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侦查阶段调查取证权新探

从论理解释的话语切入,横向比较英美和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修改后的新《刑事诉讼法》在"实然"与"应然"间赋予了辩护律师侦查中的调查取证权。然而,侦查阶段引入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并非意在形成实质平等的两造对抗,而在于规范修正侦查行为,遏制非法侦查以及保证侦查的客观全面,其对案件侦查带有"补遗"、"纠偏"的辅助性效果。因此,面对侦查权,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应予必要限制,保持"谦抑",在具体实践中要比照任意侦查,从明显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事项入手。除此以外,侦查机关与辩护律师的观念转变,相关配套制度、措施也应有效跟进,为新制度的推行提供坚实的条件支撑。

新世纪的日美同盟与日本防卫政策调整

新世纪开始后,日美同盟在日本防卫政策调整中的作用更趋明显。在日美两国将双边关系定位为“世界中的日美同盟”之后,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这一限制最终将被突破,我们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反思过去对日美同盟在日本国家战略转型中作用的认识及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证无罪权

自证无罪权应当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权利,它区别于辩护权、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确认自证无罪权是尊重被诉人(包括嫌疑人、被告人)作为人的尊严及其自由意志的要求,是发现案件事实真相的需要,是刑事诉讼控辩平等对抗诉讼构造及诉讼主体理论的内在要求。我国应通过建立嫌疑人、被告人的自行调查取权制度、改革完善辩护人调查取证制度和保障被诉人要求公安司法机关取证的申请权来确保自证无罪权的实现。

安倍晋三的外交政策与中国的对应

安倍试图努力追随美国的世界战略、修改宪法以适应作为政治大国的需要、“修补”对华关系以改善亚洲外交的意向以及他顽固的历史观和其外交现实的矛盾。中日双方应该本着向前看的态度,从战略大局出发,互相理解,互相让步,共同发展。

日本海外派兵问题的由来与发展

通过对日本海外派兵问题的由来与发展做了历史性的考察可以看到:一方面美国利用日美安保体制来要求日本为其谋求霸权的战略服务;另一方面日本为了使日美同盟更有效地运行,也为了使自己的国家战略能更好地体现,不断地协调宪法与日美安保体制之间的矛盾,不断发展自己的防卫政策和活动范围。

劳动者“集体停工”的法治化解释与出路——基于集体劳动法与个体劳动法的双重视角

“集体停工和群体性事件”高发是劳动争议法治化的重要议题,但我国集体劳动法所能提供的制度供给极为有限,仅《工会法》第27条“停工”规则与之直接相关。加之《工会法》第27条系原则性的程序性规则,“集体停工”高发之“实”难以通过虚化的“停工”规则在集体劳动法层面得以实体性解决,因而将“集体停工”所引发的劳动争议转化为个体劳动法层面的司法裁判之“实”,便成为现行制度条件下的现实选择。法院审理“集体停工”所引发的劳动争议,一方面需要明晰《工会法》第27条之“停工”并非罢工的同义词,“停工”规则更非对罢工行为的赋权条款,罢工行为在我国尚不享有责任豁免。另一方面针对最为常见的解雇争议,需根据劳动者“集体停工”的缘由,区分履行抗辩权之“停工”与违约性“停工”,结合具体事实情节判定劳动者停止工作与用人单位解雇的法律属性。

国际法视野下的日本“集体自卫权”问题

"集体自卫权"是现代国际法给予主权国家的一项固有权利,也是维护本国利益和同盟安全的重要法律制度。由于"二战"的历史原因,日本现行《宪法》第9条中明确规定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但因冷战影响、日美同盟以及近年来日本政坛"向右转",这一所谓的和平宪法原则遭到持续践踏和严重挑战。本文通过对日本现行宪法相关内容成因和沿革的分析,力求阐释其对日本国内政治、亚州国家及国际秩序的重要影响,以期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更加高度的重视和警惕,并运用相应举措对日本右翼势力的修宪图谋给予必要的国际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