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基于债权人撤销权的独立参加

《九民纪要》第120条认可债权人通过第三人撤销之诉行使撤销权,但仍不足以有效因应债务人虚假诉讼对债权人的损害,因此有进一步讨论“债权人通过诉讼参加行使撤销权”的必要性。从诉讼地位角度看,债权人只有拥有独立诉讼地位,才能在诉讼中有效阻止虚假诉讼产生。然而,我国司法实践对主张撤销权的债权人是否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存有争议。从民事诉讼的独立参加理论看,我国法下债权人通过独立参加行使撤销权的正当性和路径,可从两方面展开解释:一方面,通过将《民事诉讼法》第59条第1款的“提起诉讼”解释为“提出诉讼请求”,可化解我国规范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矛盾;在此基础上,结合《民事诉讼法》第59条第1款的制度目的,通过将“独立请求权”解释为“第三人基于自己的实体法权利或衍生于实体法权利的救济性权利,对本诉当事人提出具有否定本诉诉讼标的效果的请求权”,可以将债权人撤销权解释为独立请求权的一种,进而证成债权人通过独立参加行使撤销权的正当性。另一方面,结合《民法典》第538条和第539条,可进一步确定和细化我国法下债权人通过独立参加行使撤销权的条件。

中国刑事缺席审判的上诉体系研究

上诉制度体系的完善程度直接关系刑事缺席审判程序的正当性。目前理论对缺席被告人近亲属独立上诉权之立法目的研究存在片面化、现行上诉制度设计忽视被告人缺席因素,导致上诉权的落实存在障碍,且与重新审理的关系存在混乱。因此首先应明确近亲属上诉权的双重立法目的,即维护缺席被告人和其近亲属的合法权利,并证伪“近亲属独立上诉权可能会侵害缺席被告人合法权益”命题。在此基础上明确近亲属的诉讼参与人地位、合理限定近亲属上诉权的行使条件,并构建符合刑事缺席审判特征的上诉体系,如明确上诉客体包括刑事缺席裁定、厘清上诉权与重新审理的关系等,进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权的相关问题解析

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一个难点,被害人陈述意见的依附模式不能满足被害人权利保障的需要。赋予被害人独立的量刑程序参与权,使其享有独立的量刑建议权,是被害人权利保障的出路。对于被害人应否享有独立的量刑参与权虽有质疑与担忧,但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权确有必要,且具有相应的法理依据。菜单选择的量刑参与模式非但不会减损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效率功能,还可能促进效率的提升。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权,法律后果明晰,有利于定纷止争,不会“绑架”公诉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公力合作模式可以兼容加害人与被害人的私力合作,不会导致冲突和内耗。

迈向多元化:我国量刑独立的基本进路

中国量刑独立的最终去向是迈向多元性。特别是相较于定罪程序,量刑程序因量刑信息的多元、参与主体的多元和量刑规则制定主体的多元而呈现出开放性特质,并因为量刑形式、方式的多变和量刑证据规则的宽松而呈现灵活性特征。

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权的理论依据——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视角

基于制度的功能定位,不具有主体参与地位的被害人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权利保障存在制度性难题,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的权利是解决被害人权利保障困境的出路所在。赋予被害人该权利是否具有法理依据值得探讨,这关乎被害人权利来源的正当性问题。被害人诉权是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权的理论前提,权力制约是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权必要性的理论依据,被害人人权保障是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权的思想基础,纠纷解决诉讼目的是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权的理论导引,刑罚个别化思想是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权的实体法理论依据。

被告人不认罪案件量刑程序的构建——以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模式为视角

两高三部于2010年9月13日联合签发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在中国确立了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模式,并对相关机关的职责、量刑程序、当事人的权利保障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但该意见存在不能有效保障被告人不认罪案件中被告人的量刑参与权和辩护权的缺陷,从而可能对司法公正与人权保障造成负面影响。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是在坚持相对独立的量刑模式的前提下,确立"先定罪、后量刑"的两步式庭审程序,并进行被告人不认罪案件量刑程序的构建。

