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舆图要素系统解析及其对国土空间规划的启示——以清康熙《济南府志》舆图为例

舆图是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着深厚的古代营城智慧,对当前国土空间规划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目前方志舆图的研究,特别是清朝方志舆图,虽已经形成一定的研究基础,但多集中在对方志舆图的基础性架构、相关历史地理信息解读等方面,且针对济南地区的研究较少。同时,舆图研究的思路还存在就图论图的局限,如忽视图形绘制人的影响,及图形中所蕴含城乡规划思维的挖掘等等。本文以清康熙《济南府志》中的89幅舆图为例,在系统整理资料的基础上,对舆图的构成要素、表现形式和蕴含理念进行深入解析。将清代舆图要素构成总结为“四大系统”——自然系统、世俗系统、宗教系统和联系系统;从四大系统的要素识别出发,分析其表现特征,总结出表现形式上的“六大交互”——写实与写意、全局与节点、符号与形象、文字与图形、平面与立面、二维与三维,并对舆图中隐含的规划思维进行提炼总结,得出“四大理念”——多元共生、政学营城、祠祀配套、水陆并兴。由此,结合山东省省会经济圈实际和国土空间规划改革方向,从生态安全、城乡治理、历史保护和制图表现四个方面提出具体建议。

乾隆年间伊犁户屯问题再探

户屯是清代伊犁农业开发中的特殊类型,根据满文档案可知,其创办时间更可能始于乾隆二十五年。户屯构造,主要包括了商民、客民、为民遣犯和绿营眷兵分户子弟四类。户屯最早依附于兵屯,其管理实现了从理事同知向抚民同知的转变。

清代木匠索欠纠纷及其日常生活——以乾嘉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

木匠作为“打工人”,是清代社会重要的群体,木匠手艺也是人们重要的谋生手段。清朝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档案,有关于木匠的纠纷多发生在债务的索欠方面。木匠往往在家工作,为乡民服务。木匠到外地谋生,开张木匠铺,也是流动性较大的职业。木匠既会与房东产生纠纷,也会与雇主和产品的买主发生纠纷。木匠师傅往往带徒或找帮手工作,他们之间也会发生纠纷。木匠与他人的交往中也会产生纠纷。中年木匠未婚者可能收入微薄,经济能力有限。木匠往往兼营农业。

康乾南巡中的景观营建与遗产保护

清康熙、乾隆南巡期间,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江浙地区进行了一系列景观营建活动,并对途经地区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了维护。南巡中的营缮活动主要包括:对公共建筑及遗产的修缮与维护、居住及游赏性景观的查勘与营缮、地方官商对帝王活动的景观记载。中国古代地域景观的系统性维护与更新往往需要一些特殊的契机,对于清代的江浙地区而言,帝王南巡这一大型政治文化事件正是这一契机,从康熙南巡到乾隆南巡,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力量的集体参与,推动了江浙地区物质景观的系统更新及景观文化的变迁。

从清朝乾隆时期抄产清单看西方毛织品在华传播与使用

本研究利用104份抄家财产清单及相关史料考察清前中期西方毛织品的传播和使用。研究发现,早在乾隆时期,西方毛织品传播的地理范围就已遍及全国各地,即使偏远地区的低级别官员也拥有西方毛织品,西方毛织品经由官员和商人运销到全国各地。西方毛料用来制作便装、行装、官服等服装,被子、床毯、地毯、椅垫、桌垫等家居用品,荷包、口袋、帽子等配饰,雨衣、雨帽等雨具,西方毛织品还用来送礼。不过,当时西方毛织品是奢侈品,主要在官员、富商等拥有较强经济实力的群体中扩大传播。

从捐纳到荐举:三藩之乱中的制科事件与士人心态——兼论己未词科的诏试缘由

顺康之际,以吴三桂为代表的军事勋贵集团处于强势地位,随着三藩之乱的爆发,世乱重武的风气使得边缘心态在士林社会蔓延。为弥补战争带来的巨大财政消耗,清廷在康熙丁巳年为捐纳者增设乡试一场,这种唯“财”是举的选拔方式引发了士林社会的极大不满。郭棻《请选拔贡监生疏》在肯定捐纳供给军需的同时,主张关注绌于无赀者,明确提出选拔博学鸿才,以收士心的建议。继丁巳乡试之后出现的己未词科使一批才大身微的士人脱颖而出,通过颂扬武功、典试地方、参与外事等活动,可以彰显博学鸿儒这一群体在清廷由上到下、由内而外推行文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从丁巳乡试到己未词科,可以看出清廷在统治策略上的不断成熟,生动感知清初士人心态在科举语境下的嬗变轨迹。

