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至民国时期粤北瑶汉山场纠纷与政府调控

从清道光五年(1825)到民国元年(1912),连南茅田村的瑶族和连山上吉村虞氏家族围绕相邻山场所有权进行了87年的司法诉讼,期间政府进行了四次调解和判决。从这一系列案件中可以看出瑶族在买卖、继承中形成的契约合同,是官府认定山场划界和确权的主要依据;争诉过程中官方主导划定新的界址,并予以书面化,人们在这个过程中对山场的认知细化程度也就越高;政府在裁决中,逐渐采取利益平衡策略,刺激瑶汉民众加大对山林经济的开发力度,以便获取更多的税收。

泛血缘文化中的吏民关系——以汉代循吏为考察中心

汉代循吏的可贵之处,不仅体现在富民、教民与理讼这些现实层面,更体现在他们对自身伦理角色的正确定位以及对吏民关系的不断调整上。他们致力于在民众中树立孝义礼让等价值观念,追求伦理和谐,从而使社会良性运转。这样的吏民关系呈现出泛血缘文化的特征。

秦汉时期的汉越民族关系

秦汉时期中国南方民族关系的主要方面是汉越民族关系,由于大汉族主义思想膨胀和越民族上层贵族中民族主义思想的抬头,所以汉越民族关系常以矛盾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但这种冲突在客观上起到了加强汉越民族交往,促进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作用。

东汉时期西部边疆汉羌民族关系述论

东汉时期,汉与匈奴不再是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分布在凉州刺史部各郡的羌人,与朝廷不断出现矛盾冲突,汉羌民族关系成为东汉王朝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汉羌之间的矛盾冲突,给东汉社会发展造成很大的的危害和损失。产生汉羌民族矛盾的主要原因,是东汉政府没有认真理解羌人的社会文化和民族特性,护羌校尉绝大多数官员在具体治理羌人的过程中采取以武力治理为主的措施。

女书歌谣中的女性形象

女书是一种独特的女性文字,女书作品大多是诗体唱本。在这些作品中,出现了个性鲜明的女子形象,众多的女性形象构成了女书中江永女性的整体风貌。这些女性性格特点的形成与江永长期受到儒家文化的浸润及其瑶汉杂居的环境有关。

金秀大瑶山瑶汉民族关系史论

瑶族维持自尊身份和文化特质的族群行动对立着汉族统治者治国的行为,使抗争成为瑶汉历史民族关系的重要特征。抗争的失败和自由生境的丧失,瑶族逐渐流变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成员。新时期,两族相互采借先进文化,形构起和谐友好的新型民族关系。

汉代黄老政治道义观的历史阐扬——《淮南子》君臣民关系论及其思想特色

着眼于秦汉大一统政治发展,《淮南子》对君、臣、民之间复杂的政治关系有着深刻独到的反思认识。以批判"亡秦之失"为基点,《淮南子》从制度、利益、情感及道义等方面深入探讨,力求为西汉统治阶层阐发和提供一种更为理想的"君臣民关系论"。《淮南子》的这种理论思考,始终凸显出强烈的"义政"理念与"民本"精神,并在西汉大一统条件下,既对先秦古典"公天下"思想作出展现自身黄老特色的时代回应,也委曲表达出渴求王国自治,期待开明专制的皇权政治的深层意图。《淮南子》"君臣民关系论"是汉代黄老极具代表性的理论成果,充分反映出西汉前期统治阶层在治国实践及经验上的理性成熟。

民族和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以陕鄂交界地区回汉民族关系为例

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民族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回汉民族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本文试通过对陕鄂交界地区回汉民族关系历史与现状的调查与分析,说明民族和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

安钦呼图克图与民国时期汉藏关系研究

民国时期,扎什伦布寺格西安钦呼图克图在内地倡办并参与启建时轮金刚法会,前往汉地佛教团体和寺院讲授格鲁派历史与显密经典,后经由汉地僧侣和居士弟子翻译刊行,传承影响至今;与太虚法师共同参与组建佛教同愿会,推进汉藏两地佛学交流研究与文化联系。安钦呼图克图先后两次往返西藏与内地之间商讨九世班禅返藏问题,转告中央政府的涉藏政策及西藏地方政府的意见立场,国民政府封授其“普静禅师”名号。安钦呼图克图以非官方身份弘法讲经沟通汉藏文化,为汉藏双方意见立场的直接表达奔走往返两地之间,成为民国时期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共同依托的僧侣使者。

再论晚清云南、甘肃回民起义的社会历史背景

晚清咸同之际的回民起义是在传统社会面临转型使命却又背负着巨大的人口压力的背景下发生的 ,是当时西部各种社会矛盾综合作用的产物。本文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 ,从比较研究的角度 ,认为清初以来的云南、甘肃回族社会 ,在文化同一性的前提下 ,基于具体的社会环境不同 ,其发展历程及指向不尽一致 ;清政府在甘肃、云南的统治政策使上述指向的差异更加明显 ;回民起义前 ,云南、甘肃两地回族与汉族的关系日形紧张 ,矛盾的一面日渐发展。所有这些 ,都不同程度的作用于回民起义 ,使云南。

相依共存的关系——民国时期桂东北瑶汉经济关系初探

汉族和瑶族是桂东北的两大民族,自隋唐以来,两族就毗邻或交错杂居,经济文化上有着密切联系,民国时期两族交往进一步加深。从探析桂东北瑶汉民族的来源及分布出发,概述了民国时期两族的经济关系,认为桂东北瑶汉民族有着广泛的经济交往和频繁的商贸活动,这对两族尤其是瑶族的经济生产和社会发展,对增进瑶汉民族间的了解,加强瑶汉民族团结等起到了重要作用。