论相对独立量刑程序中被害人的地位和权利

虽然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害人具有当事人的地位,但被害人的权利常常在"以被告人为中心的"、定罪量刑"一体化"的审判中被忽视。之前的"量刑制度改革"为被害人之当事人地位的"实质化"提供了契机,本次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应该将被害人的保护由司法解释的层面提升到立法的层面。对此,在分析被害人在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中具有诉讼主体地位的正当性后,提出保障其能够有效参与的权利,以期达到保护被害人和量刑公开、公正的目标。

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障问题研究

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对被害人参与权的改革和发展,是国际刑事司法政策一个突出的方面。保护被害人的权利是刑事诉讼机制科学、公正的价值体现。刑事诉讼中不仅要完善对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护,而且应当同时重视和加强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只有这样,才能更完整、充分地体现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含义,不致使诉讼活动偏离公正的轨道。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被害人权利保障的实现路径——以制度的功能定位为视角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效率和政策的二元功能定位与被害人权利保障兼有冲突与契合,“效率优先,保障公正”的价值取向使被害人权利保障的制度空间较为有限。实践表明,间接参与量刑程序的依附模式使被害人权利保障具有流于形式的倾向,司法机关缺乏保障被害人权利的动力。赋予被害人独立的量刑参与权限,实现从依附模式向独立参与模式转变是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的出路所在,赋予被害人独立建议权具有相应的法理依据。在现行法律框架体系之内,根据适用和解程序与否,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可以分别赋予被害人基准刑20%和10%的独立量刑参与权限幅度。被害人独立量刑建议的菜单选择模式能够保障诉讼效率不受减损,同时可以使不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普通被害人也能实现其自主意志。为完善权利保障机制,应当同时设立被害人独立参与量刑程序的权利救济制度。

最后的持守:律师参与死刑复核再评价

目前,我国还不具备全面废除死刑的条件,但通过程序保障慎用死刑,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律师充分介入死刑复核程序,对于保障该程序功能的实现尤为关键。因此,有必要检视我国现行刑事政策下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与构造,使律师按照《刑事诉讼法》总则部分关于辩护与代理的规定享有相应的辩护权;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进一步扩大人权保障的成果,充分发挥律师在实现死刑复核程序的功能和价值方面的作用。

民事诉讼中第三人权责不对称问题研究——以我国参加效制度的缺失与构建为中心

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对等是公平原则的要求,我国的民事诉讼中却存在着第三人权责不对称的问题,其中参加效的缺失是其典型表现。生效裁判对非当事人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产生何种效力,在立法上缺乏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或者适用既判力、或者适用事实预决效力。然而,参加诉讼的第三人与当事人、一般的案外人在诉讼地位与诉讼权利方面均不相同,使其与当事人或一般案外人承受相同的裁判效力具有不对称性。为此,我国亦有必要构建参加效制度,在借鉴域外参加效制度与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特殊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考察参加效与既判力、预决效力的差异,以确定我国参加效的特征与适用范围。

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中的量刑程序评析

设置完备科学的量刑程序能够确保量刑公正的实现,量刑程序作为刑事审判程序中的重要一环,必须具备审判程序所要求的各种内在品质,这样才能使凭借量刑程序而得出的量刑结论公正,才能真正树立司法权威。采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英美两国,其量刑程序具有彻底的独立性、完备的程序要素、重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障等特点,可为深化我国正在进行的量刑程序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被害人参与研究

自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以来,公安司法机关和被追诉人获得了更多的程序参与权,可以对相关的诉讼程序施加重要影响。与此同时,没有明确被害人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诉讼权利,相关规定比较模糊,缺乏可操作性。基于正当程序原则、查明案件事实需要、保证认罪真实性、监督公安司法机关以及实现社会稳定等多方面因素的考量,应当赋予被害人一定的诉讼权利并明确其相对独立的主体地位,确保其可以有效参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从具体权利上来看,包括知情权、发表意见权、认罪真实性监督权、获得帮助权以及救济权。