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治理中的“关系”逻辑——基于J县迎接“后评估”考核中“关系”运用的观察

关系作为一种特殊文化现象与实践方式,在国家治理与日常生活中都起着重要作用。县域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接点”,连接城乡两端,因而“关系”运作在这一场域中更为突出和典型。在此背景下,本文以J县在巩固脱贫成果“后评估”考核中“督察—迎检”的互动过程为案例,深入分析县域治理主体试图通过“关系”运作以增强治理乡土社会的弹性空间的实践行为。研究发现,县域治理中的“关系”运作呈现为党政关系、县乡关系、条块关系和人际关系四个方面的实践样态,这些关系样态总体上呈现为正式关系与非正式关系交织的运作特征,进一步又可细究为公共关系与私人关系的混合、庇护关系与依附关系的共存、情感性关系与工具性关系的平衡的特征。体制因素、文化因素、制度因素和利益因素使这些“关系”能够不断被再生产出来,并通过运作和转化形塑着治理主体的行为。

政社共谋:基层治理创新中的政府行为研究

“共谋现象”不仅是一种避责策略,还是基层政府的灵活性体现以及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源泉。当前一些地方形成的“政社共谋”就是基层政府灵活施政的一种变通策略。基于基层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案例考察,对“共谋理论”进行拓展,可提炼出“政社共谋”的理论框架,用于分析基层治理创新过程中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间进行联合共谋的动因与形成机制。研究发现,体制压力和政绩驱动是“政社共谋”形成的动因,表现为:在体制刚性化的背景下,基层政府希望借助社会组织来创造工作灵活空间;并且社会组织在参与基层治理时更具备创新性,符合基层政府的政绩需求。在“政社共谋”下,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形成双向依赖关系,并通过行政动员、资源俘获、政策庇护等机制来保持长久稳定的共谋关系。“政社共谋”正是基层政府在不改变体制的情况下,进行的创新性机制探索,体现的是积极寻求自主空间和完成任务的逻辑。

基层治理体系中“中心工作”的产生、泛化及应对策略

中心工作是党委贯彻领导意志、推动行政体系完成重要治理事务的制度化方式,是“党的领导”治理体制的具体化,属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治理传统的重要构成。当前,中心工作在基层治理体系中产生了较强的泛化效应。在乡镇治理中,“编岗混同”逐渐常态化,治理规范化意义上的“定岗定编定责”越发难以形成。在村级治理中,乡镇政府对村“两委”成员实行“类编制化”管理,村级组织行政化程度不断加剧。中心工作的泛化效应,源于重要工作和常规工作之间缺乏有效的区分,而基层复杂的条块关系对此亦有所加重。中心工作泛化之后,一线行政空转加剧,治理形式主义泛滥,基层治理陷入新的“悬浮”困境。为缓解中心工作的泛化效应,应加强县乡村纵向治理体系的层级统筹,增强基层治理的社会回应性。

以“三治融合”重塑基层治权

创新社会矛盾化解机制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对此,国家视角的制度分析往往忽略了社会矛盾产生的复杂逻辑;底层视角的经验研究虽然揭示出了这种复杂逻辑,但没有将其与国家制度创新进行有效衔接。作为上承国家意志、下接民众诉求的关键结点,基层治权视角对深入理解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产生原因和解决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然而,当前的资源下乡和规范下乡对基层治权赖以运转的价值、组织和社会基础造成了巨大冲击,在推高基层治理成本的同时,也束缚了其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为此,重回中国特色的简约治理,并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重塑基层治权才是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乡村社会中的情感治理——以皖北L县C村为中心的考察

情感治理作为柔性治理工具,与技术性治理互补,为基层治理提供情感赋能。文章以基层党组织为研究对象,基于对皖北L县C村的实地考察,构建基层党组织运用情感治理的逻辑框架,分析其内在运行机理。研究发现,价值、历史、文化等因素共同构成了情感回归基层的逻辑。从C村的实践经验来看,基层党组织通过党建引领,以“1+N”制度为依托,有利于进行资源的整合、开发、利用,搭建“熟人社区”,达成地方性共识,实现村域文化重构,将功能方法层与具体运作层相结合,实现情感治理的整体推进。

