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nificance of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Its Impact on Matters Related to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 China

On December 13, 2006, the 61th UN General Assembly adopted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Disabilities. This is the first legally binding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 dedi- cated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the latest effort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protect and promote the human f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he Convention clarifies the rights of per- sons with disabilities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cultural and civil life and stresses that all signatory parties have the obligation and duties to ensure that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really enioy the same human rights,

公民基本权益的概念证成——以“强制亲子鉴定”备案审查案例为中心

202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备案审查工作报告中披露的“强制亲子鉴定”案的审查结论中认为,亲子关系涉及公民人格尊严、身份、隐私和家庭关系和谐稳定,属于公民基本权益,受宪法法律保护。该审查结论首次提出“公民基本权益”的概念,这既是对宪法上所规定的权利和利益的重大发展,也提出了如何认识基本权益的问题。通过分析发现,人格尊严、家庭关系和谐稳定属于我国宪法明确列举的基本权利,身份、隐私、亲子关系虽然未被我国宪法所列举,但仍然受宪法上人格尊严、家庭关系的保护。因此,公民基本权益是公民基本权利和基本利益的总称,宪法上明确列举的权利属于基本权利,而宪法上虽未列举但受宪法基本权利保护的属于基本利益。

被遗忘权视阈下个人涉疫信息善后处理的制度构建

互联网技术与海量数据的结合使得“圆形监狱”成为可能,大数据的介入更加剧了涉疫信息保护与侵权之间的冲突。要保护好个人涉疫信息,首先要理清删除权与被遗忘权之间的关系,并针对涉疫信息权益易受侵害、法律制度空缺、善后管理机制混乱等问题,探讨涉疫个人信息善后处理的制度构建。为此,或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7条为桥梁,将被遗忘权明确写入法律,推动涉疫个人信息善后处理制度的落实,即在明确涉疫信息删除标准的前提下,推进信息收集主体“主动删除”,强化信息主体通过申请或诉讼方式进行“被动删除”,以期最大限度地降低涉疫个人信息权益受侵害的风险。

个人信息侵权风险性损害的证成与认定

个人信息侵权损害源于个人信息权益或者其他人身、财产权益遭受侵害,损害的新型特征及复杂样态引发了救济难题。囿于传统损害观念无法回应信息社会风险治理的现实需要,个人信息侵权风险性损害(未来损害风险的增加、风险预防成本、风险引发的焦虑)在依据传统侵权损害理论寻求救济时面临困境。化解个人信息侵权风险性损害救济难题既需要理论支撑,亦需要方法论指引。风险性损害的可赔偿性因风险符合损害的质的规定性(法律上不利益的本质属性)与量的规定性(符合特定法律标准),是大数据时代实现侵权法多重功能的客观需要且符合法律体系逻辑推演结果而得以证成。风险性损害认定可以动态系统论为利益衡量的方法论基础,“实质性风险标准”和“合理性标准”构成动态系统论分析框架中的基础评价,个人信息类型及数量、信息处理目的、方式、持续时间、风险预防措施采取情况和影响后果等是动态系统论分析框架中的要素,在具体个案中应综合衡量相关要素并结合相应法律标准作出判断。

税收征管信息化趋势下自然人涉税信息保护的制度设计

为解决税收征管信息化背景下可能出现的侵害自然人涉税信息权益的问题,对自然人涉税信息保护的具体制度设计进行了研究。通过论证税收征管信息化对自然人涉税信息保护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从明确规定纳税人信息权、遵循兼顾限制征税权与保护纳税人信息权的总体思路两个方面提出自然人涉税信息保护制度设计的前提。进而,从完善涉税信息收集制度、强化税务机关保密职责、健全税务机关责任追究制度三个方面提出自然人涉税信息保护制度设计的内容。

论著作人身权的可转让性

当今世界的知识经济革命正在蓬勃兴起 ,知识已成为重要的生产力要素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我国已成为WTO的正式成员 ,版权贸易的发展将成为必然。如何规定版权的让渡是版权贸易必须解决的先决问题 ,它关系到版权贸易能否健康、迅速发展。应该说 ,到目前为止我国知识产权法学界对于著作人身权的问题缺乏深入的研究。为此 ,本文拟从实证的角度探讨著作人身权的性质、内容 ,剖析著作人身权的一些疑难问题 ,并论证了著作人身权具有可转让性。

