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Comparative Stud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n Confucian and Hebrew Classics

Both Confucian and Hebrew classics remain an everlasting heritage for their nations and the world.Wisdom from both classics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constructing the social order.This paper,through a comparative study,analyzes similar teachings and rituals concerning two prominen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marital bond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It is found that in these two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both wisdom highligh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bonds,define clear boundaries and roles,and provide ethical warnings in these relations.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cross-cultural investig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and Hebrew wisdom in that human nature is embedded with similar hope for order,quality,and glory,so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acceptance is essential in promoting a globalized dialogue and critical view of cultures.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for further research.

Alienation between Han Fu and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Han Dynasty

Literatures in Han Dynasty are mostly seen as dependency of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Han Fu, by comprehensive view of the process of Hart Fu＇ s rise and fall, it＇ 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alienation between HanFu And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which eventually leads to recession of Han Fu. Alienation between Han Fu and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can glimpse from several aspects： Fu writers＇ status and mentality;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Han Da Fu＇ s development; Han Fu＇ s own art

范仲淹经学核心思想探析

范仲淹是宋代士人中集经术、事功、道德、文章于一身的“第一人”。由于范仲淹的人品、事业在当时太过辉耀,导致其在经学上的建树被道德功名掩盖,故而长期不为学界所关注。近年来,学者们对范仲淹经学的研究已经有所推进,但大多是从易学、春秋学等单一经学学科对其经学思想进行探索与阐释。若从整体的层面对范仲淹的经学进行深入分析,则可发现其经学的核心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必顺民”的民本思想,包括养民、利民、爱民等具体内容;二是“穷变通久”的改革思想,将《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理论作为主导“庆历新政”的哲学思想;三是“先忧后乐”的忧乐思想,进则忧国忧民,退则乐天乐道。

论清史《儒林传》扬州学人记载的形成

扬州学派被视为清代儒学的一个重要派别,研究成果较多。但学界未曾注意到,清史《儒林传》对扬州学人有系统的记载,且形成过程复杂,是该学派研究史的重要一页。本文依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史《儒林传》相关档册,从纂修层面揭示清史《儒林传》第一次稿和第四次稿对扬州学人的记载情况。清史《儒林传》第一次稿中,阮元将任大椿为代表的扬州学人群体载入,但该传被删除。光绪年间,清史《儒林传》第四次稿中有八位扬州学人立为正传。这些传记在扬州府呈送的《儒林刘宝楠刘文淇朱士端王念孙汪喜苟焦循凌曙江藩(江苏咨送采访册)》的同名传记基础上删改而成。国史馆纂修官重点改写并表彰了扬州诸儒在《易》《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孟子》等专经研究上的成就,彰显了扬州诸人的“汉学”宗风,突出了他们的地域联系和家族特色。清史《儒林传》虽未用“扬州学派”之名,但已经记载了扬州学派的学风和地缘特色等要素,在正史中确立了扬州学派的史料基础。

理学与经学相交融:晚明思想的新动向——以黄道周为中心的考察

晚明时期的思想家,普遍对阳明后学展开批判与反思,由此出现了理学与经学相交融的思想新动向。黄道周即是这一学术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治学特点就是理学与经学思想相交融,主张以六经治世的同时,又不舍弃以理学治心的传统。从黄道周的学术生平来看,理学类的问业著述与经学类的著述是交迭出现的,说明在其一生治学中,对理学与经学始终是兼顾的。即便是在《榕坛问业》这样一部以理学为主的问答录中,也常常涉及经学内容。从工夫论角度看,黄道周理学与经学思想的交融体现为一种回环互补与融合统一的模式,他认为工夫不是节节往上、一劳永逸的,而是前后兼顾、回环往复的整体形态,换言之,治世与治心是并举的,都是本体上的工夫事业,并由“敬”贯穿始终,使治世与治心融为一体、相互成就,由此保证至善的状态长久维持下去。

唐蕃交涉中的中书舍人行述研究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发展史就是各民族以不同的方式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演进过程,中古时期唐蕃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即是这一过程的生动体现。本文以两《唐书·吐蕃传》所载中书舍人为研究对象,聚焦唐蕃关系史上一直被忽略却又占据重要地位的中书舍人群体,探寻这一群体在唐代中书省中除了起草进画之外,还兼涉的参议政事、收集情报、分析战略、受命出使等社会功能。此外,吐蕃社会通过吸收整合唐代官制而设置的“知汉书舍人”,尽管与中书舍人的地位与职权天差地别,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这一群体在沟通唐蕃、修复旧好、密切关系方面却与中书舍人发挥了相似的作用,反映了吐蕃对汉文化的尊崇以及中华文化对吐蕃社会的浸润与融通。

