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

传统与现代化并非一种此疆尔界的对峙,传统为解决不同价值和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提供了思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的中国特色和独特的文化底色,使之成为反思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重要逻辑之一。“大一统”的民族观、“以民为本”的发展观、“崇德利用”的社会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等价值观念是中华民族的丰厚精神滋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价值载体,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源泉。新时代,要从澄明继承传统文化的前提基础、遵循继承传统文化的原则要求、厘清继承传统文化的核心灵魂三个维度,传承和弘扬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

牛津华人基督教会及基督教徒的特点

本文以牛津华人基督教会和基督教徒为研究对象,在调查牛津华人基督教会和基督教徒的基本情况后,重点分析牛津华人基督教徒及教会的特点。

新华侨华人与民间关系发展——以中国—新加坡民间关系为例

以新加坡的中国大陆新移民为视点,在民间关系研究的框架内,探讨和阐述了新华侨华人和跨国华人的概念特征、新华侨华人与中—新民间关系的发展、海外民间关系发展的时代价值以及民间关系的模式特征和意义。研究显示,国家关系的建立,为民间关系打开了交流和交往的正式而广泛的渠道;民间关系的良性互动,为国家关系的改善、发展和地区关系的整合,奠定了厚实的民间基础;跨国移民之于民间关系、国家关系和地区关系的多元探寻,为全球化时代的移民个人和国家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双赢互利的方向。

18世纪末-19世纪中叶吧城华人与当地民族的关系——以吧城华人公馆《公案簿》档案为中心的个案分析

在荷印殖民统治时期的吧城,华人始终是构成当地各种族居民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利用正在整理并陆续出版的吧城华人公馆《公案簿》档案的记载,并结合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对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吧城华人与当地民族的关系进行具体案例的分析,从中了解荷印殖民统治时期吧城华人与当地民族关系的真实状况。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时代阐释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并且具有不容置疑的合宪性合法性;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依法治国是治国方略,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首要环节;在新形势下,坚持三者有机统一,需要正确理解和处理加强党的领导与发挥人民代表大会作用的关系。

人神合一的圣洁之作——黄汛舫的编钟与乐队《天壇》

编钟与乐队《天壇》由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黄汛舫教授创作。该作品是为曾侯乙编钟、卢森堡小交响乐团以及东方室内乐团联合音乐会而作,其使用40枚一套的编钟与木管、铜管、打击乐器、钢琴与弦乐器组成的小型且非常规的乐队。乐曲的灵感源自曾侯乙编钟的文化启示,题材源自对先民敬神祭天仪式的遐想,也体现出中国道教与基督教文化的融合。作品借助编钟的特殊音质以及管弦乐队音响等因素,进行融合配置,以精美恢弘的构架,试图营造一个回归圣洁、敬畏天道、人神合一的音乐氛围,仿佛是祖先崇尚至大、至圣的见证。

论清代中国商人入越开发对越南社会的影响

清雍正以后开放洋禁,以广东、福建籍商人为主体的中国商人从水陆两路源源不断前往越南,他们广泛分布于越南各地,涉足越南商业、矿业的各个领域,促进了两国之间的商品流动和货币互通,成为越南税收的重要来源,并加强了两国人民的联系、文化交流和政治互动,对清代越南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文学与基督教关系研究的新收获──评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

王本朝的《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对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广泛影响的１２位作家进行分析解读，挖掘他们与基督教复杂而独特的联系，全面地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探讨基督教文化对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把这一论题推到新的学术高度，是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收获。

论“非基督教运动”对教会大学图书馆的影响

对于教会大学来说,发生于20世纪20—3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及与其联动的"收回教育权运动",是一场挣脱宗教控制走向中国化、本土化的变革。教会大学图书馆身处其中,必然会受到直接影响。我国学人从外籍人士手中接过图书馆的掌管治理权,使图书馆行政独立并直属校长,改变了以往重西轻中、种类单一的馆藏格局,开启了教会大学图书馆发展的新时期。

泰国视角的中泰两国友好关系之因探

中泰两国友好关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两国的友好交往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当前两国在政治、经贸、人文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增强,双边关系由战略性合作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新水平。中泰两国能够保持长期友好关系持续稳步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泰国的视角看,有泰国皇室领导人、泰国华人、泰国地理位置三方面的因素。

