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璧山县国民教育的政教关系研究(1940—1945)

抗战大后方的璧山县在“新县制”推行的背景下,开始实施“政教合一”的国民教育体制。研究表明,“裁局设科”后的璧山县域国民教育行政体系,虽秉持新县制“政教合一”的制度设计,使得县域国民教育管理呈现垂直化的趋势,导致基层教育主管机构的权力缩小;地方社会行政与教育两方围绕国民教育人事的冲突与矛盾,更反映了大后方基础教育政教关系的不稳定性。如何找到政教双方分工合作与相互联系的具体路径,是战时大后方国民教育实施的核心内容。

洪堡的宗教思想与高等教育自由原则——基于《论国家的作用》第六部分的审思

在《论国家的作用》第六部分中,洪堡以一种严肃、复杂与完整的方式探寻了宗教的功能、局限以及宗教与国家的关系。基于洪堡的宗教思想,高等教育自由原则所体现的"学与教的自由"不应是漫无目的与言之无物的教育,而应有所侧重,并讲求方法;高等教育自由原则的实现状态应当体现出高等教育理念与实践发展的多样化,高等教育自由原则的实现路径应当包括避免国家的不当干预;高等教育自由原则与大学科学研究职能之间不应彼此独立、相互分离,而应是相互联系与有机统一的整体,同时,实践大学的科学研究职能需要遵循多方面的要求。

少数民族预科教育工作的难点及对策

针对少数民族预科教育工作中的一些难点,提出在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培养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引导正确的民族观和宗教观的同时,要坚持教育与管理同步,重视个案的调查与应对等方式;并进一步探讨了应对这些难点的具体方法。

从庙产管理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教关系——以1927—1937年为中心的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在对庙产实施管理的过程中,与佛教界发生了诸多磨擦和冲突。有些磨擦和冲突经过多方协调,基本得到解决;有些磨擦和冲突由于比较复杂,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也未能完全化解。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教关系发生的基础——以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与佛教界的关系为例

南京国民政府与佛教界之间,既有合作与协调,也有冲突和对抗,冲突与调适是南京国民政府与佛教界互动关系演进的基本轨迹。本文主要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与佛教界关系协调的基础与冲突产生的原因,以说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教关系发生的基础。

明季神乐观高道圈考略

神乐观是负责明朝国家祭祀典礼的礼仪机构,其乐舞生兼具道士身份,擅长祭祀礼仪表演和音乐演奏。明季神乐观、道录司及太常寺的道士与江南正一道多有关联,他们所组成的"高道圈"成为正一道影响明代政教两界的重要力量,并与皇室互动密切。明代神乐观高道的社会交往,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道教在明王朝的深远影响和生存状态。

关于做好高校民族宗教工作的思考

民族宗教工作是高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以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为指导,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科学谋划,狠抓落实,切实把高校民族宗教工作抓实抓好。近年来,高校民族宗教工作出现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及时研究解决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是学校党委的重要职责,也是实现学校又好又快发展、建设有特色高水平大学的重要内容。

多维视野中的美国政教关系 宪法、政治和文化的分析

20世纪七十年代始的全球宗教复兴及宗教在公共和政治生活中的最终强势回归,使政教关系问题再次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这也引发了美国政教关系研究的又一个高潮。日益显明的是,长期以来的美国政教关系是一个包括宪法、政治和文化等多维度在内的稳定结构:在宪法安排上,政府和教会这两大组织机构、两大权力中心被要求保持适当距离;在政治生活中,教会是政府的密切伙伴,新教是美国政治体制和法律体系的根基;在社会文化上,新教信念和新教价值观居于美国文化的核心,提供了共和国必需的身份认同和民族凝聚力。当代美国深陷"文化战争"和"路线之争"的窘境,根源即在于这一稳定结构因多元主义极度扩张和新教共识被打破而几近坍塌,极端的政教分离做法在此过程中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的政教关系观念和实践有其不可复制的独特性,不宜于被奉为公认的法律或政治准则予以普遍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