论六经在先秦儒家教育生活中的发生

先秦儒家的教育和教学活动是以六经为主要内容而展开的。从《论语》《孝经》到《孟子》《荀子》再到《学记》的先秦儒家代表性论著,记录和见证了孔子及其后学与六经文本之间的互动、融通与共生。其中,《孝经》《论语》是学习六经的阶梯,《孟子》《荀子》是孟、荀二人“羽翼六经,增光孔氏”思想学说的集中体现,《学记》则是对先秦儒家教育和教学活动的理论总结和提升。以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孔门后学及其思想学说,既承袭了先秦儒家教育和教学一以贯之的传统,又开创了以六经为主要内容的先秦儒家教育和教学活动的新格局。这就是六经在先秦儒家教育生活中的具体展开。

论唐枢的经学思想

作为晚明时期甘泉学派的重要学者,唐枢在经学方面有颇多著述,其经学思想的核心理念可概括为“以心解经”。在他看来,六经之实质为吾性“幾神”触感而发的自然作用,六经之来源为圣人对“当世已行之迹”的誊写与记录,六经之功用为对物欲的克除与对性情的燮理。经学为唐枢的心学体系提供了文本依据,心学则为唐氏解经提供了价值取向。唐枢的经学思想对中晚明心学解经思潮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心”的领域为明代经学诠释扩展了空间。

大英博物馆陈列文物中的图书馆学与文献学史料

论文介绍了2019年8月笔者参观大英博物馆各类文物展陈中关于图书馆学和文献学史料的一些心得,分为石碑文献、纸莎文献、木牍文献、古代文献与古代文字、古代文献的特别载体、经典文献展示、古代的阅读与阅读推广、中南亚与东亚文献等8个方面,并提供了相应的照片和诸多案例。

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三次历史转向

中国国际关系学创立于旧中国,但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真正开始和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同频共振。中国国际关系学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始了第一次历史转向,其最大的特征是以“国际共运史”为主流;改革开放后开始了第二次历史转向,其最大特征是“回归”西方话语体系的国际关系学本体;世纪之交,国际格局急剧变化,全球治理理念和新型国际关系理念符合时代需求,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第三次转向目标,也应该是世界国际关系学的方向。

“仅为举业而作?”:明代科举化经学价值的再认识

自清代以来,学者大多对明代科举化经学持否定态度,将其与传统经学对立起来。明代科举化经学作为明代制度与社会文化交织影响下的产物,有其存在的原因与价值。通过对明代科举制度、社会风气、士人心态等方面的考察,重新审视明代科举化经学的特点与价值,其虽然偏离传统经学的研究路径,但也承担了明代社会一定程度上所必要的功用属性,对于明代经学的传播与普及具有独特贡献。

南宋襄阳王之望的经学观——以《诗经》为中心的考察

王之望的经学观主要体现在他的议论文和经筵讲义中,表达了他对一些经学问题的态度和见解,具有强烈的宗经、征圣意识,其中又以对《诗经》的阐发最为突出。他将宋代蓬勃发展的诗学理论引入《诗经》,以《诗经》“温柔敦厚”的风格作为文人诗歌创作、批评的重要原则,体现了经学和文学相融合的治学风格,并且善于借助《诗经》宣讲自己的为政理念。通过对上述内容的考察,对进一步观照南宋初年经学发展、研究风貌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参考价值。

尼泊尔汉学的传统与演进

本文通过对中尼两国有关尼泊尔汉学研究文献的深入分析,对中尼交流史以及尼泊尔汉学发展脉络展开详细论述,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尼泊尔汉学研究的历史传统与当代演进。得益于两国的历史渊源, 尼泊尔在早期双边关系以及佛教文化往来方面拥有独特优势,这使尼泊尔汉学在萌芽阶段就有了优秀的学 术成果,形成了以历史考察为中心的研究传统。步入 21 世纪后,尼泊尔汉学开始高速发展,关注领域从两 国关系史延伸至中国社会、经济、外交、文化等多个方面,研究方法与视角也更专业。

孔氏家学及其对儒学发展的影响(下)

