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治理视域下的高中生涯教育数字化转型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考试招生制度的改革,学生及家长对高中生涯教育的需求与日俱增,但当前高中生涯教育面临教师队伍短缺、教学方法单一、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等突出矛盾。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探索构建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高中生涯教育课程教学组织形态,推进高中生涯教育从单一的学校供给向学校与社会相结合的供给方式转变,是破解当前高中生涯教育面临的主要矛盾的有效途径。高中生涯教育数字化转型需多方协同:政府行政部门要梳理、整合和规范高中生涯教育课程教学内容体系;教育平台要推进高中生涯教育教学资源共建共享,开发与建设高中生涯教育在线课程资源;高中学校要创新高中生涯教育课程教学组织形态,构建需求导向的个性化的高中生涯教育指导与服务体系。转变传统的高中生涯教育管理模式,建设专兼结合的高中生涯教育教师队伍,提升高中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是高中生涯教育数字化转型落地的关键。

数智时代学校变革的意蕴、图景与治理路径

当前,人类文明正在经历数智化变迁,属于人类的数智时代已然到来。数智化变迁引发了学校教育的深刻变革。这一变革是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组成,是实现教育公平理想的有力举措,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行动保障,也是服务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历史选择。在学校变革的进程中,逐渐呈现出以虚实交融的办学空间、与时偕行的理念技术、科学智能的治理模式等为主要表征的未来图景,显现出智能个性化、泛在生态化、交互合作化等变革特点。与此同时,学校变革的目标导向以人类本体为核心,更为注重人本化的育人取向、深度化的真实学习和创新力的激活培养。当然,学校变革既是局域性变革,也是全域性变革,旨在满足以空间性需求、功能性需求和技术性需求为代表的基本需求,确保变革稳步推进、切实有效。为实现学校变革的应然样态,学校教育亟须改进治理能力,提升治理效能,深化学校变革治理路径研究,包括加强未来学校研究以强化变革意识、融合数字技术以规范学校治理机制、整合多元主体以完善治理组织构成、健全防范体系以化解技术治理风险等。

俄罗斯学校数字化成熟度评估的价值解读、路径解构与经验反思——基于对“教育机构数字化转型监测”项目的分析

学校数字化成熟度评估是检视教育机构数字化转型进程和效果的重要依据。俄罗斯通过“教育机构数字化转型监测”项目对本国中小学校的数字化成熟度进行周期性评估。通过文献分析发现,该项目具有服务国家数字化战略、促进教育治理专业化和探索转型监测程序与方法的三重价值。项目以学校数字化成熟度评估为目标,采用国家主导、需求导向的科学化路径,形成“描述-诊断-提出分层治理建议”的结果反馈机制。项目在取得预期效果的同时存在教育包容性和民主性考量不足等问题。我国相关评估应秉持育人本位、促进公平的价值初衷,坚持需求导向、规范评估过程;加强国家教育评估能力和制度建设,警惕极端科学主义和循证治理模式不当运用带来的教育发展为证据论问题。

回到教育未来: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逻辑向度

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以人的发展为逻辑原点的一场超越数字技术本身而融合多维视域的系统性变革。在教育本体层面,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遵循教育功能融合变异的价值逻辑、人—技共生的认识逻辑和学校教育新生态重塑的实践逻辑。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具体表现为从主体间性到他者性的教育主体之变、从静态统一到动态定制的教育内容之变、从预设程式到智慧学习的教育过程之变、从主观经验到数据循证的教育评价之变。推进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始终朝向人的发展而变革,需要坚守技术与人文的理性边界,持存技术向善、以人为本的教育立场;耦合现实世界与虚拟空间,构建促进学生意义生成的多维在场空间;平衡混沌模糊与秩序生成,打造以学校为中心的数字治理生态系统。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乡村学校治理:机遇、挑战与实施进路

推进乡村学校治理数字化转型是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关键一步。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乡村学校治理在技术、制度、组织、决策上面临新的机遇,具体表现为从“技术治理”到“治理技术”、从权威式管理转向公正性治理、从科层制结构转向扁平化网络结构、从经验式决策转向证据驱动式决策。然而,乡村学校治理面临诸多困境,如数据导向下乡村教育的育人价值迷失、乡村学校治理的“数字秩序”亟待建立、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组织保障缺位、智能化决策责任与问责主体难以判定等。因此,应通过增强数字化决策过程透明度,厘清治理主体的责任边界与行动框架;以育人价值引领技术整合,保障技术赋能学校治理的方向与流程;聚焦数字化转型愿景规划与调整,助推乡村学校精准自治与特色发展;破除数字化认知障碍与数据壁垒,提升学校组织数字化治理能力等策略提升乡村学校治理。

