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满汉关系研究综述

清朝统治268年,满汉关系始终是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一条重要线索。这一线索的演变,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清朝的兴衰,而且对近代中国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本着详近略远的原则,本文将海内外研究分为四个部分加以综述。第一部分是基础研究,梳理研究史发展的基本脉络;第二部分至第四部分包括三个主题:清入关前的满汉关系研究、以八旗制度为中心的满汉关系研究、鸦片战争至辛亥时期的满汉关系研究,附带介绍民国时期满汉关系研究。为推进这项研究,结语从研究时段、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视野、史料挖掘、概念澄清等六个方面略陈己见。

清前期鲁魁山地区的治策与“汉夷”关系

滇南鲁魁山地区由于其位于滇南交通扼要且环境复杂,明清之际成为各方政治力量角逐的战略要地。清朝底定中原后为稳定全国局面、恢复发展对当地土司采取相对宽松的扶绥政策,同时也不断通过垦荒、开矿等措施鼓励中原人口向云南转移,然而鲁魁山地区土司的不断做大,劫掠客商、压榨土民,为祸一方,并最终成为阻碍清初滇南地区发展的主要力量。随后清廷经过对政策与当地实际情况的不断思考与总结,抓住当地“汉夷”、官民之间的矛盾施策,将该地区改土归流进而彻底纳入王朝掌控之中,但“汉夷”双方又在围绕盐、茶等生计而不断爆发出新的冲突,在王朝与地方的力量互动中,清廷通过镇压叛乱、遍施礼教等方式,完成当地“汉夷”格局的再平衡。

《默记》中狄青与韩琦关系考辨

韩琦与狄青分别是仁宗朝文臣武将的杰出代表,提及狄青的发迹与黯然陨落,韩琦都牵涉其中。两人交际情况在《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正史中有零散记载,宋人笔记《默记》有专门文字叙述“韩琦狄青事”,后人常以此记载认为狄青与韩琦不睦,韩琦有意打压、猜忌武将出身的狄青。但阅读其他文献,对比考证后,会发现韩琦与狄青亦师亦友、惺惺相惜,并非是简单的文士与武夫相轻相争的关系。

王甫洲电厂水文站水位流量关系单值化分析研究

王甫洲电厂水文站位于王甫洲电厂尾水渠内,研究分析汉江新集水利枢纽蓄水后对王甫洲水利枢纽电厂尾水渠的顶托影响。经过一年多的水文测验验证王甫洲电厂提供的实时水位流量数据可靠、精度较高,可作为水文站定线推流的主要依据。在排除其他外部影响因素后,在电厂发电期内,可利用其水位流量均稳定时的数据建立水位流量的单一线关系。经验证,关系线可以用于推算水文站的旬平均流量、月平均流量以及时段径流。

从制度到范式:论汉代文学与图像的经典化

汉代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和礼乐文明体系的重构,表现出迥异于前代的文化特征,进而铺就了中国两千年传统社会的浓重底色。作为当时最重要的文化形式,汉赋与汉画,彰显着时代主流文化心理、礼仪规范和审美意识的需求,形成了中国文学特定的文图关系。“制度名物,容有差殊”,名物是其表象,制度为其核心,以礼仪为纲领的名物制度对其创作起到了刚性约束,使之从题材内容到表达方式都遵从一定的规范与模式。汉赋与汉画成就为后世所承认,并在不断的创作实践中核心内容愈发突显,从而形成经典范式,并最终实现“文质彬彬”理想之达成。这种经典化的范式,对后世文学、艺术创作及文图关系转变影响深远。正确解读汉赋“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之本义,深入分析汉画“图画天地,品类群生”之内涵,是研究汉代文学、图像的前提与关键。

清至民国时期粤北瑶汉山场纠纷与政府调控

从清道光五年(1825)到民国元年(1912),连南茅田村的瑶族和连山上吉村虞氏家族围绕相邻山场所有权进行了87年的司法诉讼,期间政府进行了四次调解和判决。从这一系列案件中可以看出瑶族在买卖、继承中形成的契约合同,是官府认定山场划界和确权的主要依据;争诉过程中官方主导划定新的界址,并予以书面化,人们在这个过程中对山场的认知细化程度也就越高;政府在裁决中,逐渐采取利益平衡策略,刺激瑶汉民众加大对山林经济的开发力度,以便获取更多的税收。

