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时期的君臣关系与忠君道德——兼论忠孝两难时的道德选择

司马氏的两晋(西晋、东晋)经历了统一、战乱、分裂、偏安、篡夺,在整个155年的历史中,君臣关系虽然始终强调君尊臣卑,但其君主除开国的晋武帝相对有为外,多是暗弱君主,特别是偏安江南的东晋更是仰仗王谢等随迁的中原士族和江东原有的士族支持,君臣关系相对宽松,君尊臣卑秩序不很严格。这种君臣关系下的忠君道德,在面对五胡乱华、朝廷更迭的冲击时就表现得多元化和复杂化。特别是晋朝继承了汉代孝治天下的思想,在政治生活中也强调忠孝并重,因此在面对忠孝两难境地时就会出现不一样的道德选择。在中国传统忠德变迁史上,两晋时期的臣子忠君道德具有一定代表性,其双向度的忠以及忠孝两难的道德选择,呈现出传统忠君道德由先秦时期的君仁臣忠向宋明时期的绝对化忠君的嬗变过程。

《汉旧仪》所见西汉相府中丞相——属吏的往来方式:兼论“治出于二”与官僚政治

基于文献、出土图像资料与简牍,对东汉初年卫宏所撰《汉旧仪》中关于西汉时期丞相府内属吏与丞相之间往来的两条记载进行了分析与阐释,揭示了在“文书行政”之外双方日常往来中仪节上的具体要求,指出相府内丞相与属吏之间的上下级关系是镶嵌在身体、物品与文辞的仪节中,而非简单的命令—服从。这种关系常被视为“二重君臣关系”,其实与真正的君臣关系有细微而关键的差别。在此基础上对源自宋代,近代以来因西学传入而更趋突出的偏重“理性行政”而忽视“仪式性”的制度史研究思路进行了反思。

高嫁还是低娶?人民公园的玻璃标尺

我国正在从早婚普婚的社会向晚婚非普婚社会过渡,与此同步,教育也出现了性别差距逆转。在此背景下,我们对上海市人民公园相亲角为子女寻觅配偶的父母展开调查,探索女性向上婚传统规范的延续和变迁。研究发现,传统女性向上婚规范已经发生松动,一方面男女双方体现了既传统又现代的杂糅观念;另一方面,这种松动在性别维度上具有不平衡和不对称性。男方家长似乎手持玻璃标尺:希望一定程度上维持传统性别规范,对女方公私领域的成就、责任和角色定位有相对严苛的要求。女方家长对于传统性别角色期待有更多的反思和宽容度,对于男方的教育、经济以及提供婚房惯例的要求均有大幅松动,并更为多元化。维持女性向上婚传统规范的动力更多来自男方对女性传统的顺从、弱势角色的要求,而非女方对男性财富和地位的追求。提倡平等、现代的伴侣关系,增加对于非传统婚配模式的包容,对于缓解全社会婚育压力、促进社会平等和共同富裕,有着重大而长远的意义。

官邸主导下的安倍内阁决策过程

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基于“官邸主导”的政官合作关系,延续自民党的施政方针,试图冲破战后和平宪法对日本发展的限制与桎梏,谋求释放日本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实力。其中安全与经济发展是安倍政权的两个主轴,具体举措为:其一,改革战后日本的安保政策,以巩固日美同盟的方式,行使集体自卫权;其二,推行“安倍经济学”,提供强有力的经济力量作为发展保障,同时以外交为辅助手段,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安倍内阁不断强化首相官邸主导权,使政策决定过程中党内议员和官僚集团的阻力大大减少,政策和措施得以顺利落实。

日本政治思想中的《太平记》——以君臣形象的重构为中心

成书于日本中世的军记物语《太平记》儒家思想浓厚,在近世、近代的政治思想建构中发挥着极其重要作用,广泛传播并有持续影响。近世水户学派为阐释德川幕府政权的正当性而对《太平记》中的君臣形象作了重构,建构了“后醍醐天皇—新田义贞”君臣形象。幕末以中下层武士为中心的维新志士将经幕府重构的忠臣楠木正成作为尊皇的楷模并将其神格化,推翻幕府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近代国家。明治新政府通过国民教育重构了“后醍醐天皇—楠木正成”君臣形象,使之经典化,为近代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服务。