个人信息权益的三层构造及保护机制

个人信息保护之目的并非保护个人对其个人信息的控制性权益,而是为了规制个人信息处理风险,防范与救济个人数据处理与利用活动可能产生的侵害后果。个人信息权益是工具性权利与目的性法益的集合。在内容构成上,个人信息权益体现为三层构造:第一,在宪法维度,基于侵害风险的不同类型,个人信息权益包含了以尊严为核心的基本权利所对应的个人自治、生活安宁、公正对待、信息安全四类法益;第二,在民法维度,个人信息权益包含民法上的隐私、名誉等个人信息关联权益,主要对应的是个人信息处理导致的现实损害;第三,在行政法维度,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是国家主导构建的“法秩序”的构成要素,作为国家规制的产物由公共监管积极型塑与保障。相应地,在个人信息保护的手段匹配方面,对个人信息处理风险的规制及对尊严法益的维护,应主要以公共监管与执行机制为中心展开,并在民事实体权益损害现实发生时激活民事责任机制;以此为基础,形成防范各类风险、辐射信息处理全流程、公法和私法多元手段协同的个人信息保护机制。

数据生产理论——数据资源权利配置的基础理论

人类正在进入数据驱动的时代,数据成为社会的基础资源,但数据一直被认为处于公共领域并妨碍着数据权利化,困扰着数据资源利用秩序的建立。描述特定对象的数据并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被生产出来的,并将数据价值(预测分析、发现新知)的实现过程界分为原始数据生产(采集)、数据集生产(汇集性处理)和数据分析(分析性处理)三种行为,并将前两个行为称为数据生产,提出数据生产理论。数据生产理论首先应区分数据生产和数据分析,原始数据的生产是建立在分析原材料提供者基础之上,应承认其价值并配置适当权利,以满足各种分析目的的数据集的生产。同时,数据生产还应区别数据来源,来源于个人的数据并不一定是个人生产的,只有个人在提供或创制了数据时才是数据的生产者。因此,数据生产理论是在将数据视为一种资源的情形下为数据上权利配置提供理论支撑,通过配置相应权利,构筑从原始数据生产者到数据集生产者,再到数据分析者的数据利用秩序。

生命法学与民事诉讼中的特别程序

生命科学的探索客观上亟待法律的规制 ,我国生命法学仅满足于空泛议论的状态应当改观。建议我国民事诉讼中的特别程序受理确认公民人身相关权利的案件。目前 ,在我国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特别程序对公民人身相关权利进行审查的内容至少有 :医疗性的性别变更权、辅助生殖技术享用权、代孕权。

2011年上半年中国传媒法治发展报告

2011年上半年,我国各级政府针对传媒领域的新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政策,广播电视的监管继续加强、互联网著作权保护力度加大、传媒名誉侵权案件层出不穷、个人信息保护现状不容乐观、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日益加剧、政府信息逐步走向公开、非法网络公关正在得到治理。

邓恩伯格论私法体系及债权物权的区分

邓恩伯格将私法权利主要分为财产权与关于人的权利;其中财产权包括了债权与物权,而继承权虽然并非财产权,但也是财产移转的方式,因此也在此论述;关于人的权利则包括人格权与亲属权。与此相应,其私法体系由总则、物权法、债法、人法———亲属法、继承法五部分组成。他还将债权与物权的区分主要建立在客体的不同之上。可以看出,邓恩伯格比较忠实地继承了萨维尼所构造的体系。

论领事关系中的个人权利

由于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的发展,国际法出现人本化趋势,领事关系法也不例外。国际司法机构通过解释《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件,确认嵌入《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下的个人权利,并且将这些个人权利纳入最低程序保障和生命权等人权框架内,推动领事关系法的人本化。

