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额伦特兵败看雍正朝中央政府对昆仑山南路管控策略的调整

在清朝平定准噶尔部的进程中,康熙五十七年(1718)额伦特兵败事件有着特殊的意义,虽然该事件并未改变康熙朝大兵进剿的既定策略,但在事实上已经为雍正朝对昆仑山南路地区及时调整管控策略埋下伏笔,进而逐步实现了从大军进剿到重点驻防的根本转变,从而为中央政府的全面布控直至彻底平定准噶尔部奠定了坚实基础。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康熙《御制文第四集》稿本考述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康熙《御制文第四集》稿本一部三十册,是雍正年间内府编订《御制文第四集》时形成的一部修改稿本。其内容有可能是在康熙间王掞编录本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该书通过夹条和浮签等形式呈现了修订的过程,并在收录篇章、文辞表述、人物评价、诗文字句、人名地名译法和涉及康熙诸皇子记述等方面不同于刊本。该稿本是对康熙朝史料的还原和补充,诗文部分则保留了康熙帝诗稿原文。同时,该稿本也展现了雍正帝修改康熙稿本的意图,并呈现了雍正朝内府稿本的修订方式,因此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康雍乾三代帝王赐臣子御书勾陈——以张廷玉、鄂尔泰、张照为例

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多有以御书赐臣子之举,所赐御书以福字、匾额、对联、御制诗为主,同时亦有赐所临古代书迹。张廷玉、鄂尔泰、张照在康雍乾三朝,因为各自身份和得帝王信任倚重程度不同,所得御书亦有差别。帝王所赐御书以褒奖臣子为主,一使臣子感激皇恩,二使臣子勤于政事,用心为官。君王赐臣子御书成为其巩固统治的政治手段。

准噶尔问题视域下的清廷对俄外交实践

康雍乾时期的清廷对俄外交,以西北边疆统一和西南边疆巩固为核心,经历了一百余年的发展演变:由康熙与噶尔丹对峙时期的《尼布楚条约》及图里琛使团出访,经雍正与策妄阿拉布坦父子和战相兼时期的《恰克图条约》及两个访俄使团,到乾隆时期围绕准噶尔和土尔扈特“逃人”问题展开的激烈外交争锋,铺陈出中俄两国外交实践的丰富内涵。清廷为解决准噶尔问题延续近百年的外交谋划,构成了清朝大一统国家边疆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康雍乾时期具有近代特质的对俄外交实践与中国传统的“理藩思想”一主一辅,形成了清廷前期外交服务内政的双轨机制。

《清实录》浙江黄岩镇标左营游击阎福玉史料正误

《清实录》康熙五十二年(1713)正月辛丑条及康熙五十二年五月癸卯条中所载浙江黄岩镇标左营游击阎福玉史料俱存舛讹。其一,阎福玉并非殁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月十七日山东刘公岛海域附近,而是早在五月二十三日就已身殒浙江燕海坞洋面,至于在山东溟瀛中牺牲的将领,则另有其人,经考证应为登州水师前营游击滕国祥。其二,阎福玉的真实籍贯为山东“青州府”,而非实录所言“登州府人”。

清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原因、策略与效用

清雍正朝的改土归流是一次重要的社会变革,也是明代以来诸多改土归流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本文根据新近披露的边疆大吏奏疏和其他史料,探讨此次改流的原因、实现改流的策略以及改流产生的效用,对以往的一些观点亦提出商榷,同时总结清雍正朝施政的若干特点。

雍正朝黑龙江将军研究

雍正朝的黑龙江将军们与皇帝之间的关系亲疏远近各不相同,亲有亲近的缘由,疏有疏远的成因。一般说来,君臣关系的亲疏取决于臣子的身份和地位。然而,雍正帝与黑龙江将军们的关系状态却主要取决于将军们的名声、品行和才干。雍正帝对臣工的名声、品行格外关注,这与其治国理政务实性有密切的关联。雍正朝五位黑龙江将军因各自能力不同而展示出各异的治理特色。他们虽在地方治理方面或多或少做了一些实事,但是边政管理有余,开发建设不足。