汉代君臣的楚辞接受与屈原评论——以君臣关系为视角的考察

汉代君臣是楚辞由楚地向全国传播的主要推动力量,帝王的喜好是楚辞兴盛于文坛的重要动因。汉代的王公贵胄和文臣群体都参与了楚辞的传播、结集和经典化过程。对屈原忠君思想的评价以及进退出处问题的讨论,是汉代君臣楚辞接受的重要内容。基于各自不同的身份立场和政治境遇,汉代君臣对楚辞做出了不同的评价与解读,体现了汉人在国家走向大一统中央集权过程中对君臣关系的思考。汉人对楚辞的接受与批评,成就了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

洪武时期朝鲜交通明藩王述略

1392年,李成桂废高丽幼主,自立为王,建立朝鲜王朝。随之朝鲜使臣来华,频繁接触与之接壤或邻近的明朝辽、宁、燕、齐诸王,打探辽东及明廷情报,以达到政治、军事目的。这种交往有违“人臣无私交”的儒家礼制原则,也加重了明太祖对朝鲜的猜疑与不满。永乐年间,因为李芳远为王子时曾在北京拜见过燕王朱棣,两国关系终于得以正常发展。

困境与超越:师生关系的生态学转向

本体视域下的师生关系使师生一度被异化为"工具"与"手段",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教育失去了育人的本真意义。生态智慧主张整体性、关联性、共生性及具体性原则,为实践中的师生关系研究创设了新模式。当前,致力于学生可持续发展的师生关系必然要实现生态价值观转向,即在教学实践中有效贯彻师生间的理解、共生、平等及民主观念。

金世宗的君臣共治思想与历史文化认同

君臣共治是金世宗为政理念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基本内涵是:君主不独断专行,臣下尽辅佐之责,戮力赞治。金世宗君臣共治思想的根源在于他对中国传统政治和历史文化的认同。他践行其君臣共治思想也主要是求谏和求贤,应肯定的是,金世宗比肩汉唐的政治追求推动了金朝政治文明和文化发展。

先秦儒、墨、道、法家君臣关系理论浅析

先秦时期,以儒、墨、道、法家为代表的各大学派针对君臣关系进行了一些讨论。儒家认为君臣关系应建立在礼义基础之上,墨家认为君臣之间应是“兼相爱、交相利”的关系,法家认为君臣之间是纯粹的利益关系,道家则主张以“无为”处理君臣关系、分配君权与臣权。对这些理论进行探讨,发现其价值、规律,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法律传统的基本精神,并吸取其可资借鉴处。

论《尚书》“命”体及其文化功能

《尚书》中的"命"体都是册命之文,册命之文是因册命制度而生成的,册命有着繁缛的礼仪过程,因而,"命"体之文均显示出三段式的仪式性结构模式。册命之文是经过两次书写而形成的,具有原生形态和次生形态之分。原生形态的册命之文,体现的是一种君臣之间权责契约式的关系;而次生形态的册命之文,体现的则是一种人祖之间归美和福佑的关系。册命之文,在西周宣王时代,因献祭祖先时诵读和记忆的需要,渐次由散体形态发展为韵体形态,这对后世的韵体铭文的生成有着直接的影响。

秦汉时期君臣关系中的“壅蔽”

君臣之间壅蔽与防壅蔽的较量,集中表现为君臣对信息控制的争夺,体现了皇帝-官僚制时代君臣关系中较为黑暗和紧张的一面。在壅蔽与防壅蔽语境下对君臣关系的论述展现了与"君尊臣卑"或"君臣礼敬"研究取向不同的图景。围绕壅蔽的斗争既发生在国家日常行政层面,也发生在权力争夺与地位分配层面,而且后者或许更加重要。秦汉是皇帝制度与官僚制度开始定型的时期,对这一时期君臣关系中的"壅蔽"与"防壅蔽"现象的解析,可能对增进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的多样性会有所贡献。

早期儒家与“民之父母”

