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侦查中的辩护困境及其应对

大数据侦查的广泛应用令控辩关系呈现出对抗性有余、协作性不足的特殊性,必须依靠有效辩护理念改善控辩失衡的侦查格局,寻求控辩双方的实质性对抗。然而,大数据侦查中律师辩护面临诉讼权利保障不足和辩护流于形式的现实困境,使得律师有效辩护的空间不断被压缩。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大数据侦查与无罪推定原则、控辩平等原则以及因果性证明逻辑的矛盾。为调和这一冲突,提升辩护效果,有必要从辩护理念、权利保障以及技术反思等三方面着手,在“数字无罪”理念指导下完善并加强对辩护律师知情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等诉讼权利的保障,在技术反思的基础上明确大数据技术对侦查机关的辅助作用,并推进智能技术与刑事辩护的有机融合,实现控辩关系向平等对抗的理想状态转变。

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的实践反思与制度重塑

调查核实权运用得当与否,直接影响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的发挥。实践中,检查公益诉讼的调查核实权存在适用方式单一、强制性措施缺位、配套机制不足等问题,造成检察机关难以承担公益诉讼所要求的举证责任。分析26个省级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文本,总结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的成功经验,从规范调查核实方式的适用程序、健全调查核实的强制性措施、完善调查核实的配套机制等维度形塑调查核实权运行保障的应然路径。

论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困境及其破解——以近年刑事司法改革为视野

自从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构建以来,调查取证难的问题一直在实践中难以解决。在近年刑事司法改革的视野下,充分落实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具有重大意义。推进刑事司法改革视野下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充分落实,可以从权利本身出发,充分保障自行调查取证权和申请调查取证权,从实践问题出发,赋予值班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从未来路径出发,探索律师调查取证的新途径。

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实现困局与完善路径

在现代刑事诉讼中,调查取证权是律师辩护权的基本内容,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1条对此进行了规定,包括侦查阶段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但是由于立法对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规定不明、相应的操作性规范缺位、律师执业保障不足、社会认识偏差等一系列原因,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遭遇制度和实践的双重困境。我国应当充分认识到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的特殊意义,加快完善律师的执业保障机制,明确规定侦查阶段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及其范围和方式,进一步规范律师刑事责任的认定和追究机制。

律师侦查阶段调查取证权新探

从论理解释的话语切入,横向比较英美和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修改后的新《刑事诉讼法》在"实然"与"应然"间赋予了辩护律师侦查中的调查取证权。然而,侦查阶段引入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并非意在形成实质平等的两造对抗,而在于规范修正侦查行为,遏制非法侦查以及保证侦查的客观全面,其对案件侦查带有"补遗"、"纠偏"的辅助性效果。因此,面对侦查权,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应予必要限制,保持"谦抑",在具体实践中要比照任意侦查,从明显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事项入手。除此以外,侦查机关与辩护律师的观念转变,相关配套制度、措施也应有效跟进,为新制度的推行提供坚实的条件支撑。

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之理性思考

调查取证权是刑事辩护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增加辩护方抗辩能力的有效路径。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自行调查取证权没有明确的规定,围绕新《律师法》修订实施后是否有所转变也存在诸多争论。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一定的调查取证权是必要的。侦查阶段律师的调查取证对象应当侧重为"犯罪嫌疑人不构成犯罪的事实"。

对起诉后检察机关自行强制取证的质疑

在刑事公诉案件中,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后,不应继续享有自行以强制手段调查取证的权力,因为这种做法侵害了法院在案件起诉后的诉讼主导权,使公诉权失去制约,同时违背控辩平等原则,也无法保障审判阶段集中审理的实现。因此,必须在我国构建对公诉的证据进行审查的起诉审查程序,防止检察机关对不符合证据标准的案件提起公诉;同时禁止检察机关在起诉后自行强制取证,废除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机关可以在审判阶段补充侦查的规定,而应赋予检察机关与当事人平等的调查证据申请权,将决定起诉后是否可以进行强制取证的权力交由法院行使。

民事案件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困境与路径

目前中国证据收集制度仍不完善,虽然在《律师法》和《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但并未规定该权利受到侵害时的救济措施,也未对律师调查令等相关制度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律师调查取证仍旧十分困难。民事诉讼中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对于查清案件事实、依法公正裁判具有重要意义。应当在立法上设置科学的制度体系,在民事诉讼中建立健全律师调查取证权制度。完善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授予制度、律师调查令制度、滥用调查取证权的追责制度以及明确规定相关协助主体义务的法定性。

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保障研究

新《律师法》对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做了较大修改,进一步增强了律师的权利,但法律的立法体现并不等于法律的司法实现,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利目前还存在着多重障碍,首当其冲的就是刑事实体法的立法障碍。通过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内容的概述,同时结合《刑法》第306条的规定,研究探讨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存在的主要障碍,并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保障问题提出建议。