兴隆水利枢纽运行后汉江下游枯水位变化及长江顶托关系调整

兴隆水利枢纽蓄水运行后,对坝下游枯水位、水位顶托关系等影响已初步显现。系统分析1970—2022年汉江下游水文站、水位站的流量与水位特征等变化。结果表明,汉江兴隆水利枢纽运行后,坝下游各站同流量的枯水位均表现为累积性下降态势,越向下游减幅越小。当汉川—汉口段和仙桃—汉口段水面比降分别低于0.020‰和0.025‰时,长江水位顶托作用显著影响汉川站及仙桃水文站的水位;当水面比降高于0.060‰和0.065‰时,长江水位顶托作用未影响汉川站水位和仙桃水文站。2013—2022年与2003—2012年相比,汉川—汉口段和仙桃—汉口段比降高于0.060‰和0.065‰的时间为增大态势,即2013—2022期间汉江和长江水情组合有利于汉江下游航道水深条件的稳定与发展。

許叔重之重當讀平聲考

許慎之字“叔重”之“重”的讀音,向來讀作去聲。通過對先秦兩漢語料的綜合分析,文章認爲“重”字當讀平聲。語音上,東漢人名謡諺四七韻腳字均同調相押,則“五經無雙許叔重”之雙、重當皆讀平聲;故訓中,漢以前未見“重”訓“慎”,而“慎”訓“重”之孤例在相關意義的語詞中,陸德明、顔師古均注爲平聲,其語義來源可能是因東漢時常用複合詞“重慎”而沾染的“慎”義,該詞中“重”也讀平聲。“慎重”一詞不見於中古漢語之前的文獻。

匈奴对两汉王朝的战争诉求

匈奴对两汉王朝的战争诉求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在匈奴强盛时期,其战争诉求是要凭借强大的骑兵逼迫汉朝承认匈奴的大国对等地位,还要勒索汉朝更多的钱财物品和公主,并形成强大的军事威慑。在匈奴由盛转衰时期,是要击败汉朝,恢复于己有利的和亲。就算不能完全击败汉军,也要把战争作为恢复和亲的筹码。而衰亡时期,则仅仅表明了匈奴的一种对抗和存在。总的来看,在国力强盛时期,匈奴的战争诉求曾大获成功,但在其他时期都并未达到目的。

男女无别:巴蜀汉画像石的浪漫表达

巴蜀地区汉画像石中的两性关系,无论图像场景表现的是公共场合还是私人空间,都展现出“男女无别”的浪漫特点。汉代巴蜀边区的地理文化属性、经济多样性的优势以及原始民俗信仰等因素使得本地区并未完全接受汉代官方的男女礼法教化。至魏晋时期,随着官方礼教的推广,巴蜀地区浪漫的两性表达逐渐消失。

出土汉画所见汉代的人鬼关系

反映人鬼关系的汉画,是汉画中的一个重要类别,内容丰富,出土数量很大,积淀着厚重的文化内涵,真实地展现了汉代的人鬼关系。在涉及人鬼关系的成因时,这些汉画所透露的,不仅仅是宗教因素的影响,更多也更重要的,还有人们从文化意涵、人生情怀、时代精神三重视界所进行的的认知、思考、解读与探索。通过这些汉画,不仅能够发现汉代鬼神观念形成过程中许多新原因,得出新论断,而且还能帮助我们修正以前对一些问题的认知,发现传世纸质文献中一些以往被忽略的问题。

中国5个人群的牙齿形态特征对比研究

牙齿形态特征具有高度遗传性,在不同地理人群中差异显著。本研究对汉族、回族、蒙古族、苗族和维吾尔族的26项牙齿形态特征进行调查分析,探讨5个人群在牙齿形态特征上的差异并据此构建群体关系。研究发现铲形门齿(SUI1)、双铲形门齿(DSUI1)、远中副嵴(DARUC)、次尖(C4UM2)、第5尖(C5UM1)、舌侧齿尖变异(PVLP1)、四尖型(C4LM2)、下次小尖(C5LM2)、转向皱纹(DWLM1)、十型沟纹(GP十LM1、GP十LM2)等特征在5个人群中差异最大,汉族的铲形门齿、双铲形门齿、远中副嵴和转向皱纹出现率较高;回族和蒙古族的舌侧齿尖变异相对偏高;苗族的十型沟纹和第5尖的出现率最高;维吾尔族的下颌四尖型高频是区别于其他4个人群的主要牙齿特征。多重对应分析揭示汉族和维吾尔族之间的关系最密切,蒙古族与回族、苗族之间的关系最近。本研究结果不仅为探讨中国各人群的起源与演化及人群间关系等问题提供理论依据,还将为今后探索人群的牙齿复杂遗传结构提供重要的牙齿人类学参考数据。

