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与现实:元宇宙技术下的网络隔空性侵问题研究

元宇宙相关技术中特别是脑机接口技术的爆发式发展,使得各种网络隔空性侵行为特别是网络性交行为成为现实可能。网络隔空性侵行为的构成要素主要是行为工具(“网络社交平台类”和“远程情趣设备+网络平台”类)、性接触程度(五级)和行为类型(五类)。目前现行刑法对网络隔空性侵行为只能以猥亵类犯罪规制,无法适用强奸罪和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反思现行刑法对性侵犯罪的规制体系,提出以“性器插入—被插入中心论”的观点来划分性交行为和猥亵行为的界限,建议扩大强奸罪和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行为对象范围,改强奸罪为强制性交罪。通过构建新的性侵犯罪刑法规制体系,以应对元宇宙技术下各种复杂的网络隔空性侵行为的出现,并以此为契机推动性侵犯罪国际标准的构建。

个人数据交易平台交易后怠于履行数据安全管理义务行为的刑法规制

在数据时代,数据交易平台作为第三方交易平台,通过监管数据交易的全流程实现了数据的安全流通。由此可知,数据交易平台已成为个人数据流动的中心。与此同时,数据交易平台在数据交易过程中怠于履行数据安全管理义务行为使数据交易平台面临“信任困境”,即增加了数据利用者(买方)对数据的不合法利用可能性,导致了个人数据存在严重的泄露风险。可以说,现行《刑法》中的“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能够强化数据交易平台在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中的刑法义务,明确数据交易平台的刑法规制可能。但是,根据刑法及司法解释,数据交易平台主体资格不适格、不具备特定数据安全管理刑法义务等导致了数据交易平台的刑法规制不能,其背后的理论逻辑是“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仍坚持“秩序利益观”,构成要件设定存在漏洞。由此,要使数据交易平台刑法规制成为可能,不能受制于“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通说法益观,以刑事合规弥补构成要件中存在的不足,确立并强化数据交易平台数据安全管理刑法义务,推进数据交易平台的刑法规制可能。

边民互市贸易的法律风险和司法应对

边民互市贸易发展已久,近年来,海关等相关部门严厉打击利用边民互市贸易变相走私的进口行为,部分口岸互市贸易一度停滞,边境地区经济发展因边民互市贸易现实与潜在的法律风险,陷于罪与非罪的司法困境、变与不变的政策困境。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为推动边民互市贸易再次焕发生机,亟须进一步明确政策与法律的边界,完善走私犯罪相关司法解释,填补边民互市贸易政策漏洞;以边境为根,以边民为本,引导加工产业落地,积极促进企业合规发展,突破互联网时代边民互市贸易发展的新局面。

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刑法规制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横空出世引发了社会和经济领域的热议。但是,相比社会和经济领域对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敏锐关注,法学界特别是中国的刑法学界对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关注处于严重滞后的状态,即刑法学界对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问题的思考大都是在其工具和技术本质的前提下展开,认为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独立刑法规制尚不具有现实性意义。然而,这些看法并未考虑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必然会发展到智慧智能本质阶段。在智慧智能本质阶段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智慧化是必然的,极易引发违法犯罪。为此,刑法的保障功能不能减弱,刑法理论研究与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之间不能出现脱节。同时,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刑法规制没有统一、普遍的标准,要以自身在不同阶段的本质特征为前提,即刑法在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不同本质阶段的规制绝对不同。

青少年网络霸凌刑法规制的不足及完善路径

青少年网络霸凌是当下的社会热点问题之一,它不仅违反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规范,同时也对清朗的网络生态环境产生滋扰。当前,对此类行为的刑法规制手段仍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对涉关霸凌行为罪名的量刑区间设置不尽合理、尚未明确旁观者的入刑范围,以及对被霸凌者权利维护渠道不畅等。故而,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此类行为的刑法规制,一是合理调整罪名的量刑区间,二是划定旁观者可能的入罪范围,三是健全被霸凌者的权利救济体系。

大数据时代下数据犯罪行为的刑法规制探索

在迈向大数据时代的过程中,我国面临着网络数据刑法保护机制的现代化挑战。传统刑法在保护网络数据方面显得力不从心,特别是在应对非法获取普通网络数据的行为上,其规制作用明显滞后。鉴于此,大数据背景下,需要依据数据权益的逻辑重新审视非法获取普通网络数据行为的刑事法律规制,确保刑法的立法稳定性与司法解释的适用性,超越以系统安全为中心的单一思维模式,深入挖掘现有罪名的适用潜力。