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实现的障碍及路径选择

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应当是辩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侦查阶段辩护律师是否享有调查取证权对于提高律师的辩护效果、更好地维护被追诉人的权利具有重要的作用。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虽然明确了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地位,扩大了侦查阶段律师的权利,但对于侦查阶段辩护律师是否享有调查取证权,法律规定得比较模糊,2012年底新出台的法律解释对此也未明确规定,由此而带来了诉讼实践问题的产生。因此,立法上应当明确规定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并进一步细化制度设计,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司法保障和救济等配套措施。

透视私人侦探取证

私人侦探取证在世界上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在诉讼中起着很大的作用。然而我国官方却不承认其合法地位,使得我国的私人侦探取证处于地下活动,限制了其发展。文章通过对私人侦探取证相关问题的探析,希望能为私人侦探取证拂去疑云,并对私人侦探取证的规范和限制提出建议。

再论检察机关的民事证据调查权

2012年《民事诉讼法》为适应其赋予检察机关的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权,赋予检察机关以民事证据调查权,不过其对询问当事人、证人以外的证据调查方式没有规定,也没有规定被调查人不予配合的情形。2017年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赋予检察机关以民事公益诉权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剧了检察机关民事证据调查权的立法与实践需要之间的矛盾。从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职能出发,结合检察机关行使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权的不同情形,应该赋予检察机关以查阅案卷材料的权力。在民事公益案件中,还应当赋予检察机关以强制的方法收集证据的权力。

论第三人证据披露义务

确定第三人披露证据的义务可以大大节约诉讼资源,有利于诉讼真实的发现,有利于我国的审判模式从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转变。英美法系国家通过证据开示程序要求第三人披露证据;大陆法系国家是通过规定第三人的协助义务予以确认。我国关于第三人证据披露义务的法律规定条款极少且不完善。完善我国第三人证据披露义务的基本思路:坚持第三人证据披露义务立法原则,把第三人证据披露义务的范围限于文书证据的范畴,请求第三人披露证据的阶段应当限制在举证时效之内,如果第三人违背披露证据的义务就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

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权利与义务——以民事公益诉讼为视角

检察机关作为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的坚强后盾,在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组织和个人背后给予了大量的帮助与支持,随着公益诉讼制度的不断完善,检察机关在民事公益诉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纵观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具体可操作的规定,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如“空中楼阁”一般,这就导致了实务中各种做法层出不穷。因此,检察机关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诉讼地位、支持起诉方式、程序等支持起诉的权利与义务方面的规定亟需明确,并制定完整的支持起诉的法律和实施细则。

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现状分析及完善对策

调查取证权是律师享有的重要权利之一 ,也是律师顺利执业的保障。就目前我国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来看 ,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实践当中 ,都存在诸多不尽人意之处。针对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现状 ,分析其原因 ,提出完善对策 。

我国辩护律师证据收集权之审视

近些年,随着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我国辩护律师证据收集权取得了长足进步,赋予了辩护律师侦查阶段辩护人地位、扩大了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完善了相应的程序性保障措施,但即便这样,我国现有辩护人证据收集制度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在申请调查取证权方面,存在接受申请的主体不合理、审核标准过于主观等问题,在自行调查取证权方面,存在自行调取证据的空间小、自行调取证据不被认可、自行调取证据的风险过高等问题,对此,有必要通过法律明确规定拒绝申请必须说明理由,建立相应的救济程序,加强人民检察院对侦查阶段的监督。

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实施难题及出路

调查取证权是律师辩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限到丰富的过程,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之进一步完善。但是,律师调查权仍然面临侦查阶段不明确、自行调查取证尴尬、审查调查取证程序不完善等问题,影响了该权利的行使。因此,遵循于立法本意,应当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赋予豁免权、降低律师执业风险,完善申请调查取证的程序,引进委托调查模式。

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研究

为实现人权司法保障的价值目标,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于辩护制度作出了较大的修改和完善。然而,立法上对于辩护律师于侦查阶段是否享有调查取证权的问题却采取了回避的立法态度,这就使得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这一问题的长期争论依然悬而未决。从刑事诉讼的整体框架并基于价值分析和体系分析的多元视角对其进行检视,侦查阶段辩护律师应当享有调查取证权是有多重原因的,而赋予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又是现代刑事诉讼所承载的法治与文明趋向的必然要求。

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界定及法理价值探析

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作为辩护律师辩护权的核心权利,在一定意义上是公民权利的延伸,同时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从刑事诉讼证明理论的角度分析,其属于举证责任的范畴。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进行准确的界定,探析其存在的法理基础,可以发现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建立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不断追求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价值的基础之上的。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对于实现控辩平衡,追求诉讼民主和诉讼效率有着巨大的积极意义。

论辩护律师申请调查取证权的实现

对辩护律师的申请调查取证权,我国立法上早有规定但缺乏可操作性。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作出了一些细化的规定,但是在准许理由、决定主体、权利行使的时间起点上仍存在漏洞,不利于该权利的行使。而在刑事辩护实践当中,律师调查取证仍然面临不少顽固的障碍,这显然不利于实现被追诉人和辩护律师的权利,造成了公正诉讼价值的遗失。因此有必要提出具体的措施来推动辩护律师申请取证权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