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的城乡融合发展路径,主要关注作为官僚体系关键环节的县域政治、作为均衡发展核心支撑的县域经济、作为秩序维系基本依托的县域社会这三重维度所合力构建的支撑体系。在政治维度上,县政是最基础的一级基层政权,是应对城乡融合相关政策落地过程中面临的地域差异性境况和多元化需求的基础单元,同时县政处于城乡二元结构的结合点,是城乡治理体系从分治转向合治的关键所在。在经济维度上,县域在国家财政体系中承担基础性支撑,是城市反哺乡村的体制通道以及城乡经济交融的“牵线人”,是城乡人口双向流动和产业互动融合发展的重要单元,对畅通城乡要素循环、促进城乡经济均衡发展发挥桥梁作用。在社会维度上,县域作为社会秩序维系的基本单位,是应对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暴露的利益冲突与社会矛盾的重要单元,并构成兼具“社区”与“社会”属性、融合传统与现代要素的共同体,成为城乡文化互动融合的价值单元。在这些意义上,县域在重塑新型城乡关系和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方面具有独特价值和功能。

邻里政治:城市基层的权力操作策略与国家-社会的粘连模式

在社会转型期国家对城市邻里社会的动员控制能力这一问题上存在着"断裂"论与"嵌入"论两种对立的观点。本文提出了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粘连"理论,即国家对城市邻里仍旧拥有一定的动员控制能力,但这种能力受到各种社会政治因素相当大的限制。本文通过对相关经验资料的分析,指出国家与城市邻里社会间的这种粘连状态是由邻里中具有非制度化特征的权力操作模式及其背后的社会结构、动力机制等因素决定的。

论中国基层政府治理现代化

基层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功能实现部分。推进基层政府治理现代化,核心部分包括政府公共性建构、基层民主建设、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利规范,以及政府治理法治化。当今,面对基层社会利益群体分化和社会结构多元化的现实,基层政府治理需要实现体制上的现代转型,以适应新的社会发展变化,通过改变传统治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治理方式,完成向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以现代法治原则来规范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以及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充分发挥多元社会主体的作用,并使其参与到基层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当中来。

用户友好型政府:互联网如何重塑国家与社会关系

互联网技术同步实现了对社会的“赋权”与对政府的“赋能”,这一看似矛盾的结果的实现值得思考。基于上海的案例研究发现互联网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影响经历了不同阶段。在微博和业主论坛时代,草根意见领袖崛起,成为基层政府不得不重视的社会力量;在微信时代,草根意见领袖式微,基层政府通过政务公众号和微信群与群众发生直接联系,网络技术成为精细化管理的工具。基层政府由回应型政府向用户友好型政府转变,从注重诉求回应与公共协商转向注重需求管理与精细化管理。

中国古代乡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史鉴管窥

中国古代是以农立国的农本国家,十分重视基层组织的建设。从周之乡遂到明清保甲,辗转相承,代有兴革,绵延不绝,积累了极其丰富的乡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实践经验,为确保基层的和谐稳定和实现国家的稳固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弥足珍贵的实践经验,对中国古代社会巩固基层、维持治安、寓教于民、保障民生、自治自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对今天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史鉴价值。

结构-过程视角下中国乡-村关系的演进与展望

“结构-过程”是中国政治分析的新范式。结构-过程视角下中国乡-村关系的整合性省察有助于对其变迁历程与演进前景作出更为深刻的判断。中国乡-村关系演进是结构与过程彼此调适、相互作用的结果。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社会关系结构变迁与乡村治理体制结构改革,在现实乡村治理过程中,中国乡-村关系先后经历了初步形成、动态探索与渐进调适三个阶段。其中在初步形成阶段,中国乡-村关系主要表征为行政命令型,而在动态探索过程中,以税费改革为界,中国乡-村关系实现了从利益诱导到情感运作的逻辑转变。基于全新的时代特征,在渐进调适环节,新一轮结构与过程的互动促使合作逻辑下信任均衡型乡-村关系日益生成,并因其遵循乡-村关系演进的一般规律而成为了乡-村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

农村环境治理中草根环保NGO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探究

阐述了草根环保NGO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分析了两者普遍存在的困境:双方缺乏共识、缺乏信任、缺乏沟通。为此,提出了从草根环保NGO和地方政府两方面进行完善合作关系的路径分析。

乡镇与乡村社会关系中的紧张因素及其矫治

改革后,乡镇与乡村社会间逐渐形成了一种乡镇有限主导的互动关系,该关系形态从总体上讲有助于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然而在当下乡镇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关系中也存在着一些紧张因素,这些因素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乡镇权力过度扩张与公共治理能力下降并行的悖论,不利于乡镇与乡村社会良性互动的展开,进而制约和阻碍乡村社会现代化转型的顺利实现,故而有必要对之加以矫治。

