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裂隙与想象性书写:抗战时期上海小说中的通货膨胀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城市生活进入战时状态,直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日军的入侵与逐步占领,国民政府和汪伪政权的经济失策等负面因素,导致通货膨胀成为抗战时期上海经济的主要形态。抗战时期上海小说则通过书写疯狂增长的物价、社会职业地位的变迁与投机活动的兴盛,折射并回应了通货膨胀这一社会生活重要命题。同时,考诸彼时上海这一中国金融中心的历史真实经济形态,能够发现上海小说作者们在反映抗战时期真实现象之外,文本写作也存在颇多变形。这种书写姿态的文史裂缝间,实则投映出作家内在的情感思绪以及文学自身所独具的力量感。

“一·二八”抗战的战地报道与文学反思

1932年“一·二八”抗战爆发,此前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骨干作家,如黄震遐、张若谷、万国安等,以《大晚报》《时事新报》为中心从事战地报道,产生了巨大社会影响,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此段历史的记忆方式。此战地报道之实践为抗战全面爆发时报告文学热潮之先声;但在塑造英雄、激荡民气的同时,亦有夸大战果,将残酷战场情境传奇化之倾向。反倒是在战后以此题材创作的小说中,作者对战事之艰难、中国军队牺牲之惨烈,有更为切实的描写。这一“错位”,为我们理解历史与文学、纪实体裁和虚构体裁之互文关系,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案例。

上海与抗日战争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上海的民众立即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和抵制日货运动的高潮。在国民政府顽固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时,上海成立各种抗日救国组织,成为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从工人、帮会到童子军,各界民众广泛地参加了抗日活动,上海的特殊环境,使它成为国共两党走向第二次合作的里程碑式的地点,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得以实现做出了巨大贡献。“一二八”、“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给日本法西斯以沉重打击。上海人民与犹太难民、朝鲜的反日志士以及其它一些热爱和平的国外人士一道,生活在同一上海屋檐下,始终斗志昂扬,投身于共同的反法西斯大业中去。上海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华侨与十九路军

一.二八淞沪抗战与福建事变是奠定十九路军历史地位的两大事件。这两大事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得到了华侨的积极响应和热诚援助。本文分析华侨对十九路军抗日反蒋爱国义举的援助和支持,特别是华侨对十九路军入闽后的“模范省”建设及在福建事变中的影响与作用。作者认为,华侨对十九路军爱国救国壮举的热情支援,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它作为中国革命重要推动力量的独特地位与作用。

局部抗战时期上海报告文学的厘定及其特点

由于历史时期的划分,局部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往往成为抗战时期上海文学研究中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部分,而实际上,这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局部抗战时期的报告文学有其特殊的研究内容和丰硕的创作实绩,产生于其间的四种报告文学类型在文学史上影响深远,成为抗战时期上海报告文学的滥觞。

试论报告文学作为独立文体的核心要素之形成——局部抗战时期上海报告文学研究之二

中国报告文学作为独立文体的核心要素是在局部抗战时期的上海初步形成的,具体内涵为:比新闻更丰富、深刻;比小说更直接、逼真;比历史研究更广泛、形象;比数字统计更感性、具体。这是局部抗战时期报告文学对中国报告文学发展作出的又一突出贡献。

抗战前期上海“孤岛”埠际贸易研究

从八一三战争结束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上海两租界沦为“孤岛”。在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庇护下,上海“孤岛”与国内各埠间的贸易得以延续,并呈现出了贸易结构变动、贸易口岸集中、当局亲自参与、秘密贸易大量存在等一系列与战前不同的特征。尽管这种贸易对当时的抗战经济产生了积极作用,但由于日方的统制,也对整个抗战有着不利的影响。

抗战前期上海对南洋的贸易研究

从八一三战事结束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上海与南洋各地的贸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并且呈现出了贸易地位提高、华商经营比重上升、转口贸易大量存在、贸易结构变动、贸易统制强化等一系列与战前不同的特点。这种贸易不仅维持了上海对外贸易的盛况，有利于上海和南洋各地的民生需要和经济发展，而且对大后方的军需民用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抗战前期上海"孤岛"对外贸易研究

从八一三战争结束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上海对外贸易在经历短暂萧条后迅速恢复和发展。由于战争环境的影响,这种贸易呈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其作用和意义也具有双重性质。

论上海“孤岛”与大后方的贸易

八一三战争结束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上海两租界沦为“孤岛”。在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下,上海“孤岛”与大后方的贸易得以延续,并对当时的抗战经济及整个抗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

鲁迅晚年与日本三大文人的交往史实考订

1935年5月至1936年2月期间,鲁迅在上海分别会见了三位日本文坛的显赫人物,若按会见时间顺序排列,他们是白桦派著名作家长与善郎、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大诗人野口米次郎和新感觉派代表人物横光利一。鲁迅跟长与善郎和野口米次郎的两次会谈,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虽然不再是一个新鲜话题,但牵涉这三次会见仍然有一些实质性问题没有答案。要探讨的实质性问题其实就一个,即希望搞清楚30年代鲁迅的日本观。在这个问题上,过去的研究文章尽管数量不少,但都没有得出一个立足于史实的结论。也许讨论这个话题本身就是对先行研究的一种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提供的史实依据至少能够为勾勒30年代鲁迅日本观的真实轮廓提供支持。

抗战前城市电车事业的经营与管理——以上海法商电车电灯公司为例

全面抗战前,法商电车电灯公司是上海法租界集电车、电灯、自来水三位一体的市政托拉斯,不仅垄断租界公共交通,亦是近代上海首屈一指的规模企业。本文通过该公司的创立建构和组织人员、设备建设和车辆配置、运营路线和票制乘价以及企业资本和营业收益等多项维度,管窥近代电车企业运行的普遍规律,由此洞悉上海城市电车事业的发展及演进。

抗战时期上海金融市场的运行与特色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各地相继沦陷,以上海为中心的沦陷区金融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并因此产生了截然迥异的特色。此种变化和特色又以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分界线,前后形成了两个不同的阶段,这两个阶段分别以华商银行和钱庄业变化以及汪伪政权伪中央储备银行成立和业务变化为典型特征。本文拟对上述两个阶段的沦陷区金融市场运行的状况进行全面梳理和分析,指出这两个阶段的金融市场虽有多种变化,但投机色彩浓厚和政权紧抓金融为当局服务,是此一时期金融市场贯穿始终并凸显出来的两个鲜明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