基于刑事合规视域的网络爬虫刑法规制研究

恶意的网络爬虫具有侵犯刑法所保护的数据法益、个人信息权益和著作权利的刑事风险,有必要通过刑法进行规制。面对网络爬虫刑法风险不断扩张的情况,刑法规制必须在数据爬取方法为突破技术防护措施、数据爬取类型为开放数据和数据爬取类型为违法数据3个层面作出限制要求。因此,引入刑事合规的理念,设立规范数据采集、个人信息以及著作权内容爬取的专项合规规则可以平衡犯罪打击与数据流通。通过限制网络爬虫爬取数据的刑事责任,规定爬取公开个人信息的可罚性和确定爬取受著作权保护内容的可罚性的方式,达到完善网络爬虫刑法规制的目的。

盗播体育赛事直播行为的刑法规制

盗播体育赛事直播行为侵犯合法直播人的经济利益,破坏市场竞争秩序,严重危害体育赛事产业发展。由于我国刑法立法缺乏相关规范,民事赔偿责任不足以有效遏制该行为,导致体育赛事转播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无法发挥刑法预防犯罪、规制行为的保障功能。为有效保护合法直播人的广播组织权,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有必要对盗播体育赛事直播行为进行刑法规制。建议修改《刑法》第217条侵犯著作权罪,增加侵犯广播组织权的行为类型,以实现对该行为的刑法规制。该行为的犯罪化回应社会现实需求,满足法益保护需要,填补刑法立法漏洞,具有著作权法和政策基础。

涉数据犯罪的刑法规制完善探析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数据以其独有的形式重塑着市场交易模式。作为新的经济发展引擎,数据安全也日益获得社会关注,而我国刑法对数据犯罪的规制过多依附于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信息犯罪,司法解释也无法弥补立法漏洞。由于数据法益的独立性,加之数据犯罪的严重侵害性、保护一般数据安全的必要性,同时涉及保障前置法有效实行的需要,对数据犯罪独立规制成为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不可回避的话题。为有效规制数据犯罪,保障数据安全,首先,必须建立数据法益独立保护的刑法模式,对数据犯罪的行为方式完整规制;其次,应确立客观的入罪标准,建立数据分级分类保护制度,同时以罪量要素限制刑罚权的滥用;最后,应通过建立企业数据刑事合规制度有效化解企业的刑事风险,促进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大数据时代下网络爬虫行为的刑法规制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信息呈爆炸式增长,网络爬虫作为一款数据搜索引擎应运而生。从网络爬虫的相关案例来看,其使用者往往有充分的理由做出可能涉嫌违法的数据抓取行为。因此,有必要对网络爬虫行为进行刑法规制。然而,针对网络爬虫行为,现行的刑法规制路径存在入罪标准模糊不清、难以区分此罪与彼罪等困境,因此很有必要重构其刑法规制路径。文章认为,应通过数据的访问权限和开放程度双重标准明确网络爬虫行为罪与非罪的界限。并将网络爬虫行为分为2个行为阶段(非法访问行为和非法获取行为)加以分析:非法访问行为可能构成计算机犯罪,针对非法获取行为,应根据行为所侵犯的具体法益来定罪;根据罪数理论确定具体罪名。

商业贿赂犯罪的成因思辨及规制研究

行贿犯罪和受贿犯罪是对向犯,不具有完全对应的一致关系,就商业贿赂而言,是包含行贿和受贿的双向不正当竞争行为。商业贿赂在双方交往关系、往来财物数量、是否依据职务请托、是否利用职务便利谋取利益等方面有别于馈赠,界定商业贿赂行为及其犯罪概念具有现实意义。复杂隐蔽的手段为商业贿赂披上“合法外衣”,从主体、客体分析商业贿赂犯罪构成,明确其内容包括财产性利益(如动产、不动产、有价证券等财物或者期权、债权等)和非财产性利益(如性贿赂),从多维视角分析其具有侵害行业竞争的合法权益、影响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扰乱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的社会危害表现。有关部门应从完善刑罚配置、增设刑罚种类;严格规范执法、敦促企业合规;拓宽贿赂边界、完善刑事法网;主观证明推定、降低司法成本等方面对商业贿赂犯罪进行有效规制。

法治化背景下档案法规体系建设研究

档案法规体系建设是切实推进依法行政、依法治档、档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颁布施行标志着档案法规体系建设开启了新征程。现有档案法规体系存在地方性档案法规滞后于时代发展需求、档案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存在大量空白、档案法规与刑事立法衔接不畅的缺陷,亟须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修订老旧地方性档案法规、推进档案行政执法程序法治化、完善档案法规与刑事立法衔接。

网络谣言的刑法规制隐忧与重构

相比于传统谣言,网络谣言的传播速度更快、扩散范围更广、影响领域更宽、危害后果更大。然而,网络谣言的刑法规制存在一些隐忧:在定罪方面,存在定罪罪名、定罪内容以及犯罪主体认定的缺漏;在量刑方面,存在量刑标准和量刑幅度的模糊等。因此,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具体的规范重构方式:在定罪方面,应整合罪名、界定罪名、完善罪名,明彻网络谣言的定罪体系;在量刑方面,应明晰标准、调节幅度、平衡刑罚,完善网络谣言的量刑依据。

