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对明朝先皇宾天的礼仪回应与外交表达

朝鲜王朝建国后主动纳入明朝主导的东亚朝贡-册封体系,对明朝“至诚事大”,礼仪一遵中华正统,体现了高度的文化认同与自觉,先皇宾天服丧礼仪谨遵明朝丧礼服制。朝鲜王朝为永乐帝服丧期间,确立了“闻丧即举哀”的礼制规则,修订举哀、成服、举临、释服的基本仪注。但在后世遵行期间,为避免明朝对朝鲜获知大行消息渠道的外交误会,往往在讣告公文到达王京日才行“举哀”礼,体现了“礼仪从权”的外交考量。朝鲜王朝祭奠明帝丧礼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洪武至正统期间,朝鲜朝对明帝宾天的祭奠是草创成文与规范遵行,取法中华礼制,履行藩国义务;成化至正德期间,朝鲜朝对明帝的祭奠是流于程式、偶有敷衍,力图弱化明朝影响力,王权自主性意识增强;嘉靖至天启期间,朝鲜王朝在“宗系辩诬”和“壬辰倭乱”中获得国家利益,对明朝先帝的祭奠政治色彩浓厚,更重外交表达。朝鲜王朝对明帝的祭奠思想文化,根源于程朱理学在朝鲜朝的逐渐独尊,朝鲜朝士人视明朝为理学之正源,“士林派”在祭奠明帝宾天中的文化认同感逐渐增强,最终汇流为明清鼎革后朝鲜王朝的“小中华”意识。

明代宁夏巡抚王邦瑞所作墓志铭浅析

墓志铭在当今文学研究界逐渐受到更多关注,它所涉及的丧葬文化观念、古人生平事迹、叙事文学发展等都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与史学价值。明朝时期,政治与社会经济发展到了新阶段,墓志铭这种与社会密切联系的文体也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明代巡抚王邦瑞著有《王襄毅公集》二十卷(附录一卷),其中收录墓志铭14篇,在艺术表现上,这些墓志铭展现出求真务实、灵活多变的特点,体现了王邦瑞的文学功底与特色,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学价值。该文从创作动机和墓主身份两个角度做王邦瑞墓志铭创作考略,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王邦瑞墓志铭作品的特点,旨在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明清医病信任问题再思考

随着医疗社会史书写视角的转变,明清医病关系史渐成学界新的研究热点。现有研究根据史料中病家频繁换医现象,认为病家对医家缺少信任是中国古代医病关系的基本格局。在对史料“重新发现”的基础上,加入阶层等变量,拟对这一论断进行重新审视:这一论断并不具有代表性,中下阶层的病家对医家是颇为信任的,甚至到了唯唯听命的地步;医病关系更深层次的心理机制在于由于医学理论和疗效的不确定性,病家利用所能触及的一切机会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貂皮贸易与明末建州女真的崛起

文章主要研究了明中后期东北地区的貂皮贸易,特别是貂皮贸易的起源和发展历程,及其对明朝、朝鲜和建州女真的影响。文章通过分析历史文献,如《明英宗实录》《万历野获编》《明史》等,探讨貂皮贸易的起源和影响。研究认为,貂皮贸易不仅促进了建州女真的崛起,还对明朝和朝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转变、妥协与冲突:洪武时期中安藩属关系变迁研究

洪武时期是中安藩属关系变迁的关键时期,对明清中安藩属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明朝建立后,在藩属体系下“字小事大”等原则与现实政治中地缘安全等因素的影响下,明朝与安南在转变、妥协与冲突的交替过程中,呈现出了洪武时期“字小事大”等基本内涵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融的特点。

论吴敬梓以“师恩年谊”关系结构《儒林外史》

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科举关系中,“师恩年谊”关系影响最为深广。将《儒林外史》与《明史》中的师恩年谊加以对照、解析,会发现吴敬梓以师恩年谊关系为隐性线索,完成了对小说叙述动力的创变,其意义在于实现了小说人物大范围、高频率的空间转换,使小说结构呈现出看似散漫实则严整的状貌。同时,创立了一种不同于《明史·儒林传》的书写方式。既体现了科举关系在明代的发展实况和社会影响,也反映了吴敬梓根据现实见闻为儒林写外史的创作初心,用讽刺书写有效补充了正史之不足。

协作与博弈:明代土流共治下的土流关系

明统治者在土司区治理中实行了土流共治的管理体制。土流共治下的土流关系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布政司府州县、都司卫所与土司间的土流政区互辖关系,二是布政司府州县、都司卫所、土司衙门内部的土流官员并设关系,三是土司身兼土官职衔和布政司府州县、都司卫所职衔的土流兼职关系。土流共治下的土流关系呈现出既协作施政又彼此博弈的特点。一方面,土流虽有主从之别,但二者各司其职,协作施政;另一方面,因土流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二者又存在着纷争和博弈。

