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会计信息质量——基于党组织参与治理的替代或互补效应

以国务院在2020年10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政策为研究契机,选取我国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研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会计信息质量治理作用的基础上,研究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是替代还是互补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发挥这一治理效应,以及剖析其传导效应和企业异质性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有治理效应,且“双向进入”式党组织参与治理会提升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治理效应,即存在互补效应;而“交叉任职”式党组织参与治理抑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治理效应,即替代效应。进一步分析研究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会通过促进企业创新和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对会计信息质量发挥治理效应,并在媒体关注度或盈利能力越高的企业中这种治理效应更好。上述研究结果不仅从新视角拓展会计信息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而且丰富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和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单独及联合治理效果,并为政府、企业等相关利益者在实践中发掘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积极作用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提供了有益的实践启示。

代位清偿制度释论

代位清偿制度的正当性在于,在债权人、债务人的实际利益不受负面影响的情况下,第三人对于债务履行的合法利益优于债务关系不被他人介入的利益。作为核心要件,合法利益原则上指法律利益,例外地也涵盖第三人与债务人或债务关系有密切关联、从而有事实利益的情形。法律利益可分为保存权利、实现债权、避免纯粹经济损失、维护民事活动四大类型,相应的第三人有物上保证人、普通债权人、承租人、连环交易的后手、共有人、股东等具体类别。在法律后果方面,对担保权移转、债务人是否担责两个重要问题应采如是立场:物上保证人、担保财产受让人代位清偿后能否随同债权取得担保权须区分情形判断;倘第三人提出履行而未履行或者履行不适当,债务人原则上仍应担责。

中国长期护理保险立法审视

长期护理保险立法是我国积极应对人口加速老龄化和保障失能弱势群体基本生存权的一项基础工程,属于社会法的调整范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49个国家试点城市政策“碎片化”和试点指导法规位阶偏低阻碍了制度推进和定型。立法需要遵循找准时间节点、先综合性立法后单行立法、创设性立法与授权性立法有机结合、尽早规范程序性立法内容等四个“尊重”基本原则。基于保险关系、服务购买关系与护理服务关系三个层面的各参与主体权利与义务的定位是立法的核心。保险人与保险辅助人在基金管理、经办管理、信息化管理和质量管理中角色地位的立法确认是制度健康、可持续运行的重要保障。其中,长期护理保险建制实行省级统筹,独立于医疗保险运行,委托市场第三方经办,以及统一管理与服务标准是管理机制立法的重中之重。制度参与主体尤其是保险辅助人的违法责任规范越详细具体越能规避道德风险。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以及保险辅助人多主体之间可能存在的诸多权责纠纷,依据现行相关法律和可能的法律创新,处理适用的法律关系立法需进一步健全规范。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的行政责任界定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是推动环境污染治理市场化、专业化、产业化的重要途径。然而,由于现有规则无法为各方主体行政责任的界定提供充分依据,在第三方治理中存在着第三方承担行政责任的情形不明确、行政处罚种类的适用及依据标准模糊、行政优益权的行使缺乏行政处分的有效规制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在区分第三方治理模式类型的基础上,明确第三方承担行政责任的情形,并以合同履行程度为重点,引入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确定行政处罚的具体方式,加强对环境行政协议的规范约束,促进第三方治理模式在运行中的有效性。

首例姐妹船碰撞案评析

我国海事审判中的首例姐妹船碰撞案件暴露了我国现行法律对姐妹船碰撞有关问题调整不足。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相关规定并结合首例姐妹船碰撞案件的具体案情展开分析,船舶保险综合险中船舶碰撞责任部分属于责任保险的内容,姐妹船碰撞情形下,船舶所有人既是责任船舶所承保的责任保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也是该责任保险合同中的“第三者”。船舶所有人作为“第三者”不能自己诉自己,已向船舶所有人作出赔付的财产保险人也不能直接起诉责任船舶的责任保险人,这就导致实际作出赔付的财产保险人遭受损失。为保障姐妹船碰撞情形下实际作出赔付的财产保险人的合法利益,建议在《保险法》与《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中分别对商业责任保险和保赔保险下“特殊的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作出规定。

医疗责任保险改革的新思维

医疗责任保险是转移医疗行业风险和化解医疗纠纷的有效工具。我国该险种刚刚起步,发展面临困境。着重探讨解决困境的有效方法,提出医疗责任保险应模仿"交强险"的强制性与第三方认证,采用医疗保险的保费计算方式,经营不以盈利为目的差额财政补贴的方式进行改革,从而保证不同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之间的公平性,使全社会承担医疗风险,保证无论发生多大赔偿数额的医疗损害赔偿,医疗机构都能正常运行,患者都能得到及时赔偿。

