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旱关系:中华早期文明形成的农史考察——兼论历史早期的“华夏”意识

对中国农业发生、发展和中华早期文明演进的路径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某种一致性与相似性,为系统探索农业与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可能性。新石器时代农业发生以来,古代中国南北方各自形成了稻作农业和旱作农业两种带有地域性色彩的农业类型,在两种农业类型之间产生的"稻旱关系"深刻影响了早期文明进程。具体而言: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和黄河流域的旱作农业自其产生之日起便呈现出相互交流迹象,并以新石器时代晚期在秦岭-淮河一线形成了一片稻旱混作农业区为标志而达到高峰;然而,史前洪水事件与先民平治水土的活动使彼此交流互补的稻旱关系走向分异独立,与平治水土相伴而生的华夏族对苗蛮族的持续打击,则使华夏、东夷、苗蛮之间的族群界限明晰化,从而促成了历史早期"华夏"意识的初步形成。稻旱关系的分异一方面使得史前中国南北格局得以终结,另一方面促成以华夏族为首的"泛北方地区"开始形成,从而为历史早期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即稻旱关系对中华文明的形成起到了重要影响。

启、益之争与禅让的实质

尧舜禹之间的禅让以及计划中的禹与皋陶、伯益之间的禅让实际上是夷夏轮流执政,其中尧和禹代表华夏,而舜和皋陶、伯益代表东夷。启继禹位的三部曲是:先攻杀乃父选定的接班人益,抢夺王位;再召集天下诸侯于钧台,逼迫众诸侯承认自己的合法地位;最后以武力压服异己势力,巩固自身的王位。启、益之争终结了这种轮流执政方式,但并未改变夷夏融合的历史趋势。战国儒家将启、益之争曲解为"尚贤",实际上反映了"不在其位"的知识阶层对以"和平演变"方式获取权力的强烈期盼。

先秦华夏、东夷不同的鬼魂观念及其思想探源

文章重新诠释了大禹治水、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等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神话,认为它们反映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即华夷有不同的生产方式和不同的生活信念。表现在鬼魂观念上即是:基于对祖先来源的不同认识,夷、夏先民的魂化之形与魂归之处呈现出泾渭分明的两端,这反映了他们分别以鸟、鱼为人类本源,以山、水为宇宙本源的异质文化。这种文化冲突最终在对抗中走向民族大融合,且伴随着这种民族关系的变化,也呈现出龙凤相斗与龙凤呈祥的不同景象。

黄帝之前华夏与东夷初民的龙凤崇拜

龙凤崇拜作为我国突出的民族文化现象,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黄帝之前存在的图腾文化。于其时,本着各自生活的水居与山居的自然环境,华夏与东夷初民分别形成了以"龙""凤"为祖先和灵物的意识,伏羲氏与神农氏皆为感龙而生、濮阳龙图的人骑龙造型等,皆是直接依据。五帝时代黄帝乘龙上天的传说、少皞以凤至为祥瑞的事实,都是继承初民时期发展而来。作为游鱼和飞鸟之首的龙凤,与族群首领的密切联系,说明以龙凤为首领专有图腾的意识也已产生,反映了黄帝之前社会已经形成的阶级分化。图腾最初与食物来源的相关性,不仅阐发了民以食为天的基本生存哲理,还可证龙凤本来就是作为实有动物而存在的。因此,崇龙崇凤既是对出众动物的崇拜,也是对民族祖先的崇拜,还是对山水自然的崇拜,以及权利与功德的崇拜。

民族关系史中华夏文化的定位

本文对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华夏文化的定位问题,谈了相关的三个方面内容:(一)从华夏族群认同的产生和依据,可知华夏文化一开始就只把自己定位为中国疆域内各种文化中的一种;(二)汉语文献往往以华夏文化体系为本位来表达和解读他族文化,与其实际可能有一定差异;(三)安史之乱以后,非汉民族群体在中国的主导地位使华夏文化的价值如何体现成为一个难题。