古代编年体志书的范式——康熙《平乡县志》述论

康熙《平乡县志》是古代志书中比较罕见的编年体志书,仿效嘉靖《滦州志》而修,意在使方志体例向史法靠拢,具有编年叙事体例、叙论结合以及在各卷末设置《附遗》《存疑》《辨误》的编纂特点。通过该志,基本可以知晓编年体志书是如何完整记述一地地情的。无论是在志书编修史方面,抑或在该志留存的史料本身,都具有重要价值。

在野文人遭遇浙西词派——从吴敬梓看雍乾时期浙西词的下层进路

雍乾时期在现行清词史叙述中被忽略,成为“被遮蔽的词史段落”。考察这一时期浙西词派在下层文人群体中的影响有助于补充词史,勾勒更立体的词派流播与影响路径。吴敬梓活跃于清中期浙西词派重镇扬州地区,在与当地皖籍词人江昱、马曰琯兄弟等的交游中接受了浙西词派的词学主张和词风宗尚。他以姜夔为学词模范,大量创作咏物词,推崇浙西宗主朱彝尊标举的推尊词体理念。吴敬梓自觉建构“姜夔、张炎—朱彝尊—江昱、吴敬梓”的浙西词派传承统序并获得时人认可,可以确证其为浙西词派一员。从浙西词下层进路的角度观照雍乾在野文人的词学主张和创作是充实雍乾文人思想谱系和理解浙西词派影响力的可能路径。

康雍乾三代帝王赐臣子御书勾陈——以张廷玉、鄂尔泰、张照为例

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多有以御书赐臣子之举,所赐御书以福字、匾额、对联、御制诗为主,同时亦有赐所临古代书迹。张廷玉、鄂尔泰、张照在康雍乾三朝,因为各自身份和得帝王信任倚重程度不同,所得御书亦有差别。帝王所赐御书以褒奖臣子为主,一使臣子感激皇恩,二使臣子勤于政事,用心为官。君王赐臣子御书成为其巩固统治的政治手段。

“康乾盛世”真的存在吗?——基于经济数据测算的分析

康雍乾三朝在我国历史上是颇具争议的一个时期,学界对"康乾盛世"是否真的存在尚存争议。文章测算了康乾时期人口、粮食产量、财政收入和进出口贸易等四个方面的经济数据,发现康乾时期的人口和粮食产量呈快速增长态势,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8.37‰和6.13‰;财政收入和进出口贸易均有所增长。但与同时期英国的横向比较可知,无论从存量还是从增速来看均具有较大差距。此外,研究还发现,康乾时期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不高、生产力水平低下、军事实力不强、文化事业停滞不前,政治制度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基于此,"康乾盛世"并不存在。

《热河日记》中的康乾盛世

通过对《热河日记》中康乾年间中国清朝社会种种现实生活的记载和描写的分析,对朴趾源燕行所目睹的种种盛世景象进行解读,可以看出这部文学巨著是研究清史的重要史料。

康乾时期盛京的城市与园林建设

介绍了清代康熙和乾隆时期陪都盛京的城市与园林建设情况。通过研究皇家宫苑、民间寺观、书院、城市公共景观等的营建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盛京城市园林建设十分活跃,既有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城市与皇家园林建设,也有民间自发组织的公共设施营建,风格与形式已完全汉化。有机融合佛、道、儒文化和满、汉、回、蒙等多民族文化,形成了多元化、包容性极强的盛京文化,呈现出城市社会文化与景观文化繁荣发展的特征。

康雍乾时期的奏折制度

奏折制度产生于康熙时期，在雍正时期受到高度重视，得到充分发展，乾隆时期则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奏折从公开到秘密、从非正式文书到正式上行文书的演变过程是奏折制度规范化和法律化的过程。奏折制度具有信息收集、谘询、协商、沟通、监控、指导命令等新功能。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通过制度创新强化信息收集能力的一个政治产物。奏折制度蕴涵着理性决策的因素，有助于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加强国家的政务决策能力和政治控制能力。但由于它是为君主服务的，因而也带有君主制度固有的一些弊端。

