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孙子兵法》两种蒙译本关系考

成书于2500多年前的《孙子兵法》,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兵书,被誉为“兵家圣典”“武经冠冕”。它不仅是我国古代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深邃富赠、逻辑密严谨,对中国历代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和经济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代《孙子兵法》被翻译成蒙古文,且盛为流传。对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满蒙汉合璧《孙子兵法》与蒙译《孙子兵法》对勘发现,两种文本主要在增字、删字或脱文、改字、专有名词书写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但是章节排序方法以及大部分内容都相同。基于以上分析,认为蒙译《孙子兵法》来源于满蒙汉合璧《孙子兵法》。

清入关前对蒙藏地区的经略--以藏传佛教为线索

清朝建立后,逐渐确立了支持格鲁派以安蒙藏的策略,这一方略的孕育可谓始于后金时期。自后金时期始,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两任统治者以藏传佛教为纽带,逐步建立并深化与蒙藏地区的联系,进而争取到蒙藏地区势力支持,促进了清朝建立。对清入关前两位统治者运用藏传佛教与蒙藏地区建立、深化关系之过程进行分析,可说明藏传佛教在其中发挥着联系三方的纽带作用,亦可进一步了解此过程中满、蒙、藏三方各自的态度。

藏族、蒙古族、土族因素与裕固族的形成

裕固族人口不多,但历史悠久。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与周边民族,尤其是藏族、蒙古族和土族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对裕固族的形成与历史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基于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材料,本文对藏族、蒙古族和土族对裕固族形成方面的不同作用进行了研究。

蒙古家马和蒙古野马线粒体细胞色素b基因遗传多样性及系统进化分析

通过对马的线粒体细胞色素b(Cytb)基因序列的遗传变异分析,来探讨蒙古家马、蒙古野马和驴之间的亲缘关系和遗传多样性。对各类马和驴样本mtDNACytb基因进行PCR扩增和测序,运用现代分子生物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结果共检测到15个单倍型,90个突变位点,单倍型多样性(Hd)为0.9356,核苷酸多样性(Pi)为0.01022,平均核苷酸差异数(K)为8.966,各群体间的遗传多样性相差不大。系统发育树和NETwork图中每一分支都至少包含2个群体的信息。4个类型蒙古家马总体上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态性,蒙古家马与蒙古野马之间的亲缘关系较近,且出现数个分支,蒙古家马分布在各独立的进化支中,说明蒙古家马母系来源非常广泛或经过多次驯化。

13世纪蒙藏文化关系的确立及其重要意义

中国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这个多民族大家庭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蒙藏民族在元朝时的历史文化关系的确立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着重论述了元代蒙藏历史文化关系确立。

《葵花记》蒙古文译本《娜仁格日勒的故事》研究

蒙汉文学关系的研究,第一手资料的跨语言比较和考证是关键。对古代蒙古文小说《娜仁格日勒的故事》与明代戏曲《葵花记》进行逐字逐句的跨语言比较,证明《娜仁格日勒的故事》就是明代戏曲《葵花记》完整的蒙古文译本。蒙古人主要翻译了《葵花记》的对白部分,省略了词曲,并在结尾部分增加了佛教本生故事内容,从而把戏曲《葵花记》转换成了小说。

试论“燕行录”中蒙古人消极形象之成因

明清易代之际,朝鲜李朝在武力威胁之下以清朝为宗主国,但其并不以清朝为中华正统而视之。对于蒙古人,李朝之恨甚于对于满人之恨,燕行录即充分体现出了对于蒙古人之极大鄙夷。归其原因:首先,在"满蒙联姻"中,李朝人视蒙古人为满清的"帮凶"。其次,在信仰体系中,蒙古人藏传佛教信仰与李朝人儒教独尊之间存在冲突。再者,在华夷之辨观念中,向以"小中华"自居的李朝人视蒙古人为"夷"族。