作为孔子之道的鲜明标志,孔氏家学对儒学发展具有深远影响。首先,孔氏家学对儒学发展起着重要支撑作用。自孔子时代至北宋初年,孔子之学始终是儒学的基石,孔安国、孔颖达等后代学者更是承袭孔子之道,致力于阐释其学说,为儒学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其次,孔氏家学中的经史子集著作及其人文思想,为儒学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丰富了儒学的内涵。最后,孔氏家学在南北朝、唐宋及其之后的不同历史时期均恪守传统,修正异数,确保儒学不偏离孔子之道的轨道。清代经学的复兴,正是得益于孔氏家学数百年的坚持与修正。

蒋悌生《毛诗序》接受的汉学取向及其学术史意义

作为汉儒通过对儒家经典《诗经》的阐释构建的政教性诗学话语体系,《毛诗序》正式确立了儒家诗学的相关原则,在古代诗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自汉代至清代的《诗序》存废之争接受史,实际上乃为不同时期士人为维护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所依从或构建的汉学与宋学之经典解释范式之争。作为明初学者,蒋悌生对汉宋学派《诗序》存废之争所涉及的《诗序》作者、内容等问题加以裁断,表现出偏于《诗序》的汉学倾向。蒋悌生在朱子学独尊的明初学风下力倡《诗序》,为明中后期汉学复兴之先声,在经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经学知识融入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实现路径

在儒家经典及历代经学家对经典的阐释即经学中,不仅记录着先秦时期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而且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民族精神,应该成为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重要内容。在传统的历史叙事和现今的教材体系都难以阐明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情况下,将经学知识融入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显得尤为重要。教师自己要深入学习和掌握儒家典籍中关于民族史的内容,深入挖掘大学生历史观教育同经学知识的契合点,并努力将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相关史料和理论进行收集整合,开设以中华民族发展史为主线,以经学知识为中心,包含社会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知识在内的选修课,集中系统讲授中华民族发展史,使学生全面理解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脉络,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

论粤西学者的目录学思想及其治学业绩

目录书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以成为学者读书治学的工具。粤西学者也深明其理,他们中,有的人编有指导后学读书治学的目录书,有的人编有家藏目录书,有的人没有编目录书。三种情况虽不同,但都遵循着传统目录学对古籍分类的四分法。在读书治学中,他们以经学为重,也取得巨大的成绩,而龙启瑞的成就尤为显著。

苏辙《诗集传》初名考

苏辙的《诗集传》是《诗经》学史上由汉学向宋学转变过程中的关键性著作。此书上承欧阳修《诗本义》,下启朱熹《诗集传》,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它从整体上“腰斩”《诗序》的做法,更是对《诗经》的研究开辟了新途径。因此,此书也被后世学者频繁称引。但在具体的称引过程中,学者对苏辙此书的称谓却各凭己意,互有出入,以致有十几种之多。更有甚者,例如朱熹、王应麟等学者称引苏辙此书时,就曾因名实不副,犯下张冠李戴,难证其引的错误。这样繁乱的现象已造成学术上的严重困扰,并且仍继续影响着现今学界的研究。但学界对于这一现象却并未引起重视,偶有一二学者讨论到这个问题,却也含糊不清。厘清前人对苏辙《诗集传》的误称并探析其初名具有重要意义。

区域国别、国际关系和世界历史三学科关系刍议

2022年9月,教育部发布新版学科专业目录,区域国别学被列入“交叉学科”目录下的一级学科,结束了长期以来区域国别学没有明确的学科归属的历史,成为当前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要解决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属性和学科体系问题,最务实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就是要厘清区域国别学与其他相近、相关学科的相互关系。区域国别学、国际关系学、世界历史学三者之间关系密切。从学科比较视角看,世界历史学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是国际关系和区域国别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和最基础的学科支撑。交叉学科视域下世界历史与国际关系融合历史、现实与未来。以学科功能观,区域国别学激活了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的学科潜能,突破了其发展瓶颈,扩大了其学科边界,增强了学科之间的交叉与互构能力,为国际关系和世界历史学开辟了新的发展路径。以学科发展论,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建设正当其时,大有可为,任重道远。

论《禹贡通释》何以通经致用

成书于清代咸丰十年(1860)的《禹贡通释》,是道咸年间汉中学者童颜舒(1813—1862)的一部专治《禹贡》的著作。从写作目的、诠释体例、诠释原则和方法及新的观点等方面论述《禹贡通释》通经致用的学术宗旨及其实现过程,结合《禹贡通释》相关观点考察《禹贡》学史上存在的问题,并对该书的价值特色作以评价,认为《禹贡通释》较好地解决了《禹贡》学史上的“五难”问题,在经学诠释层面完成了研治《禹贡》以通经致用的任务,是清代后期求通致用理念运用于《禹贡》学的成功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