固守与突破——从日常生活的变迁看国人工作中的人际关系

按照一般思维,日常生活与工作是两个相对对立的概念(无论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但通过日常生活中人与人的交往所形成的观念和衍生的人际关系,使得两者看似对立,实则紧密相联。本文以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的理论范式为着眼点,通过历史维度的考证,来探讨日常生活诸多现象对工作中人际关系的影响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研究表明:人的种种行为及观念的确立经历了传统日常生活的深厚积淀,而在社会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又受到现代日常生活的猛烈冲击。在两者的"夹击"中,突破与固守共存,形成了中国人微妙的人际关系和复杂的人际关系网。

中国式民主的法治保障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治国是中国式民主的核心要义。中国式民主的法治实践集中表现为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展望未来,应当确立以人民享有广泛权利、人民全面参与法治建设、国家治理高效、社会和谐稳定、权力运用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法治检验标准,推进中国式民主不断发展完善。

论晚清基督教在华慈善组织与传统慈善组织

晚清教会慈善组织是中国慈善事业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份子,这些组织自成立以来就与中国传统慈善组织相互作用和影响。教会慈善组织是传教工作的代理机构,它与中国传统慈善组织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同时,它又对中国传统慈善组织有一定的补充和影响,两者对于维护当时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民风的淳化都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语境中的国家利益:基本内涵与本质特征

国家利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国家利益的基本内涵与本质特征的追问关系到对推进当代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与发展的理论基础性问题的科学回答。"何为国家利益"?学界对此见仁见智,而从那些实质性要素出发来阐述国家利益的相关系列问题才能有利于廓清它的真正意域。

“家庭农场”是中国农业的发展出路吗?

中共中央于2013年年初提出要发展"家庭农场",之后全国讨论沸沸扬扬,其中的主流意见特别强调推进家庭农场的规模化,提倡土地的大量流转,以为借此可以同时提高劳动和土地生产率。其所用的口号"家庭农场"是来自美国的修辞,背后是对美国农业的想象。本文论证,这是个不符合世界农业经济史所展示的农业现代化经济逻辑的设想,它错误地试图硬套"地多人少"的美国模式于"人多地少"的中国,错误地使用来自机器时代的经济学于农业,亟需改正。它也是对当今早已由企业型大农场主宰的美国农业经济实际的误解。美国农业现代化模式的主导逻辑是节省劳动力,而中国过去三十年来已经走出来的"劳动和资本双密集化""小而精"模式的关键则在节省土地。美国的"大而粗"模式不符合当前中国农业的实际,更不符合具有厚重传统的关于真正的小农经济家庭农场的理论洞见。中国近三十年来已经相当广泛兴起的适度规模的、"小而精"的真正家庭农场才是中国农业正确的发展道路。

唐朝胡汉互动与交融的三条线索——以墓志资料为中心

选择唐朝语境下是云偘、贺拔亮家族自北而南的转迁,吐谷浑王族自西向东进入朝廷辖内的变化,粟特人东迁内地的辗转反复这三条线索,以个案为例,该文论述了这些外来者步入汉地后其族属文化与认同发生的转型。高车族属的是云偘、贺拔亮家族将自身命运寄托拓跋政权之后,随其南下以仕职朝廷而“飞黄腾达”,又与汉地士族联姻改变了旧属文化。因吐蕃东向扩张亡国的吐谷浑王族投向唐廷后,以外族王属身份被纳入唐廷的北部防务系统,又在朝官的替换中改变了族属文化。那些群居或个体活动的粟特人及后裔,其族性文化认同因与特定地域社会的结合而呈现出不同的面相。然而无论多么复杂和多变,外来者的族属文化受唐朝国家的主宰和支配,应是这种关系的本质展现。

冲突与缓和：从英国浸礼会看近代民教关系演变

英国浸札会自1845年入华传教后，先后在浙江、山东、山西、陕西等地传教，直至1952年方撤出中国。英国浸札会在传教活动初期，因民众对基督教的敌视及民族主义的影响，导致对基督教兴趣不大，传教效果不佳。李提摩太等传教士学习中国文化，接触其他宗教人士，逐渐融入中国社会，意图实现基督教的本土化。在义和团运动中，英国浸札会也遭到严重破坏，山西有多名传教士被杀。清末民初，随着基督教对于教育、医疗事业的重视，日渐得到民众的认同，但在1922至1927年的非基督教运动中，反教浪潮再起，浸礼会教务又受到冲击，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才恢复正常。因西方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儒家文化本质上的冲突，中国民众未能从根本上接受基督教，仍将其视为“洋教”，入教者不多，基督教所谓“中华归主”的意图更是难于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