历代儒者引经据典,从"民之父母"的角度出发,对统治者提出了亲民、爱民、保民、富民等要求。但是,近现代以来的思想史研究者,对于古代社会君民关系的这一基本理论似乎未着笔墨。本文集中讨论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等早期儒家学派关于"民之父母"的思想,归纳出其中至少包含了"民之父母"需要符合"必达于礼乐之原"、"使民富且寿"、"同于民之好恶"、"顺而教之"、"有父之尊,有母之亲"等原则。孟子则借用"民之父母"的理论痛斥当政者"以政杀人"、"率兽食人"、"使老稚转乎沟壑"。荀子指出当天下的最高统治者堕落为"民之怨贼"的地步,统治阶级内部其他符合"民之父母"标准的领袖可以以"革命"方式取而代之。在今人看来是"乌托邦"的这种构想,在儒家看来是应该而且能够实现的蓝图。儒家之外,《管子》提出,"法"才是"民之父母",在"法"的层面,即使是有所过错,也可以有办法弥补,不至于酿成大患,可以看成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补充。

何休《公羊解诂》的君主论思想

何休在《公羊解诂》中,借《春秋》史事,以公羊家的视域,阐发了其有关君主及君主政治的思想和理论。其君主论,以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定为核心,要求君主注重自身道德修养,以孝、廉、信表率天下;主张"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提倡重民用贤的德政;在君臣关系上强调"以道事君",甚至提出君臣之间存在"朋友之道";在君位传承上则坚持以嫡长继承制为正道。

东北部分大学生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看法

就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三次参拜靖国神社的活动,在东北三省部分大学生中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小泉的言行激起中国大学生的强烈不满,对中日青年友好关系造成极大破坏。

秦汉时期的“请间言事”

秦汉时期的言事制度,存在一种特殊的"请间言事"。多数情况为吏民请求于皇帝朝见外的空闲时间,在更隐秘、私人化的场所进行君臣沟通与政事谋议。它的言事内容重要、广泛,实现途径及形式灵活、多样,在反映相应君臣关系的同时,对施政亦有直接影响,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作为制度规定之外而又常态存在的政治行为,"请间言事"为认识秦汉帝国日常统治的运行提供了启示。

元代历史剧君臣观念的民主色彩

元代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时代氛围,使元人尤其是沦落于社会底层的元杂剧作家的价值指标体系发生了变化,对现存政治的不认同,对汉族政权的缅怀,使他们的君臣观念更多地回归轴心时代。本文从赞赏对无道君主复仇行为,摘掉帝王神圣光环、否定愚忠,忠孝关系中向孝倾斜等三方面,分析了元代历史剧中的这种具有一定民主色彩君臣观念。

帝王猜忌下中国古代官员的避祸之道

中国古代帝王猜忌下官员的避祸方式有逃隐、自污、贪财、酒色、外镇、屏退、舍亲、愚子、投入太子集团、反抗等多种。古代帝王猜忌臣子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最高权力的私有化。帝王猜忌下臣子的避祸方式产生了人才的浪费、社会的动乱、人民的死亡、国力的削弱、敌国的得益以及政治环境的恶化等影响。

《三国演义》与儒家的治国理想

《三国演义》在刘备集团中寄托了人们的治国理想,这一理想与儒家学者所设计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有所不同。《三国演义》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君臣关系、君民关系,即君臣之间"同休戚,共祸福",君民之间"秋毫无犯"。在"忠"与"义"的关系上,《三国演义》的评价标准是双重的、不确定的,带有乱世的某些特点。在三国争雄的过程中,刘备集团一直势力最弱,其重要原因在于刘备集团以"仁"为本的政治理想与残酷的政治现实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晚清政治变革中的议院与君臣之纲关系论——关于晚清政治变革之可能性探究

议院与君臣之纲从学理层面看势如水火。然而在中西政治文化交流的早期——晚清时期,西方议会在晚清士人囫囵吞枣式的误解下,只是议政机构而非权力机构,由此与君臣之纲有过短暂"蜜月"期。这种特定形式的历史性共存因为隐含着激发晚清政府由腐朽专制转向开明专制的强劲因子,为拯救晚清的厄运创造了一种历史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