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法制背景下侠义复仇案件的传统运行模式——以侠女施剑翘复仇案为例

侠义复仇乃公权力缺失的产物,随着公权力的逐步确立,理应退出历史舞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发生的侠女施剑翘复仇案,从一审到二审再到三审以至最终的政府特赦,我们不难看出侠义复仇案件之传统运行模式在近代社会再次上演。清末的"礼法之争"并未终结,"情与法"的纠缠仍是近代司法的主题之一。一起看似普通的刑事案件,却向我们展示了影响民国司法的众多因素。一方面,舆论对案件的进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民族危亡之际民众对英雄式人物的迫切需要和对反面人物的极力打压影响了案件的结果。另一方面,如果舆论对案件影响所产生的结果正是当权者所需要的,那么,当权者将会迎合舆论,并通过舆论来传达自己的政治立场。

施剑翘的信念刍议——从报父仇、救中国到选择共产党

1935年秋施剑翘击毙直系军阀头目孙传芳,被誉"为父报仇孝女"、"为国锄奸侠女"。她经历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其人生信念亦从报父仇,跃升到救中国。时至抗战后期及解放战争初期,共产党的主张不仅顺乎民意,也只有共产党有力量实现民族复兴。施剑翘及其交往密切的一批民主人士的最高层代表人物,都由此而殊途同归,选择共产党。它所反映的正是中国历史和人民作出必然选择的一个典型缩影。

性别·媒体·国族——以施剑翘复仇为中心的考察

施剑翘复仇,因挑战了社会性别制度而备受关注。社会精英在感慨社会秩序被破坏的同时,更多的则是转而利用媒体重塑施剑翘形象,以满足国族危机下的现实诉求。出于多方面的考量,施剑翘努力向被塑造的形象靠拢。在此过程中,她实现了自我觉醒,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冲击了性别制度。施剑翘复仇一事表明:性别、媒体、国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在近代女性解放运动中,存在着媒体推动下的由点到面的解放模式。

公众同情：民国时期“施剑翘复仇案”与社会批判力量的兴起

民国时期发生的＂施剑翘复仇案＂,在时代背景、媒体和人为的多重作用下,催生出一种崭新的集体情感——公众同情。被激起的公众同情如同一把利刃,挑战着法律制度的权威,展现了强大的社会批判性。然而,公众情感有时并非理性,极易为人操纵,具有较大的潜在危险性。

媒体导向与大众情感——以民国时期的施剑翘复仇案为例

1935年11月,归隐军阀孙传芳在天津居士林被施剑翘枪杀。这场复仇奇案轰动了全国,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众多媒体同情并塑造了施剑翘良好的形象,极大地引导了大众情感。在"法"与"情"的论争中,国民政府选择了民意所向的"情"的一面,施剑翘最终被特赦。"施剑翘案"是中国司法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大事。该案表明近代媒体舆论力量的增强,也充分说明媒体导向容易左右大众情感。

“从俗”与“从推”:从施剑翘案看中西法文化冲突

虽然中国传统法律至民国法律移植之后就饱受批评,而实际上对中西法文化之间的冲突界定及成因,却没有充分的分析。以施剑翘案为切入点,从内容与形式上两种冲突看,一方面,"法从俗",传统法的"情理"即以血缘习俗为本质主导、伦理道德为表象辅助的内容来源;另一方面,"法从推",追求直接正义并从"人情"至"天理"的"推"的形式。以社会结构家庭化的特殊性来看冲突的原因,"推"的社会化与"人"的制度化,解释了形式与内容上差异之原因,并由形式推导至内容,将内容与形式相贯通。

公众同情:民国时期“施剑翘复仇案”与社会批判力量的兴起

民国时期发生的"施剑翘复仇案",在时代背景、媒体和人为的多重作用下,催生出一种崭新的集体情感——公众同情。被激起的公众同情如同一把利刃,挑战着法律制度的权威,展现了强大的社会批判性。然而,公众情感有时并非理性,极易为人操纵,具有较大的潜在危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