东夷文化研究综述

文章对学术界近三十年来关于东夷文化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对东夷文化的内涵,史前东夷文化及其地位,东夷与华夏族、汉族的关系,上古王朝与东夷的关系等四个主要问题的研究成果作了介绍和梳理。

夷夏东西与华夏一统

中国的上古文明并非一统的局面,而呈现为夷夏东西的形势。以太行山为界,其东分布着东夷文化,是为今日以彝族为核心的西南少数民族的古代文化;其西则分布着华夏文化,也就是华夏民族的古代文化。这一事实通过文字起源和考古学研究已充分而清晰地展现出来。早期文明夷夏东西的形势至夏王朝的建立而得到改变,夏后通过确定其王朝正统文字及重定天地之中的措施,确立了华夏文明统一的宗教观与政治观。这种以地理之中及通神文字所建立的人君与至上神的固有联系,使后继王朝必须肩负起继承前朝遗产的使命,即恪守天地之中及通神的文字,这是王权合法性的根本保证。正是这一政治与宗教传统,使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而不绝。

论炎黄时代华夏族与东夷、苗蛮之融合

汉民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在汉民族形成过程中,又以华夏为主体、揉合了其他民族的因素。炎黄时代,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以中原地区为核心,通过和平与非和平的方式,进行着密切的交流与融合。同时,各部落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逐步分化出新的氏族和部落,华夏民族正是在这种膨胀与融合中逐步发展的。

夷夏之争渊源考——兼论东夷有虞氏在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贡献

夷夏之争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五帝时代。五帝时代前期,涿鹿之战揭开了夷夏纷争的序幕。五帝时代后期,尧舜、舜禹时,夷夏实力相当,表现为夷夏首领联合"执政";禹益二头"执政"十年后,夷夏联合"执政"的局面被打破,最终夏启独处天下共主的地位。有虞氏是东夷集团中最为显著的一支。在民族发展史上,有虞氏在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再论越国的族属及相关问题

先秦时期越国的族属和先秦时期环太湖和杭嘉湖平原地区的文化格局和势力变迁研究互为表里,相互印证。本文从文献记载和传说材料入手,结合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对先秦时期越国的族属问题进行了推论,并就其中涉及的文化格局和势力变迁问题提出见解:越文化的主体来自于本地的马桥文化,而马桥文化的出现和发展壮大是受到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和扶持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在江浙地区的出现根源于中原地区华夏和东夷族系的地位之争,表现就是代表东夷族系的广富林文化、代表本地土著的钱山漾类型文化和属于越族系但代表华夏集团利益的马桥文化的纷争,最终后者取代了前两者,表明了华夏集团在此地区的胜利,由此随后的越国统治者也就具有了华夏族的基础。

两周时期东夷的华夏化探讨

西周时期,随着以齐鲁为代表的华夏诸侯国在海岱地区的封建,夷夏之间的交流互动日益密切。通过两周时期夷夏间的战争、政治经济往来、通婚以及文化的交流,东夷的华夏化进程加快,至战国时期,整个海岱地区都纳入到了华夏文化圈的范畴。

“礼尚往来”还是“礼上往来”?——从跨学科对话(1939—2013)到中国人际传播的经典模式

礼物、人情与主体间关系既是社会的存在何以可能的问题,也是一个传播问题,对此曾有一场近75年的跨学科对话。可通过辩论式交谈,从中国人的亲属关系中整合出一个人际传播的基本模式:关系的亲疏远近和礼物的媒介功能由人情界定,而人情是一个动态的三重意义结构(情感联系、理性计算和道德义务)。人情作为中国的"意义之网",对应着一套"语义装置",使走动、往来与礼物馈赠成为呈现与确认意义的符号化过程,并将符号形式、文化意义与实物交换组织为一整套社会实践;人情作为"文化设计",将对等互惠的"礼尚往来"修订为差等互惠的"礼上往来",用道德义务维系长期的亲属关系,并作为基本形式影响其他关系形式,虽平淡无奇却创造了社会生活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