“三螺旋”理论在法学专业“双创”教育内涵式发展中的应用

基于“三螺旋”理论及法学专业“双创”教育内涵式发展中政企校关系的三螺旋模型,分析政府、企业、学校的职能定位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优化三螺旋合作关系策略:即政府促进合作的凝聚力,企业激发合作的生命力,学校增强合作的吸引力。

政府与学校变革关系的类型研究

政府与学校变革关系是现阶段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议题。从凸显政府与学校双方主体性的角度可以把学校变革划分政府主导型学校变革、学校主导型变革和多元交互型学校变革三种类型。基于对它们的内涵透视和理论分析能够看出,这三种类型不能随意归类到优劣中差之等,要想处理好政府与学校变革关系,必须妥善处理好"外塑"和"内生"的内在紧张。

政府与学校变革关系的三个理论问题

政府与学校变革关系是当前完善教育管理体制的关键问题。政府管理学校变革的职能转变、学校进行教育变革的职责确立以及学校变革中新型政校关系形态创生是探讨我国政府与学校变革逻辑和实践关系的三个维度。其中,职能转变包括从国家管理到公共治理、从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从全能型政府到有限型政府;职责确立包括有条件的自主获得、无条件的政府监督;新型政校关系形态包括委托管理模式、多元交互模式、教育议事会模式。

论在线教学对学校教育的再造

网络与人工智能正在改变世界,也在深刻地改造着教育。在线教学成为一种新的教学方式,影响着学校教育的方方面面。以在线教学为视角,探讨信息化对学校教育的现代化改造,有助于实质性地研究网络技术对教育产生的深层影响。在线教学推动教师、学生和学校角色不断改变,教师正在由讲授者被改造成学习辅导员,学生被改造成主动的学习者,学校被改造成学习辅导站。相应地,师生构成的课堂与学校治理也随之发生变化,在线课堂在师生关系、时空结构与课堂资源等方面皆须予以重构。学校治理必须适应信息化、智能化社会的趋势而加速变革,在组织关系、组织元素、组织技术等方面进行重构,学校的适应性与竞争力才能增强。

政府与民办学校合作关系的构建——以政府购买教育服务为例

政府与民办学校合作关系是指政府基于尊重民办学校自主权、维护民办学校公共性,承担民办教育财政责任而与民办学校形成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生产和提供教育服务的新型权利义务关系。政府购买教育服务则是构建政府与民办学校合作关系的主要实现方式。就我国而言,政府向民办教育机构购买公共服务的主要方式有两种,即合同制和直接资助制。政府向民办学校购买教育服务,建立与民办学校的合作关系,将引发政府与民办学校法律关系的深刻变化。

建国以来我国政府与学校变革关系历史嬗变

政府与学校变革关系是现阶段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议题。建国以来我国政府与学校变革关系历史嬗变共分为四个阶段。1949-1965年:政府与学校变革关系的萌发阶段;1966-1976年:政府与学校变革关系的混乱阶段;1978-2001年:政府与学校变革关系的恢复和改革阶段;2002-2010年:政府与学校变革关系的深化和反思阶段。

教育中介组织失灵及制度变革

在我国,教育中介组织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是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和制度选择的结果。但在新的发展形势下,教育中介组织也出现了失灵的现象。教育这一组织系统要获得多元动力,需要通过制度变革,在重构教育中介组织与政府之间伙伴型关系的基础上,通过规则激励和资源创新调动教育中介组织参与教育发展的内在积极性,进而形成政府、教育中介组织和学校之间的良好主体间性。

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中小学教学治理的框架与路径

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推进教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小学聚焦全面深化教育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本研究基于文献分析,梳理了中小学教学治理的基本特征,以活动理论为依据,从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方法三方面构建了中小学教学治理框架:以发展学生核心素养为导向,以教师、学生、家长、管理者、教研员等作为治理主体,遵循一定的制度规范,使用教育云平台及平台上汇聚的教育数据,从课程建设、教学、教研等方面协同,开展科学、精准的治理。基于框架,针对中小学教学治理中的问题,从更新治理主体的治理理念、以学生核心素养培养为导向聚焦数字化教学创新、促进教育云平台和教育大数据的应用等三方面提出了治理路径。