和硕特部南征康区及其对川滇边藏区的影响

蒙古和硕特部南征康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大领地 ,获取更多的政治、经济利益。这一军事行动持续时间较长 ,可分为三个阶段。和硕特部击败木氏土司 ,在川滇边藏区产生了重大影响。

论元代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及其与汉文化之关系

元代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以其显赫的地位与权势,深受汉文化之影响,结交和提携了一大批汉族文人学士,召集了“天庆寺雅集”等,对元代蒙汉文化文艺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对其进行研究,在整个元代蒙汉文化关系及元代艺术史研究方面具有学术价值。

从俺答汗求茶看茶在明朝的政治地位

开展对俺答汗求茶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茶在明代的地位,进一步认识茶对明代社会结构、制度和经济的所造成的影响。明代的汉蒙关系,涉及官方的禁商与民间的通商,为了通商,蒙古人对明朝边境不停骚扰,乃至不惜发动战争,以此达到重开谈判的目的。在明代的决策者看来,茶是文化融合的推动力,是民族矛盾的调节剂,茶叶意味着文化的边界与疆域。

近代内蒙古地区民族关系研究——以土默川蒙汉民族关系为例

笔者以近代土默川地区蒙汉民族关系为例,通过对民族关系主体构成、经济形态与蒙汉民族关系、蒙汉民族文化的相融与发展等问题的分析,认为本地区民族关系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既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也受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所影响。这种历史的积淀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甚至将来,都将成为本地区各民族和谐关系的基础。

蒙古语和满语基本颜色词的比较研究

本文运用历史比较法,对蒙古语和满语基本颜色词语音、语义、组合方式以及发展演变脉络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比较分析。认为,这些词在这两种语言中语音上虽具有不同发展时期的特点,但是在语音和语义对应关系等方面却显示了深层的一致性特点。基本核心词中如此的一致现象在语言关系问题的研究中是不容忽视的材料依据。

伯颜及其诗歌散曲创作论

元代蒙古族的汉文诗歌、散曲创作,是在当时蒙汉文学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其中伯颜的汉文诗歌、散曲创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作品有鲜明的时代和民族特色,对其进行研究,对蒙古族文学、蒙汉文学关系及元代诗歌创作等的研究将有一定的帮助。

《热河日记》与“儒藏礼仪之争”——一场多民族帝国盛宴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热河日记》是清代乾隆年间关于儒佛关系的最重要的文献之一,通过对朴趾源所记录的儒佛与皇帝互动的种种细节的分析,来说明美国历史学家何伟亚关于皇帝与内亚佛教世界的礼仪冲突的看法是对乾隆年间承德的礼仪空间与秩序的误读,认为真正的礼仪冲突产生于儒家与藏传佛教之间,而冲突的根源则在于清代夷夏观念的变革和知识分子心态的复杂性。

蒙古高原黄耆属部分争议种亲缘关系的ISSR分析

采用ISSR分子标记技术对蒙古高原黄耆属属下部分争议类群的亲缘关系进行了研究。用11条ISSR引物对8个种的45份材料进行扩增,共获得条带188条,其中多态性条带178条,多态性条带百分率达94.7%。用NTSYSpc2.10e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UPGMA聚类分析,在相似性系数为0.73处,45份材料被划分为7大类群,其中,科布尔黄耆(Astragalus koburensis)与乳白花黄耆(A.galactites)聚为一支,表明前者可能仅是后者的生态型,应当处理为后者的异名;不同产区的糙叶黄耆(A.scaberrimus)和变异黄耆(A.variabilis)分别聚为一支,其各自的形态变异得以区分,但均应属于种内变异的范畴;莲山黄耆(A.leansanicus)与长管萼黄耆(A.limprichtii)分别聚为一支,支持将二者处理为两个相互独立的种。在相似性系数为0.66处,45份材料又被划分为4大类,类群的划分与黄耆属属下"组"的划分接近,但又存有差别。PCoA分析的结果与UPGMA聚类分析基本一致。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以组为单位划分黄耆属植物具有合理性,但部分组的设立以及部分种的归属仍需调整,准确地揭示黄耆属植物间的系统进化关系,还需要更多的材料采用多种分子标记方法。