“有治人无治法”:康雍乾三帝的用人治国理念

"有治人无治法"蕴含着儒家的最高政治理想,对"治人"在国家行政中作用的充分肯定,体现了古代思想家及统治者的政治先觉。而清朝康雍乾三帝将"有治人无治法"引入用人选官的行政体制,无疑对清朝权力主体及治国方略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古代国家行政过程中,法规与制度始终是作为根本性原则存在的,只是清朝皇帝乾纲独断的风格,往往又随时去"破坏"既定的"治法",最终致"有治人无治法"成为"君道"。而古人所强调的"治人"在政治运行中的重要作用,也是值得我们今天深思的。

医疗与政治——清代御医刘声芳政治沉浮考论

清代御医刘声芳在康雍两朝行医近30年,诊治了包括康雍两帝在内的不少患者。医疗上的业绩为他的仕途奠定了基础,刘声芳从普通御医步步升迁,康熙末年升至太医院院使,雍正年间,再经历太常寺卿、户部侍郎,最后加太子少傅、尚书衔。这在整个清代数量众多的御医中是绝无仅有的。不过,临近去世的前几年,刘声芳被雍正帝罢免。刘声芳的成功除了高超的医术,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善于处理宫廷特殊的医患关系和君臣关系。刘声芳的政治命运与帝王对御医群体的态度及其身体观有直接的关系。康雍两帝在身体观和对御医群体态度上的差异决定了刘声芳在康雍两朝政治沉浮具有不同特点。

嵇曾筠与雍正时期河南河工建设述论

嵇曾筠是雍正时期著名的河臣。他在主理河南河工的七年时间内,着意加修和巩固堤防,同时加强河工修守制度建设,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他的这些治河经验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应用。之后的数十年时间内,黄河溃决次数大大减少。他的成绩的取得同皇帝的支持、同僚的配合、财政的充裕等原因是密不可分的。

康熙朝奏折和来华西方传教士

康熙朝满、汉文奏折中有关来华西方传教士的部分 ,是研究当时中西关系的重要史料。经过笔者清理 ,其中载录来华西方传教士已达一百余人 ,一些人的汉文名字还为他书所不载。另如教皇特使多罗离京时间、康熙帝致罗马教皇信函颁发时间等重要问题也都因奏折所载内容应然而解。除此之外 ,康熙朝奏折还从新的角度反映了当时在华西方传教士的具体活动内容和康熙帝积极招徕挟有专技的西方传教士来华献技的情形。同时 ,还详细显示了礼仪之争后康熙帝为争取教廷对中国立场的理解而三次遣使、四次致书及由允许传教到部分禁教再到全面禁教的全过程。这些表明 ,研究康熙时期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和清朝政府有关政策的转变 ,康熙朝满。

《全清词·顺康卷》前5册漏收词补目

《全清词.顺康卷》前5册应收而未收之词甚巨。漏收的主要原因有:搜罗词别集不全,取校词别集版本不广,搜采诗文别集未尽,辑录明清词选疏忽。该文据有关明清词别集和词选,辑补遗漏之词作目录1625首。

论康雍乾时期清帝的治官理念——以官员选任、考核为中心

“治人”与“治法”是中国古代探讨治国理政的重要命题。康雍乾时期,清帝对“治人”与“治法”多有提及,并体现在用人行政等方面。如何“治人”“治官”,是古代王朝用人行政的重要内容,尤其体现在官员的选任和考核方面。清帝在选拔、考核官员时,对官员操守、才具、政事、年力等方面提出要求,对官员的臣道做出价值观的界定,尤其对地方大吏选用属员做出要求,并对不同层级的官员制定相应的标准,分别管理。文官管理的实践,贯穿着清帝的治官理念,包括事君以诚,君臣一体;以人事君,察吏安民;首倡官德,重视政绩;各司其职,上下相维。清帝的治官理念有其积极因素,这种理念是否能够贯彻并发挥作用,与清朝文官管理的实践密切相关。