中国教育改革中的地方生存与生产

某种程度上,"地方"在中国教育改革中的角色是最尴尬也是最难扮演的。教育改革在"地方"层面的生存与生产,可能影响或改变整个教育改革的预先设计、实际进程和阶段性结局。关于中国教育改革中地方的生存和生产应着重关注三个问题:一是地方如何通过时间的"中"智慧、空间的"中"智慧和行动的"中"智慧,履行上通下达的改革运作逻辑;二是地方如何借助改革情面的"给"与"取",寻找"在一起"的感觉,完成改革情感的集体感染与建构;三是地方如何在以为是却并非是、以为有却并非有、以为得却并非得的诸多不确定中,博弈地方与国家、地方与学校的利益关系和格局重组。

教师教育U-G-S合作模式的实践研究——以南昌师范学院校地教育合作为例

师范院校与中小学校“本是同根生”,在中小学教师培养问题上有共同的使命和担当,应避免彼此隔膜、疏离的情形。在地方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的支持下,全面、深入推进合作,通过U-G-S合作机制的建立,师范院校与中小学校“共研课题,共磨课堂,共育团队,共搭平台,共炼成果,共推教研,共培特色”,实现“双赢”:提升师范院校学科教学论教师队伍的实践素养,提高师范生的培养质量;提高中小学校整体办学品质,提升中小学教师的理论功底和教研、教科研素养。为此,院校地教育合作应以情感为纽带,以平等交往为准则,建立价值认同,尊重彼此关切,建立并完善U-G-S合作机制的维护体系。

西方国家教育重建运动的审视与启示

西方国家教育重建运动改革的核心是分权、放权以及将市场成分引入教育领域,重点是打破国家对教育的垄断和分解集权化的教育管理体制,以提高学校效能。它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造成了学校内部出现新的集权、教师的职业特性被削弱及教育不公平等负面效应,为我国当前教育分权改革提供了诸多启示:教育分权改革必须根植于中国国情,且不可移植或复制域外经验;教育分权与集权可以并行不悖,二者之间应建立一种调适机制;创新教育管理体制和机制,厘清政府与学校之间关系;推行清单管理方式;创新学校内部管理制度,确保权力在学校内部再分配;提升政府和学校的治理能力。

北洋政府时期教育官员对美国学校体育的考察

北洋政府时期,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再次经历了历史转型,即主要由原来模仿日本而转向全面学习美国,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最后整个中国近代体育的完成。本文在阅读大量北洋政府时期教育官员考察报告和演讲资料的基础上,就他们对美国学校体育考察的背景、内容、影响3个方面展开初步讨论。当时教育部门官派人员对美国学校体育的考察,加快和促进了中国学校体育的历史转型,其中包括学校体育思想的转变、课程内容的增加、对体育理论知识的重视和加强以及注重运动员体育道德的培育。

产业结构转型与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基于对美国、德国、日本、中国的比较分析

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不只是教育问题,而且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应该跳出教育视域寻找其逻辑起点。职业教育办学模式主要涉及三对关系范畴:一是不同办学主体的协作配合;二是不同办学层次之间的内部衔接;三是职业教育产学关系的构建。回顾美国、德国、日本、中国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形成历程,可以发现,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是职业教育与产业结构互动的产物,产业结构转型是推动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的直接动力。当前,在中国产业结构转型背景下,技能短缺问题日益突出,需要采取创新职业教育办学形式,明确办学主体角色定位,提升职业教育学历层次,强化职业教育课程衔接,重构产学合作国家框架,培育企业校企合作意识等措施,深化以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核心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

创新创业教育视角下校企合作关系管理研究

针对目前校企合作流于形式、效能低下,合作关系十分脆弱、难以持续,其有效性也被质疑的问题,以校企合作关系管理研究为视角,基于过程性思考,从资源基础观、社会逻辑观和新制度组织理论的角度对校企合作形成的动因进行分析;据此,进一步剖析和探究校企合作关系陷入困境的缘由,为有效提高创新创业教育校企合作提供参考。

智能教育产品“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生态构建研究

智能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将智能教育产品推到了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最前端,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历史使命。然而,智能教育产品的研发与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其“政产学研用”分离的现状严重限制了智能产品应用成效的发挥。鉴于此,提出要推动智能教育产品的“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以此破解智能教育产品应用的现实困境,推动智能教育产品的常态应用,打造智能教育产品的健康业态,从而助推教育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面向智能教育产品的“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模型,指出其核心目标是实现政府、企业、学校、科研单位、用户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发力、优势互补,强化政府部门的引导作用,协调多元主体推动智能产品协同创新;强化教育企业的支撑作用,以优质产品的供给赋能教育创新发展;强化学校的主阵地作用,推动智能产品与课堂教学的深度融合;强化科研单位的枢纽作用,激发智能产品协同创新的内在活力;强化产品用户的主体作用,深化学习需求与应用反馈的双向引领。最后,从基本原则、保障机制、实践模式、实施思路四个层面提出智能教育产品“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推进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