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海上行政处罚快速办理程序的构建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创设了海上行政处罚快速办理程序,缓解了资源有限与任务过载的现实张力、满足了“放管服”改革对行政权力运行的要求、适应了社会加速的变化趋势。但由于海警法的规定原则性较强,可通过《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对快速办理程序的适用条件、证明标准、审批审核、取证方式等进行细化;对办案场所、材料精简、时限延长机制、认错认罚激励机制、程序回转机制、电子送达与电子收缴机制等进行补充。

论专利权行刑衔接机制中行政证据的证据地位

目前,我国行刑证据衔接的体系存在行政证据的证据地位不明确在内的问题,专利权的行刑衔接也不例外,需要理论层面的进一步分析与研究。但传统意义上,学界在研究行政证据在刑事程序中的运用时,都会将行政证据默认属于刑事证据的组成部分,但是这一观点并没有很好地与行刑衔接的基本程序相结合,也忽视了刑事证据制度的特殊属性。因此,有必要采取“区分说”的观点,将涉案的专利权行政证据依据其证明力划分为证据、线索及不具有证明作用的材料,同时对涉及的证据制度与办案程序进行针对性完善,以进一步完善专利权行刑衔接的证据制度体系。

论警务辅助人员的执法主体地位及履职保障

作为现代社会我国维系社会治安的重要辅助力量,警务辅助人员在辅助执法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是公安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中,由于警务辅助人员“辅助性”人员职能定位,导致其执法主体地位缺失,在依法履职时缺乏应有的法治保障,严重阻碍了警务辅助人员制度效能的发挥。在我国现实情境下,全盘否定警务辅助人员的执法权是不现实的。理论上,应当对警务辅助人员进行界定,明确其职责特点,厘清警务辅助人员的执法主体地位;实践中,应当结合警务辅助人员内部职权行为与外部职权行为、辅助执行柔性措施与刚性措施之分,严格界定其参与执法的边界,明确其参与执法的权限;同时,加强对警务辅助人员依法履职的法治保障,明确暴力袭击警务辅助人员的行为成立袭警罪,并强化对警务辅助人员的安全保障。

袭警罪限缩适用论

袭警罪的适用存在泛化问题。立足袭警行为暴力分层,强化警察执法权威的尊严和正当,应对袭警罪适用总体持限缩态度。治安纠纷中,轻微袭警行为属于公民特定情境下的应激反应,刑法应当谨慎限制公民权利,慎重介入警民冲突;袭警罪处罚的对象,更多的是社会中下层普通民众,实施袭警行为往往缺乏违法性认识,对轻微袭警行为,可以以行政处罚替代刑事处罚的,应当尽量避免运用刑罚方式予以处置。遵循刑法宽容理念实现袭警罪的限缩适用,对袭警罪的法益应界定为“警察公务保护”的单一法益,对袭警行为的“暴力性”应予限缩解释,袭警罪的对象一般不包括辅警,袭警罪主观方面应当具有妨害警察执法的主观目的,袭警罪的处罚方式应当注意行刑衔接。办理袭警罪案件,应当以限缩为原则,加强具体情境把握,以实现良好效果。

权力规制法治视域中的公安现场执法困境

从近几年发生的案例来看,公安现场执法似有陷入困境之虞。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所期待的"规则之治"未能如期而至,关于这个问题,"权力规制法治"范式有很高的解释力。要解决公安现场执法难题,须在增配公安部门权力资源和减缩公安事权两个方面着手,其中确保警察充分运用自由裁量权和分化剥离非警务活动是突破口。应当将包括公安现场执法工作在内的公安工作置于法治建设视域之中考量,达成新的发展共识。

试论刑事执行制度的改革及完善

目前我国刑事执行制度存在法律匮乏 ,执行主体混乱 ,行刑权配置失当重大问题。文章在分析问题基础上 ,提出制定科学的《刑事执行法》 ,实行行刑权一体化的主张。

警察选择性执法之规范

选择性执法在警察行政中相当普遍,而选择性执法形成原因的复杂性,社区警政模式的兴起,对个案正义的追求,行政效率的提升等因素决定了规范机制的复杂和困难。基于此,选择性执法规范机制必须建立在对其更为深入而全面的了解基础之上,而且还应该通过多种措施的组合,尤其是警察执法规则的适用,才能有效规范选择性执法。

论警察的选择性执法——以刑事执法为例

警察刑事执法中的选择性执法表现在警务资源分配、立案、强制措施适用以及侦查行为的实施等方面,并有执法空间大、监督少、利弊共生的特点。警察选择性执法存在的原因包括执法资源的有限性及犯罪的不断增长而引起的资源分配不均,也有成文法的局限性及执法者自身素质差异的因素。警察选择性执法是否合理合法决定其是具正面价值还是负面价值。通过增强执法的透明度,强化监督,要求警察执法遵循相应的原则并提高警察的各种素质,可以把警察的选择性执法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

机构改革背景下中国海警船的法律属性

为保障我国海上维权执法行动的顺利开展,解决海警船法律属性的争议问题,文章分析机构改革背景下中国海警船的法律属性。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船舶和军舰分别具有明确定义且被明确区分,中国海警船属于军舰的观点依据不充分;中国海警队伍虽由武警部队领导指挥,但其权力来源、执法依据和职能任务不符合军队性质,中国海警船具有政府船舶的性质;中国海警船在性能、装备和指挥官设置等方面与军舰有明显不同,且不具备海上作战经验和能力,因此不属于军舰;中国海警船执行海上维权执法任务不应被视为动用武力。

