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出土蒙元傅元明墓志考释

傅元明为蒙元前期汉人世侯刘黑马麾下重要将领,其墓志志文所载傅元明及其子侄职官,为探讨蒙元前期“都总管万户府”下职官设置情况提供了重要线索。志主生平及家族迁徙,也对研究宋金元时期社会变迁具有较大价值。志文撰书者为《类编长安志》作者骆天骧,本文对其在司天台的任职经历及其所书碑石做了补充梳理。

中原未远:洛京留守与契丹王朝的“洛阳情结”

新出土辽代《韩德让墓志》中载其所授洛京留守与辽代五京留守不同,系无都可守的留守,却非孤证孤例,尚有刘晞、张俭、萧孝友、许王等人曾被授予此职。洛京留守之职任经历了实际执掌且名实相符,无实际执掌亦未明言遥授和明确为遥授荣誉职衔的三个阶段,甚至在辽朝末年的《许王墓志》汉文文本中脱落“京”字,体现出契丹政治军事层面中原之志的衰减和思想底层中“洛阳情结”的延续。而此洛京留守之更为深刻的象征意义,则与洛阳独特的政治文化意蕴,辽太宗时期吞灭石晋、入主中原所形成的“洛阳经验”相系,亦须置于契丹王朝占领中原后国号、年号的更易,太宗时期多元都城格局的动态发展和洛京、中京之设等更为广泛的历史语境中加以系统性分析。瀘渊之盟订立之后,契丹王朝调整洛京留守之定位、易地重建中京,中原之志渐衰;其正统意识却在觉醒,构成政治主张与思想观念间的戏剧性张力。

宋元时期的中原文化与中华文明共同体

周公营洛,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国文化政治的基本格局。北宋时期,中国的文化中心再次回到洛阳,洛学在与蜀学、关学、新学等互动中脱颖而出,回应佛教冲击的时代问题,在文明冲突中捍卫中华文化主体;集成中国优秀文化,实现创造性发展,在新时代确立中华文明的主体;承接周公、孔孟的道统并创造性发展,由道南与湖湘开启朱子学,形成程朱理学。周公在地中洛阳定都,中央与四方的关系是定都伊始便面临的政治主题,并一直影响到宋朝。宋朝与辽、金、西夏、蒙古在政治上竞争,最终形成元朝的政治统一体;元朝融合汴梁、临潢、会宁、兴庆、和林等政治中心,将北京作为新的政治中心。元朝的程朱理学北上,中国的文化中心亦从洛阳转移到北京,北京成为中华文明共同体的文化与政治中心。

《教育世界》与清末图书馆建设

《教育世界》是我国最早的教育专业杂志,发起人为罗振玉。他通过《教育世界》,将西方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教育方法和图书馆学思想系统地向国内传播;在立足国情、放眼世界的基础上,作为杂志发起人的罗振玉向清政府提出了建设京师图书馆的宏伟构想,并得到了清政府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推行,《教育世界》对推动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建设有"开基"之功;《教育世界》将近代西方图书馆新异的办馆体制、运行模式介绍到国内,有力地促进了清末图书馆运动的发展,对我国近代图书馆建设有积极意义。

论清末罗振玉创设京师图书馆及教育思想——以《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一文为基准

在《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一文中,罗振玉就如何建设京师图书馆提出了合理化建议,并表明其图书馆思想:以京师图书馆创建为开风气之先,以点带面、循序渐进;精心甄选、科学考察适宜设馆的地址建筑图书馆;确保图书馆开办及运营的经费得到保障与落实;以政府赠送和统治高层赏赐书籍的方式为立馆之肇基;开通畅达民间献书之途,鼓励广大民众踊跃捐赠;徵取蒐集各省志书及古今金石刻(本);设置专门的誊写官和安排专业的抄录者;采访、引介外国优质图书,以期为我所用。

洛阳王都与河洛文学

千年洛阳王都既是历代王权统治之地,更是一个名利渊薮的繁华之地,它以首都主轴心或陪都副轴心的文化功能,显示出超强的文学内聚力。它不仅吸引聚集了超强的作家队伍,而且还孕育生成了政治权力的写作主题。在河洛文学里,洛阳城、上阳宫、北邙,都是具有巨大震撼力的视觉图像,召唤历代"流动凝视"的登临者对其进行意义编码和文学创生。它们不仅是一个实存的空间,更是一个"记忆的场景"。

乾隆朝江南居士群体科举资本的经营

乾隆皇帝崇奉儒学而又精研佛理,儒、释、道三教看似圆融一体而其对佛教的好尚较前朝为甚。上行下效,在佛教土壤深厚的江南,在科举政策对士子登第仕进极为不利的背景下,受挫的中下层文士转而向释氏以求精神自救,由彭绍升、汪缙、罗有高、薛起凤为代表的江南居士群体应运而生。他们以居士身份互通声气,一方面归山习静、参禅悟道、礼佛行善,另一方面又大都不废举业、着意著述、孜孜求仕,往往通过求学问道、坐馆游幕、征文邀誉等方式积累科举资本,并借此立言有成、声誉隆起。因而乾隆朝江南居士群体往往给人以儒生而耽溺佛教、居士却名心太浓的印象,引发时人及后世争议。这种奇特的科举现象正是中下层文人在特定时势背景下内心矛盾与挣扎的体现。