明代士人的秩序追求与探索心态——以灾害解读为视角

灾害是传统的政治文化符号,常被明人借之以解读政治社会秩序和人与自然关系。明代士人对各类灾害的解读,表达了他们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与无奈情绪,也寄托了调整合理的政治秩序、维护儒家传统道德秩序和构建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等多种内心夙愿。以灾为镜像的时代认知方式,不仅为明人积极诠释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提供展现平台,还推进了对人性论的阐发和思考进程。

晚明钦州边防武官邓钟的《安南图志》及其安南认知

《安南图志》是一部稀见明代安南交通图志。此书由时任广东副总兵的邓钟编写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爆发的钦州之乱中,内容包括安南简况、往来安南海上航路和相关航海技术信息等。此书记录翔实准确,呈现了明代海疆驻防武官对安南相关问题较高的认识水平,也记录了他们对明朝与安南关系跟一般文臣有所不同的看法。邓钟对安南的认知既来源于早年师承和交游关系,更得自在沿海边疆长期应对安南侵扰的亲身体验。其经历和观点在晚明钦州等地的边疆守官和武将群体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对这一稀见文献的考察,或有助于学界补充和拓展对明与安南关系的研究。

洪武时期朝鲜交通明藩王述略

1392年,李成桂废高丽幼主,自立为王,建立朝鲜王朝。随之朝鲜使臣来华,频繁接触与之接壤或邻近的明朝辽、宁、燕、齐诸王,打探辽东及明廷情报,以达到政治、军事目的。这种交往有违“人臣无私交”的儒家礼制原则,也加重了明太祖对朝鲜的猜疑与不满。永乐年间,因为李芳远为王子时曾在北京拜见过燕王朱棣,两国关系终于得以正常发展。

明代雅乐曲辞关系考论——以李之藻《頖宫礼乐疏》为中心

作为音乐本体的雅乐和作为歌辞的乐章,共同构成了明代典礼仪式中的功能性用乐,明代的雅乐乐章因此具备音乐文学的特质。长期以来,学界将明代雅乐的曲辞关系等同于一字一音,这与明人论述雅乐有所偏差,也不尽符合明代雅乐谱所标记的音乐状况。《頖宫礼乐疏》为儒学生员等初学者而作,以明代神乐观演奏的雅乐为依据,较之律吕字谱展现了更多的音乐信息,其目的正在于将国家雅乐相对规范、细致地传承到州县一级。就其中记载所见,丁祭雅乐歌辞的单字演唱以琴瑟十三字操缦法作为节奏方法,乐句之中也有相对稳定的曲辞配合关系,单字和乐句均呈现出音乐本身的丰富性。随着礼学复兴与礼乐教学需求的增加,明代雅乐谱逐渐向标记清晰、通俗的趋势发展,探究相关乐谱,不仅有利于明清雅乐的探索与还原,也为明代文学的歌与诗、声与辞等问题提供了新的切入角度。

明清时期河北平原城镇城水关系分析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雄安新区等重要规划着重强调传承中华传统营城理念、应用平原建城方法,开展京津冀地区的历史城镇研究意义重大。本文在既有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对27处明清时期的河北平原城镇城址开展研究,借鉴“攻位于”的选址理念分析其城水空间关系,总结出水绕城、水含城、城面水、城依水四种城水空间类型。在此基础上考察水系与城池的空间形态,参照“天圆地方”的概念内涵,提出以环抱水系为圆确定中心点、以街坊单元位模数确定城址规模的规划方法及其所形成的外圆内方空间模型。借鉴历史城镇的城水关系和规划理念,进一步提出应用于现代城水关系塑造的若干原则。

从“兴灭继绝”到“郡县其地”——论明太宗安南政策的连续性

永乐初,明太宗册封胡汉苍为安南国王,双方藩属关系得以维系。但此过程中,安南不断侵扰边地、攻占明朝其他藩属国,违背了明朝所主导的藩属体系下“字小事大”“保藩固圉”等原则及交邻政策,最终以陈天平事件为导火索,明太宗则决定以“兴灭继绝”的方式重立陈氏。胡汉苍截杀陈天平后,明太宗派兵征讨安南,并“郡县其地”,将其直接纳入明朝的统治范围。无论“兴灭继绝”还是“郡县其地”,都体现了明太宗对安南政策的连续性,以及藩属体系演进过程中原则性与灵活性相融的特点。