警务新常态下的警察执法权威重建

随着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模式,公安机关及警务工作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形势。警务新常态下警察执法权威遭受严峻挑战:畸形关注涉警信息、隐性侮警、直接性暴力抗法等现象屡见不鲜。导致警察执法权威弱化的原因既有经济发展不平衡、行政干预频繁、法律保护不到位、信息传播微型化等外部原因,也有处警思路不统一、执法理念僵化、片面认识和谐、监督制度固化等内部原因。因此,只有设立多重专长执法机构、破除行政壁垒、完善法律法规、加大正面宣传力度、科学用警、平衡警察权力与公民权益、切实维护警察权益,才能保障新常态下警察执法权威的重建。

知识产权“两法衔接”机制的立法完善

完善立法是增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前提与基础。通过对现有知识产权两法衔接法律制度进行分析归纳,可以发现相关法律制度虽初具规模,但是仍然存在政出多头、内容冲突、效力等级低、体系不健全等问题。由此提出需要从更新立法理念、整合立法资源、加强人大立法、加快法律清理、强化对法律实施的监督等方面予以完善。

论行政执法中的警察执法权益保护

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公安民警在行政执法中频繁遭遇暴力袭击、围攻、侮辱、谩骂等侵害警察权益的违法行为。作为国家法律的执行者,警察执法需要执法权威更需要权益保障。研究警察执法权益的内涵、侵害警察执法权益行为现状、成因以及保障警察执法权益的意义,并从立法、制度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寻求应对行政执法中警察权益保护问题的可行方案。

WTO规则与中国知识产权刑事立法——以美国诉中国知识产权执法措施案为背景

2007年,美国就中国知识产权执法措施向WTO提起申诉,美国三项指控中最重要的指控即中国知识产权刑事立法门槛过高,导致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利,其主要法律依据为WTO的TRIPS协议第61条。本文使用WTO争端解决机构在解决争端时惯用的"条约法解释规则方法"和"综合审查原则方法",模拟站在WTO争端解决机构的角度,详细考查TRIPS第61条的上下文、TRIPS协议的目的和宗旨、中外知识产权刑事立法的历史区别、中外知识产权刑事立法体系的区别,以及中外对"构成商业规模的蓄意假冒商标和盗版"刑法规定的区别,得出如下结论:中国知识产权刑事立法虽然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并没有违反TRIPS协议第61条的规定。

关于改善公安执法环境的思考

公安执法环境是公安机关行使权力、履行职责的社会土壤,执法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着公安机关的工作成效。我们在对一线民警的执法环境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影响公安执法环境的现实因素,并就如何改善公安执法环境和加强民警执法保障提出一些建议。

论警察执法权益的刑法保护

面临日益增多的暴力袭警事件,必须加强刑事立法,使警察的执法权益得到根本性的保障。在刑法总则排除社会危害性行为的内容中增设依法履行职务的行为;在刑法分则中增设有关袭警犯罪的内容,以加强对警察执法权益的刑法保护。

公安执法工作中的民法精神适用

民法知识的匮乏和民法意识的淡薄,公安执法过程对公民民事权利保护的忽视,使得目前社会中侵害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现象频发。通过树立优良的行政文化,加强公安执法的舆论监督和程序监督,加强警察对民法知识的学习和民法意识的培养,能有效预防遏制此类侵权事件的发生,营造和谐的警民关系。

论警察执法理念的遵循

警察执法过程中的公民权利保障在世界各国司法活动中逐渐成为一种优位价值理念,对警察执法活动聚焦并期望执法规范成为当前我国全体公民对建设"法治中国"的强烈回应。我国警察执法理念滞后的原因是公民权利意识淡薄,程序意识不强,警察职业素养欠缺等。积极探索警察执法理念的提升,遵循执法必须保障公民权利,坚持服务型执法,永远追求程序正义是有效促进警察执法规范的必要路径选择。

论公安刑事执法工作如何应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有着"小宪法"之称的刑诉法迎来又一次的"大修",诸多的修改条文都与公安刑事执法工作息息相关,涉及证据制度、强制措施、侦查措施、刑事和解等多个方面。公安机关应当思考如何应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以促进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目的的实现。

论人民警察执法权益受侵害的原因及保障对策

当前,由于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人民警察执法权益受侵害的事件快速增加,成为新时期损害人民警察合法权益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系统地分析其多发的原因,深入地总结其表现形式及特点,并研究探讨人民警察执法权益的保障对策,对人民警察执法活动的顺利开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道路交通安全执法特点的警察权益保护研究

交通警察执法的特点决定其每天面对大量的道路交通参与者,其执法过程对道路交通秩序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其执法效果是其执法的权威性与当事人配合共同促成的结果。根据交通警察执法特点,通过细化妨碍交通警察执法行为和明确伤害执法警察的法律责任,在规范交通警察执法的同时实现对交通警察权益的保护,以达到提高交通警察执法权威,强化道路交通参与者法治意识的目的,进而提高通行效率,保证道路交通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