实践。整体智治作为政府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基层治理模式的创新实践,其核心逻辑表现为将制度和技术嵌入治理过程,重置治理结构、重整治理资源、提升治理质效。构建综合行政执法整体智治的治理机制,通过“执法队伍—执法手段—执法程序—执法监督”全过程闭环、多维度规制路径,能够有效破解当前县域“一支队伍管执法”在执法理念、体系构建、体制重整、规范配套及队伍能力尚存短板的难题,保障县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成效。

条块互动视角下基层职能整合的实现逻辑——基于S市G街道“三整合”改革的实证分析

在基层治理领域,条线属事与街镇属地之间的权责不对等,制约着基层治理效能的提升。面对基于专业化分工带来的职能碎片化问题,基层治权在职能部门与基层政府间寻求平衡、推进条块部门联合行动,是推进基层职能有效整合、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有益探索。从S市G街道“三整合”改革案例切入,梳理当地在行政审批、综合执法、城市管理三个重点领域的改革措施,探究基层治理中条块联合的实现机制。研究发现,基层条块互动并非简单的“条条带动块块”或“块块调动条条”的联动模式,而是在信息机制、压力机制和权责机制共同调节下形成了一种动态化、长效化的条块配合机制。在基层职能整合场域探索条块互动新机制,为深化条块关系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

北京市街道综合执法改革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以J街道为例

在管理重心下移和给予基层更多权力的背景下,北京市实施了将执法权力下沉基层的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本文以J街道为研究对象,对其在改革中出现的职权使用率较低、缺乏强制性手段和人员积极性有限等问题,提出健全职权动态调整机制,提升基层业务能力,完善相关工作机制和建立保障激励机制的对策建议。

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队伍建设问题研究——以山西省J市为例

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是当前全国基层社会治理改革的重要内容,其中队伍建设问题是改革的重点工作。在厘清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以山西省J市为例,分析认为,其乡镇(街道)执法队伍建设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专业化、专职化、构成稳定性和装备规范性等方面的不足。乡镇(街道)执法队伍建设的经验与启示:(一)创新帮扶指导机制,提升执法队伍人员专业化程度;(二)完善激励机制以增强执法队伍人员动力信心;(三)加大执法人员下沉力度以提高执法队伍专职化与稳定性;(四)统一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车辆标志以彰显执法规范性与权威性。

关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有关问题的思考

在我国,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模式是一种新兴的处罚权配置方式,其通过将原本分散于各个部门的行政处罚权进行整合,从而实现权力的科学配置和高效运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是顺应我国法治化进程的必然选择,有助于解决“权责不一、多头执法”等问题,实现行政处罚权的规范化和专业化。我国的法治建设为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提供制度支撑,改革实践为其积累了经验,社会诉求是其改革动力。在推进过程中,仍面临法律依据不完善、部门利益难以协调、执法机构职能重叠、执法能力仍不足的困境。需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合理划分部门职责、统筹推进体制改革、加强队伍能力建设,集中行政处罚权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挑战与应对--基于浙江的考察

浙江“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国家试点取得阶段性重要进展。通过率先出台综合行政执法地方性法规,坚持“整体政府”理念与数字化赋能,赋权镇街综合执法,重构了“综合执法+专业执法+联合执法”体系。当前该项改革进入深水区,正面临着来自理论体系、立法体系、改革方式、行政体制等方面的严峻挑战。为此提出了四方面的应对建议。理论上科学界定综合行政执法权责,立法上加强综合行政执法的法律制度供给,方式上注重推进“放管服”改革,体制上加强国家层面对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统一指导协调。

钱塘江水政辨析

从当代水政的现状与理念出发,梳理钱塘江水政发展脉络。法规修改、机构改革和浙江省行政执法大综合一体化改革后的跨行业衔接问题,导致钱塘江水政在一定范围内出现认识不够明晰、机制运行欠畅的现象,相关水管理机构依法履职存在一定风险。基于此问题,迫切需要厘清法规、改革与机构队伍3个维度的实质内涵与运行规范,同时就浙江特殊的“河海划界”等问题阐明成因与对策,提出解决当下钱塘江水政问题的路径。

国家公园综合行政执法改革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核心要务是整合统领相近的执法职能,实行执法队伍综合设置。这一改革举措在其它领域的成功应用可为改良国家公园行政执法模式贡献思路。通过梳理发现,我国首批国家公园行政执法呈现执法主体多元独立、执法职能整合不一、执法地位保障不同等外在特征,影响了统一规范高效的国家公园体制建立,为此,设计了“强综合行政执法”和“弱综合行政执法”等2种具有不同适用场景的执法模式。其中,“强综合行政执法”的执法主体为属地政府,要求地方政府与国家公园的发展目标易于匹配;“弱综合行政执法”的执法主体为国家公园管理机构(承担资源保护类执法)+属地政府(承担多种社会职能执法),要求国家公园管理机构自身具有较强的资源保护综合执法能力。未来,要真正实现国家公园综合行政执法落地,还需从政策、立法、体制等层面给予充足保障。