我国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的实践考察与完善对策——基于海南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与医疗责任保险结合为例模式

医疗纠纷诉讼外调解得到了各国的普遍认可与倡导,我国正在探索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其中人民调解与医疗责任保险结合模式是主流。该模式在海南省的实践较好地维护了医疗秩序,基本实现了纠纷调解与经济赔偿、风险预防、法律援助的对接。我国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可以主要从减少行政干预调解过程以保障独立开展,加大各级政府财政投入以保障工作经费,加强人才队伍综合建设以保障专业水准,探索建立调解监督机制以保障公平公正及立法推行医疗责任保险、以市场化分解医疗责任风险等方面入手完善,同时第三方还可尝试修复医患关系。

体育权利在《全民健身条例》中的实现

从分析体育权利的内涵和特征入手,对《全民健身条例》有碍于体育权利实现的问题进行分析,认为当前《全民健身条例》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法律责任主体的缺损、保障机关的缺位、全民健身保险制度不完善、农民全民健身的体育权利缺失等问题,进一步提出通过细化《全民健身条例》,增强可操作性;政企联动,建立相关的财政保障机制;完善体育保险制度;切实落实农民健身权利等几个方面的措施,确保体育权利在《全民健身条例》中的实现。

农村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实施之动因及策略

农村工业污染日益严重,污染事故频发,而损害赔偿有效救济不足,农民人身权、财产权难以保障。基于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理论,提出农村环境责任保险以切实保障农民权利。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理论分析方法,诠释农村环境责任保险的内涵,理论结合实际阐述其实施必要性。从农村工业企业投保内部动力不足与环境责任追究制度不完善及乡镇政府环境管理失灵等三方面分析农村环境责任保险实施之困境,并提出农村环境责任保险实施的有效策略,包括提高农村工业企业的环境风险意识与环保责任意识、健全针对农村工业企业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与责任追究制度、明确农村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强制性与政策性及加强乡镇政府、保险公司与金融机构的三方合作等,以切实保护农民的合法权利,保障农村社会的稳定与持续发展。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二元结构论

关于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应当结合食品科学的研究以及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危险程度等因素,将转基因食品、儿童食品等纳入强制责任保险,不能笼统地将所有食品安全责任纳入强制责任保险。对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实行强制保险和自愿保险二元结构。就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而言,强制投保的对象应仅限于生产者,在认定保险人的除外责任时,应正确认定被保险人的"故意"。在食品安全责任自愿保险领域,针对投保率低的现状,应当在税收、食品营销等方面采取相应措施,来推动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发展。保险人的保险金给付义务仅限于损害补偿部分,惩罚性赔偿金的目的在于惩罚生产者、销售者,因此不能通过责任保险来分散风险。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经验数据的检验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D&O保险)是一个市场化的外部治理机制。基于沪深证券交易所2003—2017年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D&O保险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研究发现,D&O保险显著提升了关联交易总水平、关联销售金额和关联购买金额;根据控股产权性质分组研究发现,D&O保险对非国有控股公司关联交易的正向影响,比对国有控股公司更加显著;D&O保险、关联交易均与公司价值显著正相关,且关联交易发挥中介效应。研究表明,D&O保险通过监督效应提升关联交易,并促使其对公司价值发挥支持效应。研究加深了对D&O保险治理职能的理解,更新了对关联交易经济后果的惯性认知,对促进公司治理治理机制建设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雇主追偿权

随着经济的发展,雇主责任案件普遍存在,促生着对雇主责任制度的规范,相关司法解释在规定了雇主责任的同时规定了雇主追偿权,但真正实现雇主追偿权却存在困难。实务中应将雇主追偿的条件限于雇员故意和重大过错的情形,同时对雇主追偿的范围进行限制。通过对雇主责任险的拓展,积极发挥雇主责任险的作用,分担雇主责任。

论完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法律制度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障范围应为被保险机动车所致道路交通事故中除本车人员、车外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保险人"无责赔付"原则不仅于理不通,而且在实践中难以有效推行,应改采"有责赔付"原则。为保障受害人能及时获得足额的赔偿,应赋予其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机动车交强险应采取由保险公司代办经营的经营模式。社会救助基金的资金来源应进一步扩大。

完善医疗责任保险运行模式的探讨

医疗责任保险对于促进医患和谐,维护医患双方合法利益,促进医学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然而目前福州市的医疗责任保险的运行情况却不容乐观。文章从保险运行存在的问题入手,提出效仿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建立医疗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合理设计保险方案,实现医疗风险的社会共担。