论清季罗振玉创设京师图书馆教育思想——以《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一文为基准

审读与剖析《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一文,罗振玉就如何建设京师图书馆提出了合理化建议,并表明其图书馆思想:以京师图书馆创建为开风气之先,以点带面、循序渐进;精心甄选、科学考察适宜设馆的地址建筑图书馆;确保图书馆开办及运营的经费得到保障与落实;以政府赠送和统治阶层赏赐书籍的方式为立馆之肇基;开通畅达民间献书之途,鼓励广大民众踊跃捐赠;徵取蒐集各省志书及古今金石刻(本);设置专门的誊写官和安排专业的抄录者;采访、引介外国优质图书,以期为我所用。

20世纪30年代对“商资归农”活动的三种批判意见——骆耕漠、韦东、李龙门主张之比较

20世纪30年代",商资归农"活动遭到了一些社会人士的尖锐批评,骆耕漠、韦东、李龙门为其中的三个代表人物。他们的批判反映了这场活动中客观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各自的理论依据又不尽相同,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国人对当时中国农村出路问题的思考。

“西晋洛京——客闽台根亲文化圣地”说略

西晋洛京,地处河洛地区中心,展示着中华民族一个时段的成就和辉煌,是当时河洛文化的主要载体和集中代表。西晋洛京是中原汉人首次大规模南迁最重要、是具代表性的出发地。西晋洛京和后来的数次汉人南迁有着深深的渊源关系。客家人、闽南人、台湾人根在河洛,客家文化、闽南文化、台湾文化源于河洛文化,西晋洛京和客家、闽南人、台湾人既有血脉传承渊源关系,又有文脉渊源传承关系。至今尚存的京城遗址、太学遗址、辟雍碑等,都是西晋洛京难得的实物遗存。河洛文化是典型的根亲文化,西晋洛京是客、闽、台人最理想、最具代表性的"根亲文化圣地"。

日据时期罗东地方精英与震安宫发展

罗东位于台湾地区东北部的宜兰县,为宜兰地区最繁华的商业城市。供奉天上圣母的罗东震安宫,正是位于罗东的闹区里。自清代建庙以降,除了凭借妈祖本身的威名之外,也因处于重要的交通位置上,震安宫一直是罗东地区最重的信仰中心与重要的公共领域。到了日据时期,即使震安宫遭受祝融与地震的破坏,然而在地方精英的支持下,其恢复到往日荣景。考究其背后原因,除了清代以来震安宫一直是罗东地方最重要的信仰中心外,更重要的是,在日据时期凭借着殖民当局羽翼所兴起的地方精英除利用自己的政商关系,继续建设罗东,让罗东成为当时宜兰地区最重要的商业大镇。此外,这些地方精英为进一步提高自身在罗东的影响力,通过对历史悠久的公共领域震安宫的支持,来获得他们想要的象征资本。

新邑考

作洛为周初大事 ,学者对这一重大史实的讨论至今尚未结束。《尚书》中的“周”即成周 ,作洛时成周业已存在 ,而周初的作洛 ,实际上是营建王城。周初殷民的迁徙实际上有前后两次 ,第一次是在成王三年践奄之后 ,第二次是在新邑即王城建成之时。

关中、河洛矛与盾(上)

长安和洛阳所在的关中平原和河洛地区彼此相邻,两地的关联度很高。既相互依存,又矛盾重重。夏商到隋唐,大一统王朝或者中国北方王朝青睐两地,并以此为都城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关中建都的文化传统可以追溯到周秦。河洛则可以追溯到夏商,是最早的＂中国＂。关中＂阻山带河,四塞之固＂,河洛＂河山拱戴,九州通衢＂,关中是山河条块分割成封闭的地理单元,战略纵深广大。而河洛地形狭小,虽为盆地但是四通八达。关中偏于西北一隅,河洛位于中原腹地、华北平原的边缘。关中作为都城疏于对中国全境的控制,不能均衡地调动境内的资源。而河洛位于中国版图中央,有着巨大的区位优势,对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作用非常明显。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总体方向,是走向平原,走向开放。唐宋之后,关中、河洛都不能适应发展的需求,随着历史前进的脚步依次坠落。

关中、河洛矛与盾(下)

长安和洛阳所在的关中平原和河洛地区彼此相邻，两地的关联度很高。既相互依存，又矛盾重重。夏商到隋唐，大一统王朝或者中国北方王朝青睐两地，并以其为都城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关中建都的文化传统可以追溯到周秦。河洛则可以追溯到夏商，是最早的“中国”。关中“阻山带河，四塞之固”，河洛“河山拱戴，九州通衢”，关中是山河条块分割成封闭的地理单元，战略纵深广大，而河洛地形狭小，虽为盆地但是四通八达。关中偏于西北一隅，河洛位于中原腹地、华北平原的边缘。关中作为都城疏于对中国全境的控制，不能均衡地调动境内的资源。河洛位于中国版图中央，有着巨大的区位优势，对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作用非常明显。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总体方向是走向平原，走向开放。唐宋之后，关中、河洛都不能适应发展的需求，随着历史前进的脚步相继坠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