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诉一体化:我国检警关系之重塑

检警关系是刑事诉讼关系的基本内容之一,定位准确、线条流畅的检警关系对于诉讼机制的协调运作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在配合制约原则指导下构建的检警配合制约模式,却导致了我国检警关系的错位。我国应当在借鉴国外处理检警关系的经验基础上,以侦诉一体化为目标模式,对我国检警关系予以重构。

职务犯罪刑事程序的体系化检视

随着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的职务犯罪刑事程序逐渐自成体系。立案调查程序中的管辖确定、人身强制措施、录音录像、内部监督等方面,以及审查起诉中的公诉裁量、缺席审判程序等方面的特殊规定共同构成了当前我国职务犯罪刑事程序的独特内容。体系化的职务犯罪刑事程序形成了权力集中、权利弱化和重视合作的特点,对我国近年反腐败压倒性态势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这一程序也面临权利保障与权力制约失衡、公诉裁量权受限及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掣肘等问题。未来一段时间最为可行的职务犯罪刑事程序完善途径应当是以兼顾被调查人权利为出发点,着力解决监察机关地位、防止干扰办案与被调查人权利保障等问题。

侦诉关系研究

当今中外侦诉关系可分为侦诉合一关系模式、侦诉独立关系模式、侦诉分立制约模式。长期以来我国在配合制约原则指导下构建的侦诉分立制约模式导致我国侦诉关系的错位,应当在借鉴国外处理侦诉关系的经验基础上,以侦诉一体化为目标模式,对我国侦诉关系予以重构。

我国监察侦查的学理展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以下简称《宪法修正案》)的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的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标志着我国反腐法治化的进一步发展,将检察机关对“贪污贿赂犯罪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案件的侦查权剥离给监察委员会,由监察机关按照《监察法》的内在逻辑对这些犯罪行使“调查权”,实质是将监察权引入刑事诉讼,监察机关对这些职务犯罪的调查权实质是“侦查权”。按照刑事侦查一般原理,以及我国刑事司法全面法治化的推进逻辑,特别是刑事诉讼宪法化的内在要求,《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未来发展需要对监察机关“调查权”一并进行调整,要围绕“侦查权”双向落位重塑“调查权”,要做到授权与控权同时并举,进一步规范立案机制,完善侦查原则,优化侦查构造,规范侦查行为。监察侦查权的法治化,既伴随着再次修宪中检察权的适度调适,也伴随着《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相应一并修改时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权的适度拓展。

法律责任歧见剖析──与李颂银先生商榷

文章批评了“李文”对法律责任的误解，认为：“传统法理学”在法理学界并不具有明确的涵义；法律责任不是一种关系，而是一种实体，以法律责任作为构建法理学的基石范畴也存在诸多理论问题；法律责任的认定和追究权属于法定机构，而不属于其他社会主体。

从权力本源看刑事侦检关系

侦检关系是我国刑事司法程序改革面临的重要问题。检察权的本源是公诉权,侦查权是公诉权的必然发展。世界范围内的侦检关系表现出在职能分工上的相对独立性、在实际运行中的紧密合作性和在发展趋势上逐渐走向一体化等特征。我国现有的侦检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错位现象,应从侦检督导型改革出发,以侦检一体化为目标重构我国的侦检关系。

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职务犯罪牵连案件的侦查权属研究

职务犯罪侦查权当属于我国检察机关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在日常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将所专属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在其内设机构中进行具体划分。目前在检察机关内设机构中享有职务犯罪初查权或侦查权的有:反贪污贿赂、反渎职侵权、监所检察、控告申诉检察、民事行政检察五个部门。起初作如此的划分其初衷有其一定道理的,但面对职务犯罪侦查管辖权的牵连化,如何在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进行侦查管辖职能划分,是当前面对牵连案件管辖必须予以回应的问题。因此,研究检察机关内设机构侦查管辖权的权属现状与存在问题,通过追本溯源提出一些有关司法制度性建构的建议,便成当务之急了。

论职务犯罪监察调查的证据规则

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趋于深化,我国职务犯罪监察调查的证据规则逐渐确立。《监察法》《监察法实施条例》中,对职务犯罪监察调查的证据规则进行了分散式规定。相较于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监察调查的证据规则尚不完善。当前对监察证据规则的研究较为初步,尚未形成理论体系。在对《监察法》《监察法实施条例》的相关内容进行法教义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以证据能力规则与证明力规则两分来构建职务犯罪监察调查的证据规则理论体系,以期破除监察与司法衔接中的相关难题。其中,非法监察证据排除规则系监察证据能力规则的核心;而监察证据证明力规则包括对传来监察证据的限制规则、实物监察证据的鉴真规则、监察证据印证规则与口供补强规则等。

法治反腐视域下完善职务犯罪技术调查权制度研究

《监察法》中关于技术调查措施的规定,不仅是监察机关职务犯罪技术调查权的法律依据,也反映出技术调查措施在反腐败实践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技术调查权现有的制度框架还无法满足实践需求。在法治反腐视域下,为确保监察机关依法高效行使技术调查权,通过制度构造的理论分析,职务犯罪技术调查权的制度完善应从三个方面重点展开:明确以权力边界为基础的适用范围,建立以高效反腐为目标的权力配置和运行模式,构建以监察司法化为核心的监督制约机制。

涉农高校大学生海洋强国意识调查研究——以青岛农业大学为例

为了解涉农高校大学生海洋强国意识的现状,本研究以青岛农业大学为例,对该校579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50%左右的在校大学生的海洋基础知识储备欠缺,且对海洋强国战略关注不够;不同专业、性别、年级的学生在海洋强国认知上表现各不相同。文章针对涉农高校大学生海洋强国意识的现状、问题及其呈现出的不同特点,提出了四点结论与建议,以提高涉农高校大学生海洋强国意识教育的有效性。

简谈涉外项目电气设计

结合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新城项目的设计过程及一些其他援外设计项目的经验,总结涉外项目电气设计的要点,为涉外项目的电气设计提供参考依据。

简谈涉外项目电气设计

结合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新城项目的设计过程及一些其他援外设计项目的经验,总结涉外项目电气设计的要点,为涉外项目的电气设计提供参考依据。

职务犯罪调查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检视与规范治理

数字技术的应用对职务犯罪调查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表现为线索发现由被动回应转向主动检校,管辖结构由科层结构转向扁平结构,取证路径由人证依赖转向算法依赖,取证方式由空间压迫转向数据压迫。数字化转型导致职务犯罪调查程序的“权力-权利”结构面临失衡风险,表现为权利保障的重心偏离、虚化以及监察调查权力的隐性扩张与控制乏力。从指导思想上,需要将数字权力控制理念融入程序法定原则,将合理隐私期待理念切入权利保障原则,将程序效能平衡理念嵌入调查效率原则。从应对策略上,应当以多元化权利保障与规范化数字调查为导向,将人权保障重心转向隐私安全保护,探索以数据知情权为核心的隐私与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建立申诉救济机制,并统筹数据平台建设,优化管辖衔接,强化权力运行的过程控制,构建算法正当性的释明与监督机制。

外交调研的宏观分析

外交调研的宏观分析包括国际战略调研、中长期调研与国际形势调研。大战略、战略调整、战略间歇以及与之相关的战略环境、战略延续性、变化性、过渡性是国际战略调研的思维框架。在战略调研中国际格局与大国关系研究的思路既要分析国际舞台的力量结构，又要关注国际制度、规范与秩序。中长期与形势调研的基本方祛包括选题与构思、选材与取舍、形成条理化框架、提炼观点与判断等四个步骤和分析法、综合法、对比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