地方权势演变与康熙中叶鄂东大族的宗族实践——以黄冈靖氏为例

康熙中叶上承明末清初乱世,下开雍乾嘉道承平,既是一个社会文化规范与国家秩序转型的重要时代,也是一个国家礼仪制度转变与地方宗族发展的关键时期。康熙中叶地方大族的宗族实践,是一个更长时期以来家族在地方社会的权势累积及其崛起背后的具体社会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康熙中叶以后地方大族权势演变的结构转型,在相当程度上引领着地方宗族文化规范的前进方向。地方宗族建设的规范化与正统化,并不完全取决于宗族内部权势人物的身份与地位,还与国家所倡导的宗族意识形态在地方上的渗透过程,以及宗族建设倡导者的个人经历、学问渊源有着极大的关系。

西学的移用与致用:从道光六年彗星见事件看乾嘉学者对四行说的态度

清道光六年(1826)春有彗星出现,两广总督阮元幕僚李明彻据此认为将出现旱灾,改变了阮元先前认为将会有战争的判断,并影响其决策。阮元原来的判断基于中国传统星占理论,李明彻的判断则是对西方自然哲学中四行说理论的实际运用。李明彻关于彗星的西学知识源于清初游艺的《天经或问前集》,又把相关内容辑录到其《圆天图说续编》之中,但在一些注解中加入了"五行"字样,是对四行说的移用,并淡化了原著带有的基督神学色彩。把整个事件与其他文献相互印证,显示出乾嘉学者对四行说的普遍态度:总体上排斥耶稣会士输入的、基督神学化的四行说,但接受四行说揭示事物关系的"实理"及其具体的操作运用。

南巡、盐商与清代扬州城市景观的变迁

康乾南巡期间,两淮盐商对扬州城市景观变迁产生重要影响并发挥积极作用。两淮盐商是南巡差务经费的重要承担者,为南巡提供了重要的经济、物质支持。因迎銮需要,盐商不但在行宫营建与修缮中积极出资出力,而且主动参与扬州城各类迎銮景观及建筑的营建与修缮。至乾隆南巡期间,扬州城市景观发生显著变化,盐商修建的园亭遍布南巡沿经地区,也成为乾隆帝游赏扬州景观的主要类别,扬州城的景观与文化营建活动达到极盛。盐商对南巡的贡献,得到了帝王的嘉赏,盐商不仅巩固了其专商地位,而且社会、政治地位迅速提升;通过大批园林建筑的兴建与拓展,两淮盐商成为影响清中叶扬州城市景观与文化的中坚力量。

乾隆、嘉庆两朝对白山派和卓后裔招抚政策得失述评

白山派大、小和卓败亡之后,清朝对其后裔采取了严密的清查措施,确定了"罪不及妻孥"的处理原则,实行积极招抚并安置京师的政策,以消除潜在的危险,实现天山以南的长治久安。乾隆朝实行的清查措施与招抚安置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嘉庆初年继续对外逃的大和卓后裔萨木萨克实行积极招抚政策,但在萨木萨克接受招抚携妻、子来投的关键时刻,地方官员未能妥善处理,措施失当,致使其畏惧逸去。嘉庆十九年玉努斯案定案之原因十分复杂。以玉努斯案为转折点,清朝中止了自乾隆二十六年以来对白山派和卓后裔长期持续实行的正确的招抚政策。政策的转变,造成了严重的后患,是道光、咸丰、同治年间新疆持续动乱的重要原因之一。

清朝治理“老瓜贼”问题续探

康熙四十五年在北方出现劫杀行旅的老瓜贼社会问题,清廷非常重视,立即制定了有关治理对策。雍正初年推行保甲制与缉盗的同时,严厉打击老瓜贼,河南巡抚田文镜执行最力。乾隆帝即位后,就将包括老瓜贼在内的盗贼列为四大社会问题之首,认真治理。乾隆六年十二月,清廷全面细致地探讨并制定了捕治老瓜贼的方案,随后开展铲除老瓜贼的行动,山东阳信知县邱天民破获了重大老瓜贼案件,基本灭绝老瓜贼。康雍乾初盛时期,人们外出并不安全,清朝治理老瓜贼的一套体系发挥了作用,治理卓有成效,体现出清朝统治运作的特点。

乾隆朝“钦定新清语”(十)

乾隆皇帝在位期间,亲自规范满语并颁发上谕加以推广,此即“钦定新清语”。本部分收录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六年间都虞司、会计司为抄送“钦定新清语”给盛京内务府咨文17件,内容涉及礼仪、人名、地名、官职、生活用语等。

从康乾民族政策看西部开发

在开发建设西部的过程中 ,如何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 ,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 ,对西部的社会、经济发展均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清朝康雍乾时期制定的民族政策对当时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都产生过一定的历史影响。探讨这些政策的指导思想、主要内容、历史作用及其局限 ,对于今天西部开发中的法治建设 ,无疑具有现实的启迪和资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