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房屋强制执行中案外居住权人的保护

《民法典》新增的居住权制度旨在保障弱势群体的居住权利,但对于强制执行中居住权的处置缺少规定。判断案外人是否享有居住权,不仅应从形式标准判断其居住权是否设立,还应从房屋的使用状况、居住权的设立时间以及是否支付对价等方面对其真实性予以实质审查。根据物权的优先效力与顺位规则,案外人的居住权优先于执行申请人的债权与后设立的抵押权。居住权根据功能不同可分为人役性居住权和非人役性居住权。其中,人役性居住权以保障特定主体的基本生存居住为目的,其实现需要房屋所有人的配合,若案外人能够证明强制执行将妨害其人役性居住权实现,则可排除强制执行。在居住权不能排除强制执行时,设有居住权的房屋以“带居拍卖”为原则,仅在居住权影响在先抵押权实现时可“除居拍卖”。在“除居拍卖”时,居住权人有权要求相应补偿,或者可以向债权人代为履行并取得对房屋所有人的债权。无论采用何种拍卖方式,居住权人均应享有优先购买权。

抚养权直接执行的理论阐释与实现路径

抚养权执行难是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所创设的抚养权直接执行制度是纾解该难题的关键举措。为保障预期立法目的的实现,应从正当性及可行性上补强理论阐释。在正当性方面,明确抚养权判决系具备执行内容的形成判决。在可行性方面,执行标的为交出子女的行为而非子女人身,直接执行并不侵害被执行人的意志自由。针对抚养权直接执行适用中如何正确考量子女意愿的困境,需要以子女对执行行为本身的认识作为判断是否继续采取直接执行的标准。据此,提出抚养权直接执行的实现路径,即赋予执行机关考量未成年子女意愿的义务;建立有效收集未成年子女真实意愿的机制;明确未成年子女“拒绝意思”的认定标准。

刑民交叉执行关系的处理规则与法理

刑民交叉执行关系的实践处理,缺乏明确的基本原则与具体的操作规则。以刑民交叉诉讼关系的原则作为处理前提,既存在程序上的不适应性,也无法合理保障当事人权益的实现。诉讼程序与执行程序存在本质上的不同,“重刑轻民”的理念难以为刑事执行优先提供有力的法理基础。刑民交叉执行关系的处理原则,应坚持以权利为基础,明确权益保护上的优先性,以此作为选择执行依据与决定执行顺位的根据。在权益保护上,需要对善意取得制度作出扩大解释,不仅适用于标的物所有权的取得,也包括其他物权的取得。刑民交叉执行关系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是被执行主体竞合的交叉执行,二是执行标的物竞合的交叉执行。基于不同的交叉类型,需要在基本事实与法律关系上,以当事人权利作为判断标准,一方面维护社会市场交易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实现对犯罪人的刑事制裁,保障执行程序的公正与效率。

论海上执法与公民权利的平衡

随着全球化和贸易活动的增加,海洋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这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其中包括如何在保护国家安全和维护海上秩序的同时,确保公民的权利得到尊重和保护。如何在海上执法中平衡国家安全和公民权利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文章旨在探讨海上执法实践中的公民权利问题,并分析其背后的法律、政策和实践层面的挑战,从法律、政策、实践等多个方面出发,探讨海上执法中公民权利的保护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和措施,以期实现海上执法与公民权利的和谐共处。

“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民事权益”的类型化分析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是我国强制执行领域的重要制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类型则是案外人执行异议中应当重点关注的问题。当前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未对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类型做列举式规定,仅有总体性概括,此种规定模式给法院执行程序的进行造成很大困扰,也增加了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与案外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不确定性。目前,司法实务界关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实践做法存有差异,应予以明晰和统一。因而,对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进行类型化分析,规定所有权、用益物权、债权、租赁权等实体权益可作为"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迫在眉睫。

对我国民事申请执行期间制度的初步检讨--以《民事诉讼法》第219条的修改为对象的分析

于2007年10月28日修改后的民诉法第215条将当事人向法院申请执行的期间统一规定为二年,从而摈弃了修改前的民诉法区分不同性质的执行当事人而设不同的申请执行期间之立法范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此次修改有实质的进步。这是因为从诉讼法理上讲,申请强制执行乃当事人对代表国家之法院所享有的公法上的请求权,是当事人行使诉权的具体体现,不应有期间的限制。此外,申请执行期间制度之设立客观上亦损害了民事实体法所确立的诉讼时效制度的完整适用,造成了民事程序法与民事实体法之间不必要的冲突。从根本上讲,我国民诉法关于申请执行期间制度的设立实乃基于积淀20余年的错误认识之不正确立法,应予以废除。