影响美国医患关系的相关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介绍了美国应对紧张医患关系所采取的一些制度和措施,如立法规范医患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改革医疗费用支付方式与完善健康维持制度,实施医疗责任保险制度,规范医疗纠纷处理方式等;并提出了缓解我国医患关系的一些启示:完善医疗立法,明晰医患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推动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发展,维护医患双方的正当利益;建立完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分担医务人员的执业风险;建立合理的医疗费用支付方式,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的增长。

从侵权角度看保险人的恶意拒赔--以美国保险法中的恶意侵权为例

在美国,保险人没有合理的基础却恶意地拒赔或拖赔被保险人的索赔时,可以适用恶意侵权责任对其进行规制。该责任是以合同中当事人应善意而公平交易的默示约定为基础的,它于合同之外而构成独立的侵权责任。恶意侵权责任最早见诸于第三方保险之中,其后扩展到第一方保险,表现为保险人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被保险人之上而拒绝赔付保险索赔或者拒绝与第三方原告进行和解,因而造成被保险人的损失。在责任范围上,恶意侵权责任包括保险金、律师费、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赔偿等。尽管还没有得到完全一致的认可,但是保险人的恶意侵权责任在美国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对于我国实践也有借鉴意义。

中国的法人概念无需重构

独立承担责任是否为法人的基本特征尚存争议。大陆法系的民事主体只有自然人与法人,独立承担责任不是法人的特征,合伙企业也是法人的观点并不符合实际。法国、日本等国采取广义的法人概念,德国等国却采取狭义的法人概念。法人是"模仿自然人"而产生的法律拟制物,不是自然人的"对应物"。从"自然人—法人"两分法理解法人概念,是对法人概念的误解。民事权利能力是民事主体的本质特征。自然人、法人与其他组织具有权利能力,均为民事主体。独立承担责任是法人的根本性特征,能够独立承担责任的社会组织才成为法人。权利主体与独立责任的关系不是一一对应关系,具有独立承担责任能力的主体只有自然人与法人。普通合伙企业属于非法人组织,为典型的第三类民事主体,但非法人组织具有广泛性与开放性。中国的法人概念是由历史形塑而成的,与德国、美国的概念基本相同,甚至比德国的法人概念更完善,可以适应中国社会经济建设的需要。

论惩罚性赔偿责任的可保性及其扩张

在惩罚性赔偿责任的可保性普遍被保险实务所否定的当前背景之下,对其可保性问题的研析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惩罚性赔偿责任的可保性可以从保险法理论与实践和制度效益与政策考量两个方面得到证成。一方面,其既不违反责任保险只承保民事赔偿责任,以及故意行为所致损害不可保的一般保险法理,亦未造成额外的司法实践困难。另一方面,其并未在实质上妨碍惩罚与威慑功能的实现,且相较于不可保的做法,其反而更符合社会公共秩序,更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除此之外,责任保险的特性决定了故意行为所致损害不可保的一般规则其实不应适用于责任保险领域,因而应当将惩罚性赔偿责任的可保性予以进一步扩张。但是,为了防止过重的危险负担义务危及保险业存续,此时必须设置保险人对故意被保险人的法定追偿权这一配套机制,以更好地实现第三方保险中各方利益的平衡。

我国责任保险市场发展问题研究

本文系统研究中国责任保险市场发展基本状况,分别从我国责任保险的保费情况、市场份额、保险深度和密度等角度,分析责任保险市场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指出违法成本低、法律外部环境不健全、国家与保险公司重视程度不够是当前责任保险发展不足的主要原因。随后本文总结了发达国家责任保险的发展经验,并结合国内实际,提出了扩大责任保险的有效供给、增加责任保险的有效需求、因地制宜发展责任保险、完善与责任保险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部分责任保险需强制实施等在内的五条建议。

未来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用人者责任制度的完善

我国现行的用人者责任制度存在一些重大的问题,需要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编纂中予以解决完善。首先,第三人侵权赔偿责任与工伤保险赔偿的关系应予明确,即二者可以并存,但是为了避免违背禁止获利原则以及工伤保险赔偿基金的浪费,应当认可已支付的工伤待遇中那些与侵权赔偿项目的性质相同、填补的是同一损害的项目,不能重复给付,必须予以扣减;其次,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在执行工作任务时遭受来自本单位的其他工作人员的侵害时,如果构成工伤,则受害人或其近亲属只能获得工伤保险待遇,不能要求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第三,提供劳务与接受劳务的自然人之间,如果提供劳务者因劳务而遭受损害的,其要求接受劳务者承担的侵权责任应明确为无过错责任而非现行法的过错责任。最后,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应当明确用人者对被使用者的追偿权,但该追偿权的行使仅限于被使用者在执行工作任务或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因故意或重大过失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