中国夫妻人身关系立法完善问题探析

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有关夫妻人身关系方面的规定,仍有许多不尽完善之处。特别是对夫妻之间应当具有的一些重要的权利和义务没有作出全面的规定,内容上仍显粗糙,不能适应中国新时期婚姻家庭关系发展变化和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需要。建议在今后修改《婚姻法》或制定《民法典》时,对夫妻的忠实义务、同居义务、夫妻生育权和家事代理权等重要内容作出相应的规定,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婚姻家庭立法。

著作人身权问题探疑——为促进著作财产权交易

在关于著作人身权妨碍著作财产权交易问题的讨论中,主张摒弃著作人身权制度的取消说和主张著作人身权进入商业流通的转让说虽不无可取之论,但因其主体论说无法自圆其说而不能解决问题。著作人身权虽与主体之间具有一定的可分离性,但这与著作财产权的可完全分离性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著作人身权进入商业流转有悖设权初衷,等于变相取消了著作人身权。应从现实国情出发,借鉴英、法等发达国家创设与改革著作人身权制度的有益经验,从而探寻重构著作人身权制度的路径。建议我国著作权立法在规定著作人身权不可以转让但允许适当放弃的同时,对著作人身权作出必要的限制,以利于著作财产权交易,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我国《民法典》时代雇佣关系的法律适用

雇佣关系在我国由来已久,并且其在现代社会仍然承担着重要角色。然而在我国现行民法制度框架下,雇佣关系的适用却存在着诸多困境:雇佣关系与劳动关系难以界分、雇员的人格尊严、人身权保护的水平不高。为解决上述困境,一方面通过分析雇佣关系的非社会化特征以及指示权行使特征,重新定义了雇佣关系,从而使雇佣关系更好地适用于《民法典》;另一方面综合运用《民法典》的体系优势、结合《社会保险法》对雇佣关系中雇员的人格权的易损性、雇主滥用指示权、雇员意外伤害维权难等问题进行规范和矫正。

论我国著作人格权纠纷的可仲裁性

知识产权可仲裁性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问题，但关于著作人格权是否具有可仲裁性并无较为细致的考察。作为一项民事权利，著作人格权的性质长期处于争议之中，其权利属性的双重性导致在《仲裁法》的适用中产生较大分歧。笔者尝试从著作人格权的属性入手，从历史和哲学两个角度论证其具有不同于一般人格权、并倾向于财产权的属性。又以公共政策为视角检视仲裁制度与著作人格权的发展与选择，论证将著作人格权纠纷纳入我国仲裁范围的可能性，并提供可行的法律解释路径。

论网络环境下著作人身权的移转

以网络技术为支持的数字作品有易复制、易传播的特点,这使著作人身权更易受侵害。因此要重视在网络环境中合理地将著作人身权进行移转,实行“人身权部分穷竭论”为基础的保护模式,这有利于促进版权贸易的发展和作品的传播,同时也是著作权发展的趋势。

人性与市民社会中的人——论现代民法中自然人制度结构的人性化特征

自然人作为现代民法中首要的民事主体制度，其本身的建构以及与其他制度的相互联系，无不体现文明的法治对人的终极关怀。故从普遍人性中的合理因素入手，探讨自然人制度建构对维护人性的应有功能是有意义的。

对法不容情的批判性解读——以容隐制度与亲属拒证权为视角

通过对中国的容隐制度和西方的亲属拒证权进行考察发现,亲属容隐制度与西方大多数国家所规定的亲属拒证权有着共同的价值基础。虽然这项制度在建国后被当作封建消极的东西予以摒弃,但是在当代中国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且具有回归的现实基础,应当在立法中重新设立这一制度。对“法不容情”应作批判性的解读。

夫妻人身关系法的社会性别分析

社会性别分析方法要求充分考虑女性和男性面对的不同的社会现实,分析法律规定对女性和男性的不同影响,尤其是可能给女性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而修改法律,以期实现男女之间的真正平等。我国现行婚姻法规定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但从社会性别视角观察,夫妻人身关系法中有些规定未能充分体现社会性别平等的要求,其实施结果并不能真正使女性获得与男性完全平等的法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