统计行政处罚现存问题研究

统计行政处罚作为强化统计监督、依法治统的有力抓手,对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防范惩治统计造假具有威慑力和良性引导作用。但现时统计行政处罚过程中存在处罚种类单一、处罚缺乏监管、程序违法等现象,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有待探索。通过制度建设完善和系统体制改革推动统计行政处罚,是现存问题解决的重要路径。完善统计行政处罚制度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如何在情与法、人与统计之间建立良好沟通的桥梁,仍是统计事业与法治工作的研究所向。

农业综合执法改革背景下推进动物防疫监督执法工作的思考

推进实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是党中央在新时期部署的一项重要任务,为科学指导改革落实到位,中央印发了《关于深化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指导意见》,但有的地方在推进农业综合执法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本文主要阐述了地方在推进农业综合执法改革中出现的职能切分、人员调配失当、动物检疫工作未予部署等偏差,分析了执行偏差带来的衔接不畅、效率不高等问题,并就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大背景下,强化动物防疫监督管理执法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重点强调了确保动物防疫监督检查和执法工作的衔接,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制修订,优化动物检疫等行政许可活动管理,强化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能力建设等关键举措。

社会秩序局:综合行政执法管理体制的完善途径——基于对北京城管的调查

综合行政执法体制在实践中暴露出了很多问题,也是理论界和实务界探讨的热点。对此,从行政法理论上应如何解读,如果保留该体制,以后应如何改革,其改革原则是什么等问题都是目前亟需澄清的。特别是如何运用正确理论,对综合行政执法体制中的问题进行甄别,辨清其中哪些规定是好规定,哪些是该废除的规定,哪些是需要完善之处。本文在对综合行政执法进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以行政法相关原理为指导,试图对以上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交通行政执法模式改革的依据、目标与原则

针对现行交通行政执法模式的改革问题 ,从理论、国外经验、现实需要、基本法律和基本政策导向等方面作了深入分析 ,得出了改革现行模式是非常必要、切实可行且依据充分的结论 ,并据此导出了改革目标和原则 ,为构建新模式奠定了基础。提出了“行政权力制衡与行政保障相结合”原则 ;指出新交通行政执法模式的实施应当是交通行政执法体制模式。

论城管综合行政执法体制的缺陷与完善

作为改革产物的城管综合行政执法体制,目前仍不完善,主要存在城管法律地位尴尬、执法依据混乱、执法权限模糊、执法人员素质偏低、滥用自由裁量权等问题。在源头上应当以治理城市的理念为先导,以服务型政府为目标,引入社会化管理方式为城管"减负";在具体操作上应当立法规范城管的各项制度,实现规范行使权力,提高执法和服务水平。

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何以发生:一个结构试验情境的分析视角——以W市改革试点为例

政策试点是国家治理改革的基本模式,也是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发生的逻辑起点。政策试点是一种基于结构试验情境的试验模式,结构试验情境是指改革涉及了存在职责范畴差异的行动者,在诸行动者各司其职、密切联系的基本场域中,呈现出条块何以协调的生成逻辑。W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试点体现为“块系统”上的横向自发和“条系统”上的纵向推动的两种效度,推动政策试点过程中催生出一个多重功能有机融合的结构形态。研究发现,执法职能定位、执法资源配置和权威结构协调是结构试验情境中影响政策试点发生的关键因素,这也回应了政策试点结构试验情境的分析视角。对此,需要从整体上把握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发生机理和发展逻辑,深入理解其宏观层面的体制改革和中观层面的组织运行机理,从而推动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江苏省动物卫生监督执法体制改革调研

为掌握江苏省动物卫生监督执法体系建设现状,进一步了解动物卫生监督执法体制改革情况,本文梳理了江苏省动物卫生监督管理体制近30年的改革历程及取得的工作成效,分析了当前4种改革类型的运行情况,并结合当前动物疫病防控和畜产品安全监管形势,对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改革提出了思考。

内蒙古畜牧兽医综合执法改革调研

在国家建设法治社会治理体系新形势下,深化兽医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已被中央提高到国家法治改革的层面。本文梳理了内蒙古地区畜牧兽医综合执法改革模式,介绍了当地开展的跨部门、农业领域内及以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为依托的3种综合执法改革模式,指出当前改革存有执法主体不明确,改革思想难统一,队伍素质有待提高,职责任务不断加重等难点与困惑,提出了要加强顶层设计,统一改革认识,积极争取"话语权",提高队伍执法能力的发展建议,以期为国家推进兽医体制改革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