康乾盛世下清廷对准噶尔投诚人政策研究

清准关系是康乾盛世时期最为敏感的藩部关系,直到乾隆二十年之前准噶尔汗国仍然傲然地屹立在清国的西北边陲,并且对西北蒙古、西藏、青海地区不时产生骚扰,发生威胁。清国在康乾盛世下是如何利用时机解决准噶尔汗国问题,如何防止分裂,完成民族的的统一大业,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它对我们今天的边部民族政策具有重大的借鉴作用。本文主要就康乾盛世下的准部投诚人政策作一研究,研究康、雍、乾三代帝王是如何运用投诚人政策来为统一大业服务的。

论康熙以“理”治国的理论与实践

在熊赐履等理学臣僚的影响下,康熙的理学思想形成。但是真正将理学付诸治国实践则与“三藩之乱”密切相关。康熙以“理”治国思想的内容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将厚风俗、正人心视作国家长治久安和实现“敦庞之治”的根本途径;二是树立了“端本清源,源清流洁”的吏治与法治观念。汤斌受重用与被谴责的过程鲜明地体现了康熙对理学臣僚始而寄予厚望、终而大失所望的心态,也最终导致了他对以“理”治国思想的反思。

从御选文章看康、乾官方文章思想的转变

康熙在《御选古文渊鉴》中提出了"辞义精纯"、"归于古雅"的文章标准,但在实际选评中,更注重文章的经济实用性,注意吸收前人的意见,具有集大成的性质。乾隆时期的《钦定四书文》、《御选唐宋文醇》以及《皇清文颖》等集,集中体现了清廷"清真雅正"的文章思想,与《古文渊鉴》相比,在规范性的要求上大大加强,体现了清代文化统治的强化。

清初程朱理学“复兴”标志论略

程朱理学推动了清初伦理道德体系和社会秩序的重建,也在这一过程中于康熙中叶前后实现了自身"复兴"。其标志主要包括:在意识形态领域独尊地位的重新确立,在社会观念上获得广泛接受,以及编纂理学学术史著作热潮的兴起。

褚人获四雪草堂《隋唐演义》初刻本疑年考辨

清代褚人获编定的四雪草堂刻本《隋唐演义》二十卷一百回,在同属隋唐讲史系列的通俗小说中,是影响最大的一部。有关这部小说初刻本刊刻的具体年代,众说纷纭,多达五六种,至今尚无定论。尤有甚者,有的错误说法,得到学术界及社会的相当认同,成了权威观点。以现存版本实物为依据,对褚人获四雪草堂《隋唐演义》初刻本疑年细加考辨,辨清了有关这部小说初刻本具体刊刻年代的疑点,认为:现存褚人获四雪草堂《隋唐演义》的初刻本当为康熙乙亥本。

雍正四年至八年的卫所裁并

卫所制度建立于明初,明中后期开始"民化"。入清以后,清政府逐步对其进行改制和裁并。继顺治和康熙两朝之后,雍正一朝继续对其进行大力裁并。经过雍正一朝的裁并,卫所数量所剩无几,剩下的卫所基本都是漕运卫所和极少数的无运卫所。雍正四年至八年是继雍正元年至三年以后雍正年间卫所裁并的第二个高峰,既承上又启下,为之后的卫所裁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清代顺康之际文坛的娱世闲情风尚

顺治后期到康熙前期,文坛风尚出现明显的转折。随着清王朝统治的稳固,悲愤兴寄的思潮逐渐消歇,抒写闲情、自娱娱人,渐成文坛主流——通俗文学尤甚。其表现是:无视社会矛盾,以娱乐消闲为旨归;趣味上迎合读者,手法上崇奇尚异,格调上不避浅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