贡本(塔尔寺)与蒙古人宗教信仰关系探析——以信众、活佛和寺院为视角

元明清时期,格鲁派在蒙古上层的扶持下,依托寺院、活佛、信众及属寺与供奉道场不断发展壮大。贡本(塔尔寺)地处"汉藏黄金桥"中间站,是藏、蒙、汉及其他民族相互交流的纽带,特别是贡本接纳和供奉许多蒙古活佛,与蒙古信众确立了牢靠的供施关系,并在蒙古地区创建属寺和加强与其他寺院的宗教互动,广施福泽。

清代蒙古族宗法封建关系初探

宗法封建关系是世界各国早期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家长式的从属依附关系。我国古代蒙古族是否存在这种关系 ,史学界未曾作过探讨。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 ,在分析原始资料基础上 ,探讨古代蒙古族宗法封建关系的起源和发展、清代蒙古族宗法封建关系的特点、蒙古族宗法封建关系的成因 ,很有历史意义。清代蒙古族存在宗法封建关系 ,有多方面独特的表现形态和特色 。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蒙医辨证分型与肺功能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探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蒙医辨证分型与肺功能的相关性。方法:对入组200例COPD稳定期患者进行蒙医辨证分型和肺功能检测。根据肺功能FEV1pred%分级,将患者分为四组,Ⅰ组:FEV1≥80%pred,Ⅱ组:50%≤FEV1<80%pred,Ⅲ组30%≤FEV1<50%pred,Ⅳ组FEV1<30%pred;同时辨证分为赫依偏盛型、希拉偏盛型、巴达干偏盛型。比较不同辨证分型与肺功能受损情况。结果:(1)赫依偏盛型肺功能分级主要分布在Ⅱ、Ⅲ级,希拉偏盛型为Ⅰ、Ⅱ级,巴达干偏盛型为Ⅲ、Ⅳ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希拉偏盛型弥散功能受损度较赫依偏盛型、巴达干偏盛型明显较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蒙医辨证分型可能与肺功能指标有密切的关系,一定程度上辅助临床进行辨证。

近代日本的“防共回廊”计划与蒙疆政权

蒙疆政权是日本在中国树立的一个亲日政权,其首要目的是准备对苏作战。蒙疆政权虽然肇始于内蒙古自治运动,属于中国内政,但是,由于日军的介入而演化成国际问题。日本远交近攻,与德国签订同盟条约是对苏联远东战线的牵制。日军以蒙疆为基地向西继续扩展,谋求打开进入中亚的大门,与德国会合。由此,蒙疆地区便成为日军建立从远东连接中亚,甚至到达欧洲的"防共回廊"的基地。日军将其势力扩展到内蒙西部地区,这就必然引起苏联的关注,苏军进入外蒙以示对抗并要求中共开展在内蒙的活动,这都是对于日军的一种牵制,特别是苏联还由此改善与中国国民政府的关系,签订不侵犯条约,支持中国对日抗战。

北伐期间日本的“满蒙观”与“九·一八”事变

北伐时期日本面对东北亦将被统一于中国中央政府之下的局势,出现了"满蒙放弃论"、"满蒙相对论"与"满蒙领有论"3种不同的政策主张。"满蒙放弃论"由于承认中国的民族主义觉醒、重视中国全局的经济利益而放弃了帝国主义,在近代日本对华政策史上留下了理智克己的一笔,但其力量有限未能成为主流。"满蒙相对论"虽也承认中国的民族主义觉醒并重视"经济扩张"手段,但却不能放弃帝国主义,最终沦为武力侵略者。"满蒙领有论"则奉行武力主义与强权主义,成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直接策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