王安石早年的儒家政治理想

在王安石早年的政治理想中,他选择继承韩孟遗志,体现在他诗文中所阐发的"兴遗教,振儒道"的儒士情怀。在登第入仕后,他孜孜以进不断地迈向儒家"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在向宋朝最高统治者的建言中,不断申述"二帝三王之用心",以求"国家太平"之治,这正是他早年欲为稷契的儒家担当情怀的自然逻辑。

塔勒德镇汉、哈、维三族关系比较调查与试分析

塔勒德镇是新疆伊犁一个多民族聚居的乡镇,主要居民为哈萨克族、汉族、维吾尔族等民族。文章结合田野调查资料,通过对民族意识、文化整合、民族平等观及异族交友、通婚等四个变量进行分析,认为伊犁乡镇民族关系呈良性发展趋势。

平地瑶与汉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南岭走廊民族关系研究之一

南岭走廊自古以来就是中原进入岭南的重要通道,历史上不断有中原汉人和瑶人迁入,成为汉族与瑶族杂居地区。宋元时期即定居于此的瑶族,由于封建政府的镇压和招抚,他们走出深山,定居于丘陵谷地,成为耕田地、纳租税的"良徭""熟徭",即现在的平地瑶、民瑶。后来迁入的一些汉人,为了避徭役投入瑶籍,还有一些汉人因为长期与瑶族杂居,互通婚姻,逐渐融入瑶族当中,成为平地瑶、民瑶的一部分。平地瑶和汉族共同生活在南岭走廊地区,长期杂居在一起,两者既有社会交往,又有经济技术交流,还有民族文化和民族血统的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关系十分密切。

清代内务府汉人与满汉融合

清代内务府汉人来自汉族,数量庞大,隶属内务府,拥有旗籍,地位高于民人。内务府汉人本身随着入旗渠道不同,身份和地位随着历史演进还有差异和变化。内务府汉人因为法律身份和经济地位等原因,其民族认同和族群文化在有清一代尤其是晚清至新中国成立后呈现出反复和多样的变化特征,与此对应的是满族文化也呈现类似的变化,二者从互相影响到趋向融为一体。

桂西壮、汉、瑶互嵌式居住空间的变迁

碑文记录了瑶族和壮族进入田林县浪平镇平山屯的时间与地点,口述史材料反映壮、汉、瑶三个民族接触交往之过程,两种文献共同反映了平山屯三个民族关系变化的历史。瑶族最早在清朝以前就进入平山屯,以岑氏为代表的壮族进入平山后凭借强大家族背景展现了较大的影响力;明清之际躲避战乱从云贵川地区南下广西的汉族,起初定居于周围石山地区,后凭借文化和生产技术上的优势经营多年逐步站稳脚跟;改革开放以后,三族关系趋于平缓,逐渐发展为共同繁荣的命运共同体。

田汉与北京人艺的互动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田汉与北京人艺的互动成为作家(诗)与剧院(剧)合作的范本。具体来说,田汉对北京人艺剧目建设及其演剧风格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北京人艺艺术家们亦为田汉戏剧创作提供良好的写作建议,对其剧本的修改和完善功不可没,其超越时空的舞台演出使田汉戏剧获得了不朽的艺术生命。

唐代碑志所见非汉民族姚秦余宗南徙实证及其士族化

南北朝时期羌族姚苌家族在五胡十六国多权争霸的历史潮流中建立了后秦政权(又称姚秦),短短三十四载灭于南朝刘裕政权,末代帝王姚泓被带至建康斩首,其他姚氏余宗则被迫南徙,迁于江南。但其余宗所迁具体为何地,因各类史传未详实记载,成为盲点。文章以明确为羌姚后裔的陕西西安市郊近年出土《姚承珇墓志》为中心,结合已经出土的多通唐代羌姚人物墓志,联系史志,为南徙姚秦余宗找到了证据,认为所迁之地就是吴兴郡(今浙江省湖州区),并且论证了吴兴羌姚余宗在唐代的发展,为扩展研究羌族的领域、推动羌族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材料。

高斌与江南汉人交往考述

高斌是乾隆朝著名河臣,历仕康、雍、乾三朝,供职内廷与部院。其在江南为官时间最长,常与江南汉人诗文唱和,关系密切。高斌与江南汉人交往密切,推动江南地方满汉文化交融,因此,成为满汉文化融合的典范,亦是陶融江南地方满汉关系最有力的推进者。

唐朝胡汉互动与交融的三条线索——以墓志资料为中心

选择唐朝语境下是云偘、贺拔亮家族自北而南的转迁,吐谷浑王族自西向东进入朝廷辖内的变化,粟特人东迁内地的辗转反复这三条线索,以个案为例,该文论述了这些外来者步入汉地后其族属文化与认同发生的转型。高车族属的是云偘、贺拔亮家族将自身命运寄托拓跋政权之后,随其南下以仕职朝廷而“飞黄腾达”,又与汉地士族联姻改变了旧属文化。因吐蕃东向扩张亡国的吐谷浑王族投向唐廷后,以外族王属身份被纳入唐廷的北部防务系统,又在朝官的替换中改变了族属文化。那些群居或个体活动的粟特人及后裔,其族性文化认同因与特定地域社会的结合而呈现出不同的面相。然而无论多么复杂和多变,外来者的族属文化受唐朝国家的主宰和支配,应是这种关系的本质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