利益协调机制视域下的民族地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良好的利益协调机制是实现社会管理规范化的制度保障之一。文章从分析利益协调机制视域下民族地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价值意蕴入手,提出完善利益表达机制、规范利益监督机制、创新利益调节机制和建立利益冲突化解机制等方面构建一整套适合民族地区特点的利益协调机制的路径选择,以提升民族地区农村基层社会的管理质量。

基层负担过重困境的生成与消解——基于“社会中的国家”视角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我国基层治理的实践中,基层负担过重是困扰基层治理绩效改善的一大难题。基层负担过重不仅表现为基层政府承担的治理任务繁重,也反映出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有限。乔尔·S·米格代尔认为,国家是"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力量在互动中互构。米格代尔的"社会中的国家"理论,为我们正确认识和有效化解当前我国基层政府负担过重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视角。基层治理说到底是基层社会的治理,基层治理体系的格局、乡村社会内在治理格局的变迁和基层政府与基层民众等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状况是影响基层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基层政府负担过重问题的生成,与政府内部治理权限和治理资源配置格局的失衡、乡村社会内生治理秩序的失序以及基层政府与乡村社会有效互动的缺乏等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对基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的同时,赋予基层政府以较为充分的治理权限和一定数量的可以自主支配的治理资源、保障乡村社会的自治空间并重塑基层社会的内生治理秩序、增进基层政府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有效互动是消解基层负担过重问题的基本进路。

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体系构建

本文基于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演变,在实践经验上归纳乡村治理的积极因素,并梳理起关键因素的价值维度,由此构建以组织、制度、运行、评价及监督等五维体系的中国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以期为乡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理论基础,使乡村社会更有效地运转。

“国家-社会”关系范式下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理论逻辑研究

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政策议题和现实要求。基层是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基础场域,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着力点。基于此,本文拟在“国家-社会”关系范式下探讨基层治理场域内政党逻辑与治理逻辑的耦合机理,并从政治统领、思想引领、组织夯基、作风和纪律护航、制度贯穿五个方面来阐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路径,以期对全面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推动“党建+基层治理”的深度融合和良性互动有所裨益。

迈向治理的基层党建创新：路径与机制

党的建设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内核。文章从党群关系的实践性出发,探讨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的关联机制。转型期的乡村治理是激活党建动力和路径的重要载体,赋予基层党建以政治活力。党建在嵌入乡村治理场域的同时再造了乡村治理的政治基础,重塑了乡村社会的公共性。党群关系日益成为转型期乡村社会的粘合剂。因此,乡村治理既是农村党建创新的起点,也是其归宿。当前农村党建创新需要立足乡村治理转型的复杂性和渐进性,不断拓展其深度和边界。

基层党员在乡村社会转型背景下的身份重塑与功能再造——以湖北Z县党建工作为例

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剧烈变迁,一方面,村庄人口结构失衡,熟人社会网络密度降低,乡村建设责任逐渐国家化;另一方面,基层社会治理面临全面转型,治理主体由经济精英转向社会精英,治理任务由资源汲取转向服务供给,治理手段由能动治理转向规范治理,而乡村社会结构变迁与基层治理全面转型,使得既有治理模式无法回应和解决乡村社会中的诸多问题。认为农村基层党员是乡村社会中重要的治理主体,能够通过激发基层党员身份意识,再造基层党员治理功能,重塑基层治理新模式;这一模式遵循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能够建立起党员与群众、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从而有效回应乡村社会发展需求,保障乡村社会持续稳定发展。

制度性自治: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村民自治创新

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的推进,国家加强对基层治理的管理,如何通过接入国家力量提升村民自治能力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新命题。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村民自治面临熟人社会基础不断瓦解、治理限度不断凸显的困境,难以适应农村社会发展需要。地方政府以资源下乡为抓手,从治理资源、公共权威、公共规则三个方面加强制度供给,形成了新型村民自治制度。地方政府将基层治理纳入国家制度体系的同时保留了村民自治,通过接入国家的力量提升了村民自治能力。新型村民自治与农村基层治理的“非程式化”“复杂化”特点相适配,是接入国家力量且保持基层自主性的新型基层治理模式,区别于国家力量支撑不足的社会性自治和国家力量消解村民自治的行政科层制。在我国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充分重视基层治理的特点,将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有机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