论比例原则在强制执行中适用之困境及消解

讨论比例原则在强制执行中的适用是为了充分地保护强制执行中的债务人的合法利益,更是对执行中的各方利益进行权衡,以求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达到和谐统一。实践中,存在比例原则在强制执行中的适用极易被忽视,法律地位不明确,运用标准难以把握等现实困境。应从强制执行权具有行政权属性和强化强制执行中的人权保障意识出发,在比例原则和强制执行之间建立理论上的联系,进而确立比例原则为我国强制执行的基本原则,借鉴行政裁量基准制度和发挥案例的指导作用以解决实践中比例原则的运用标准难以把握的问题,从而消解该原则适用的困境。

功能论视角下任意诉讼担当的类型研究

早期的任意诉讼担当作为实体当事人适格标准的例外出现。随着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任意诉讼担当在民事诉讼中所承担的功能日趋复杂,渐次注入简化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等程序功能。对于任意诉讼担当适用条件的理解离不开对其功能剖析。任意诉讼担当的不同功能决定了不同类型的任意诉讼担当应有不同的适用标准。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应充分发展代表型的任意诉讼担当;厘清拟制型任意诉讼担当的当事人能力与当事人适格的关系;谨慎对待代理型的任意诉讼担当。

《民法典》视域中不动产买受人的法律地位——以“执行异议复议”的修改为中心

不动产买受人执行异议之诉涉及买受人、申请执行人以及债务人三方利益的权衡,实体与程序交织,效率与公平互现。“执行异议复议”赋予不动产买受人与商品房消费者优先于债务人的金钱债权人的法律地位,无法透过事实物权说、法律物权说、中间权利说以及物权期待理论进行正当化阐释,是司法实践为回应长期以来不动产登记现状而采取的合乎实质正义的权宜之计。随着不动产登记制度的确立,在执行异议之诉时应当废除一般买受人排除强制执行的法律地位,保留商品房消费者在法定条件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以保障住房消费者的生存利益。在借名购房的情形中,尽管房屋的所有权归属在实体法上存在较大分歧,但在程序法上基于执行异议之诉的实质审查原则,借名人对被执行标的享有的权益足以排除金钱债权人的强制执行。

民事执行中的权利、义务解读——兼对民事执行难的思考

民事执行以实现债权为目的,债权人通过向执行机构行使强制执行请求权进而实现债权。民事执行活动因债权人、执行机构、债务人三方主体的参与而形成三面法律关系。基于权利、义务的对价关系,债权人债权的实现程度与债务人义务履行程度存在对应关系。同时,由于执行的强制性,债权的实现程度又与执行机构的执行行为密切相关。民事执行难是债权实现的困难,其对应的是义务主体义务履行的缺失。为有效地实现债权,应明确、规范执行机构的执行权并采取可能措施强制有能力的债务人履行义务。民事执行程序的修改在上述方面虽有明显的体现,但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警察即时强制权的规范化行使——以公民权利保护为线索

警察即时强制权具有即时性和强制性,不以行政处分的作出为前提且无事先告诫环节,需要根据现场情况临场决定即时执行,因此法律授予警察现场执法以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为了更好地规范警察即时强制权,保障公民基本权利,需要确立目的正当性以及目的与手段的比例性原则,制定警察即时强制权启动和执行的正当程序,完善警察即时强制权行使的可检视性要求、违法行使的法律救济和责任追究等,最大限度地扩大社会公益,同时将对于个体权利与自由的妨碍限制在最低限度。