汉代君臣的楚辞接受与屈原评论——以君臣关系为视角的考察

汉代君臣是楚辞由楚地向全国传播的主要推动力量,帝王的喜好是楚辞兴盛于文坛的重要动因。汉代的王公贵胄和文臣群体都参与了楚辞的传播、结集和经典化过程。对屈原忠君思想的评价以及进退出处问题的讨论,是汉代君臣楚辞接受的重要内容。基于各自不同的身份立场和政治境遇,汉代君臣对楚辞做出了不同的评价与解读,体现了汉人在国家走向大一统中央集权过程中对君臣关系的思考。汉人对楚辞的接受与批评,成就了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

对西汉官员投降匈奴问题的初步考察

从汉朝官员投降匈奴的情况看,既有受皇帝猜忌和政治迫害而投降匈奴者,又有出使匈奴时主动投降者,也有出使匈奴遭到扣留而被迫投降者,还有兵败主动投降者或被迫投降者。尽管各类官员投降匈奴的具体原因和途径不尽相同,但都与汉匈军事实力的变化、汉朝恶劣的政治环境、匈奴单于的积极争取以及匈奴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有关。对汉朝官员投降匈奴的问题,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宜对他们全盘否定,也不宜全盘肯定。应该一方面要明确指出他们的危害,另一方面也要客观分析他们投降的背景,同时还要客观认识他们对匈奴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小尾寒羊微卫星与RAPD标记的研究

小尾寒羊是世界上具有非季节性发情和多胎特性的高繁殖率绵羊品种之一。选择 4个位于绵羊 6号染色体上且与FecB基因紧密连锁的微卫星标记 ,对小尾寒羊基因组进行PCR扩增后 ,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各等位基因片段对产羔数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 ,等位基因OarJ1A 5、OarJ1A 1 0、BM1 4 3 1 2和OarHH5 5 1 1可以作为小尾寒羊多胎位点的分子标记。从 1 0 0条随机引物中筛选出 1 8条引物 ,对小尾寒羊、大尾寒羊、洼地绵羊、滩羊等 4个绵羊品种和鲁北山羊的基因组进行扩增 ,共扩增出 1 4 6条带 ,其中 94条表现出多态性 ,占 6 4 6 % ,同时扩增出每个品种的特异性条带。采用Nei氏标准距离和NJ聚类分析对不同品种的遗传关系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 ,4个绵羊品种亲缘关系很近 。

汉匈“和亲”的本来面目是什么?

近年来,在汉代民族和亲的研究中出现了一种“新观点”,认为汉匈和亲,并“不包含婚姻的意思”,汉对匈的馈赠是经济“赔偿”、“赔款”,汉嫁女与匈并约为兄弟是“政治赔偿”。本文以大量的史实为依据,辨明了汉匈和亲中的一系列问题,认为“新观点”的谬误在于以现代国际间的和平条约简单地比附汉匈和亲。应当从历史事实出发,还汉匈和亲以本来面目。

从汉匈关系的角度探讨汉匈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变迁

本文试从民族心理学视角出发,阐释汉匈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变迁。先秦至秦汉时期,是汉匈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汉匈分别在生态—经济方式、政权体系、思想文化等方面形成不同的体系,并随着双方战争、互市、和亲等交往的深入促成了汉匈民族意识的最终形成。民族意识形成之后并非一成不变,尤其是在西汉后期开始,匈奴的经济方式、政治实体性质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并受到汉文化的深层次影响,民族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当然,汉民族意识也在这一时期随着民族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发生了变迁。

咸同之际滇、陇回汉民族关系与回民起义

由于各种原因,云南、甘肃回民起义前夕,回汉民族关系已趋紧张。起义发生后,大理政权制订并实施了平等团结的民族政策,使回汉关系基本趋于正常,对大理政权坚持长期斗争产生了巨大的作用。而甘肃回族起义中回汉关系紧张状况进一步发展,虽然各回民军领导人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但未能扭转局面,从而对起义进程产生了负面影响。这同两地起义领导人的思想认识以及两地回族社会具体发展的差异性有很大关系。

匈奴控制背景下的西域商贸

在汉王朝政治文化影响进入西域之前,匈奴曾经施行对"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的控制。《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记载,"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赋税诸国,取富给焉"。通过对西域商贸的控制取得收益,是匈奴的经济政策。在匈奴控制西域的背景下,当地商贸活动因匈奴的高压盘剥遭遇损害,却依然发挥着活跃经济和沟通文化的作用。西域商贸的正常运行和发展的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匈奴的支持和鼓励。西域"贾胡"的活跃,是上古丝绸之路贸易史进程中值得注意的景象。

从汉匈战争中认识真实的李广

在汉匈战争中,与同期的卫青、霍去病相比较,李广有勇无谋,屡为败军之将,与军功无缘,这是导致“李广难封”的根本原因。司马迁在李广传记的写作上对李广颇为褒扬,实为文笔多于史笔,这是缘于他对李广祖孙三代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以及他自身挥之不去的悲悯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