毛乌素沙地历史沙漠化过程与人地关系

通过对毛乌素沙地东南缘的一处沉积剖面的粒度分析,揭示该区历史时期的环境变化过程。结果表明:毛乌素沙地历史时期环境一直处于退化之中,主要经历唐中后期和明后期的两次沙漠活化过程。剖面记录的这两次沙漠化与历史文献及考古发现可以相互印证,因此剖面结果对阐释历史文献的记载具有很好的补充作用,同时历史文献也验证了剖面结果的可信性。这两次沙漠活化使毛乌素沙地环境严重退化,尤其是明代后期发生的沙漠化是形成现代地表景观的主要原因。由于此次沙漠化过程与气候过程不一致,因此明末至今的沙漠化与人类活动相关。

基于关联规则分析明清古籍中疫病文献的药-症关系

目的分析明清两代15本医籍、医案、医话中660例疫病诊疗的方药特色及药症关系。方法基于关联规则挖掘。结果在单味药及药对与症状之间均发现了一些有意义的关联关系。显示疫病总属热邪为患,易伤及营血、易耗伤气阴。治疗以清热为大法,主用清热药。急证清心醒神,善用开窍药。后期补虚扶正,重用补益药。清热药物中,清气分热药最多,清热凉血药次之,解表药常常随症加减,说明"入营犹可透热转气"的理论在疫病的治疗中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结论数据挖掘的结果与中医疫病的治法及用药基本相符,能初步揭示明清医家对疫病诊疗的学术思想及治疫经验。

明清徽州分家阄书与民间继承关系

分家阄书系诸子均分制度下民间家产分析所订立的格式契约文书。分家意味着分房。分家析产之后,财产上的众存共业颇为常见,法权上的分析而不另立户籍普遍存在,产业交易上的亲邻优先权相沿成俗,明清徽州民间个体家庭之间只是相对意义上的独立,家户间往往虽分犹合。并且,明清徽州民间存在女承父产乃至诸女均分家产等分家模式。分家析产不断孕育家庭这一基本形态,对于不同层次的宗族经济来说,具有潜在的瓦解作用。

莫登庸事件与明代中越关系的新模式

明嘉靖六年,安南王国大臣莫登庸篡夺王位,改元"明德"。此事件严重冲击明、安关系,使宗主国明朝政府陷入邦交危机。明朝朝野对此事处理的意见严重分歧,"征讨"与"招抚"之争,反复多次,最终采用两广地方大臣的意见,在军事威逼下,迫使莫登庸前来归顺,并授予莫登庸相当于二品的"都统使"官衔,以一种新的形式发展明、安关系,使安南在理论成为明朝辖理的特区。

一衣带水 异邦华服——从《明实录》朝鲜赐服看明朝与朝鲜服饰外交

《明实录》是官修有明一代的历朝实录,这部记录国家朝章政务的重要文献,记载有明朝与朝鲜王朝服饰往来条目五百余项,这些记录中的相关事件、服装品类与名称是进行明代纺织服装史研究的一手文献,极具史料价值。本文梳理了《明实录》中明廷赐给朝鲜的服饰(含衣料)情况,藉此探问史料背后的两国"服饰外交",解读明朝对外藩朝鲜服饰外交的礼仪规格,以及朝鲜对属国明朝服饰的接纳程度。

论事大主义与朝鲜王朝对明关系

事大主义是儒家一种外交理念 ,是小国保存自身、应对大国的策略。它发端于东周 ,广泛存在于古代的儒家文化圈之内。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王朝中亦存在于分裂时期诸政权之间、周边藩国与中央王朝之间。而在朝鲜半岛与中原王朝交往中尤其重要。朝鲜王朝高举事大主义的大旗 ,诚心事奉明朝。形式上它依从儒家礼仪制度 ,奉行朝贡之策 ;思想上归依中华。朝鲜对明朝行事大之礼 ,明朝则对朝鲜采“字小”之策。维护朝鲜的利益不受侵犯 ,是壬辰战争时期明朝出兵援朝抗倭的原动力。正因为朝鲜对明朝采取慕华、事大之策 。

众存产业与明清徽州宗族社会

众存产业是众存公有与房派份额互为前提的业态形式,系宗族内部以房派为主体的血缘性和水平性结合,属于前组织化的产业形态,主要依靠契约关系予以维系。明中期以前,众存产业和众存关系是传统徽州宗族经济和宗族关系的原始体现。明中期以后,众存产业是徽州宗族实体形成乃至发展壮大的现实经济基础。明清徽州民间众存关系的发生具有深厚的社会学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