论民事执行程序中的人权保障

民事执行程序虽然以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实现作为主要目标,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对被执行人基本人权的保障同样应当予以重视,此两者作为现代人权理念的应有之义,共同构成了民事执行程序中的人权保障话语体系。但是民事执行程序的主要使命决定了债权人的债权实现权和债务人的基本人权保障始终处于一个脆弱的“偏向式”动态平衡状态,在执行程序中对债权人债权实现权的强化会逐步加剧两者之间的张力,脆弱的平衡状态随时可能被打破。《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作为对我国民事执行司法实践经验和智慧的总结,其立法科学化的衡量维度固然在于以对申请执行人债权实现之成效作为重要衡量指标之一,但是不能单极化发展,被执行人的人权保障同样应当纳入其中。因此,《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必须回应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实现和被执行人基本人权保障之间的紧张博弈和冲突。应当充分发挥权利平等保护原则、比例原则以及程序救济原则在具体制度构建中的基本价值功能,以对被执行人生存权、生活安宁权、人身权以及人格尊严权之保障“划定”强制执行权作用于被执行人时之限度,以此为基础厘清民事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的人权保障边界。最终通过对债权人债权实现和被执行人基本人权保障之间的价值衡平,为《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镶嵌”人权保障的“内核”,为中国人权话语体系构建贡献力量。

论我国考核法制实施中的公务员权利的救济

我国法律对行政机关公务员在考核过程中的权利进行了明确的规制,然而在法制实施过程中,公务员的相关权利并未得到保障,导致公务员考核制度流于形式,无法起到激励公务员依法行政、勤勉履职的作用。其原因在于我国理论界受德国"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影响,将公务员与国家关系定性为"内部关系"。我国应当完善公务员与国家关系理论,重构权利救济机关以保障公务员权利,从而实现"依法治吏"的目的。

民事强制执行案件不宜实行立案登记制度

由于强制执行案件不同于普通的民事案件,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不宜实行立案登记制度。立案登记制度的适用不宜延长至强制执行阶段;强制执行的案件特点限制立案登记制度的适用;强制执行案件不存在适用立案登记制度的必要性;强制执行案件的规范要求不宜适用立案登记制度;强制执行人员整体现状与改革走向不宜适用立案登记制度;执行依据不明确的现状限制立案登记制度的适用。

论案外人对执行标的物主张租赁权的诉讼程序

被执行人和案外人恶意串通,通过虚构租赁关系由案外人作为承租人在执行程序中提出异议,主张对执行标的物享有租赁权以拖延、规避执行的情形在执行实践中较为常见。如何保障真实承租人的合法权益和有效打击虚假租赁对抗执行的非法行为,如何确保程序公正和推进执行程序的正常进行就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从承租人主张租赁权的实体性权利义务争议这一核心要素出发,为了贯彻"审执分离"原则和充分保障有关当事人的实体性和程序性权利,在承租人提起执行行为异议和提起案外人异议以及异议之诉之间,应当选择适用后者。在对承租人所提起的案外人异议和异议之诉进行审查和审理时,应当对承租人主张租赁权的成立时间、占有租赁物的时间、租金的支付等租赁合同的履行情况、执行查封情况以及租赁权可否对抗申请执行债权等进行综合判断。

公安执法工作中的民法精神适用

民法知识的匮乏和民法意识的淡薄,公安执法过程对公民民事权利保护的忽视,使得目前社会中侵害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现象频发。通过树立优良的行政文化,加强公安执法的舆论监督和程序监督,加强警察对民法知识的学习和民法意识的培养,能有效预防遏制此类侵权事件的发生,营造和谐的警民关系。

新形势下环境执法科学体系探讨

近年来科学发展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各级党委政府对环境保护工作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尤其是建设生态文明理念的提出,给环境执法工作带来了重要发展机遇。同时,新形势下,环境执法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本文从构建环境执法科学体系的必要性和实现途径两个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以期为环境保护管理工作提供决策参考。

依法行政与公民权利保障

行政权力行使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共秩序。政府行使行政权利过程中的公正执法与公民权利的保障,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

民事执行和解制度的现状及完善

我国的法律未能明确执行和解协议所应当具有的法律地位与效力,且在制度上欠缺救济手段,在事实上否认了和解协议的民事协议地位。这主要是由于某些基础理论界定的偏差及现行立法规定的失当。因此,本文从理论上对和解制度加以分析,以期对我国强制执行法的制定提供一点有益的建议。

警察执法权运作的最佳价值状态及其有效实现

警察的行政执法权,是指警察代表其所在的公安机关对行政相对人进行行政管理和提供行政服务时依法所享有的各种行政执法权的总称。其具有法定性、强制性与非强制性、执法主体的特定性以及执法内容的广泛性等特征。自由与公正的统一、民主与效率的统一、秩序与人权的统一应成为警察执法权运作的最佳价值状态。为了实现上述最佳价值状态,警察的行政执法应当保证有效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责任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