我国被羁押人通信权制度困境与合宪性调控

被羁押人通信权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规避”的问题之一。当前,被羁押人通信权相关规定较为分散且缺乏制度配合,在审查主体、检查方式等方面存在制度疏漏,无法有效回应权利主体对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保障需求。完善被羁押人通信权保障体系,需要将被羁押人通信权置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0条“公民通信权”保护框架下,对刑事诉讼领域通信制度进行合宪性调控,以破解通信主体不明、检查权力扩张、辩护利益受损等问题。合宪性调控以“三阶层”审查逻辑展开,先明确被羁押人通信权保护范围,对特殊犯罪案件和普通犯罪案件适用“二元审查模式”,在此基础上将通信检查权拆分为“拆开信件”和“阅览文字内容”两项权力,以实现公共利益与被羁押人通信利益的并重。

预防性刑法的正当性及其限度:基于合宪性的检视

以控制风险、维护安全为内生动力的预防性刑法,在刑事立法中主要表现在恐怖主义、经济、网络、药品及环境领域。这些领域的刑事立法存在其正当性根基:外部根基体现在当代社会的安全需求及相关前置规范的不足,内部根基体现于机能主义刑法观的催生及刑法体系的刑事政策化。宪法作为法秩序的规范框架,可为预防性刑法的正当性及其限度提供评价依据。预防性刑法保护安全及秩序的同时,也对公民的自由权利构成限制。然而,这种限制在形式上应遵循立法权限和立法程序,在实质上符合目的正当性、适当性、必要性以及均衡性要求。预防性刑法的合宪性审查难题在于均衡性,如何把握均衡性的限度是厘清预防性刑法界限的关键。立法者应遵循法律保留的差异性处理,确保预防性刑法所配置的刑罚和行为的风险程度相适应。同时,贯通以基本权利为内核的法益保护,从而为预防性刑法划界。

科研不端行为刑法规制探赜——基于对《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规范的解读

科技部等二十二部门修订的《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注重同《科技进步法》的衔接,在规范程序上更为周全,惩戒力度有所加大,更注重科研诚信,对科研不端行为的治理愈发规范化、协同化、体系化,科学共同体与国家社会之间的联结愈发紧密。由于科研不端行为表现隐秘化、内容多样化,将刑法规制引入科研不端行为规制手段,在补充过去民法与行政法规制空白的同时,能以更强制的手段打击科研不端行为。对于严重侵害科研伦理规范、严重损害公共财产和人身安全的科研不端行为,才可适用刑法加以规制。应秉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明确科研不端行为构成要件和规制目的的基础上,从现有的诈骗、行贿受贿等罪名中寻找合适的规制手段。

数字经济时代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刑法保护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是基于人类生物特征经特定技术处理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信息,具有唯一性、稳定性、易采集性和特定技术处理性。滥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会侵犯人身法益、财产法益乃至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目前刑事立法中存在对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定位不明确、规制环节不全面和行刑衔接不畅等问题,为此,有必要确立渐进式综合立法模式,以预防为导向,明确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定义、分类;以刑法解释学完善规制环节,实现对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特别保护。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限缩适用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罪名,体现了立法者对网络犯罪进行全链条打击的决心,其目的是为了明确当正犯达不到定罪标准时,帮助者的责任该如何认定的问题。司法实践中在认定时不需要正犯的行为符合构成要件并且违法,只要现有证据表明他人(正犯)利用信息网络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不法行为,根据限制从属性说的原理,实施帮助行为的人就成立帮助犯。本罪名在刚刚出台时的认定并不多,但是在近几年,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案件数量有所增加,甚至有滑入“口袋罪”的风险,值得深入思考。因此强调本罪是对网络犯罪刑法体系的补充,限缩本罪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

人脸识别信息侵害行为的刑法规制

人脸识别信息具有独特性、综合性、易采集性的特征,属于刑事立法规定中的公民个人信息。司法实践中,将人脸识别信息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虽已成为司法共识,但也存在人脸识别信息定位不明确、入罪标准不统一、规制行为范围狭窄的问题,应当从明确人脸识别信息属于公民个人信息、利用兜底条款确定入罪标准和扩充规制的行为类型等方面予以完善。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网络犯罪代际发展与防控路径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互联网行业在世界互联互通的大环境下迅速成长,网络犯罪案件不断涌现,成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安全问题之一。网络犯罪经历了由“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对象化”向网络犯罪“工具化”和“空间化”的类型转变,并逐渐形成了独立于实然社会的虚拟犯罪场域。在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下,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把握好网络安全在新时代国家安全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构建保障网络安全的刑事法律体系,妥善协调科技创新与网络安全的关系,加强技术防控体系建构,服务于新形态下网络犯罪的新发展问题之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